大年三十那盒饺子，高启强记了二十年，临死前还在说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一顿，但说实话，我重刷的时候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安欣把饺子端进去，又把电视音量调大让他听春晚，这当然是善意。可高启强吃完饺子之后发生的事，才是真正把他推上另一条路的开关。
安欣开车送他回旧厂街。就这么一趟，唐小龙唐小虎态度直接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动上门叫强哥。他们怕的是高启强吗？怕的是“高启强背后那个警察”。
高启强怎么做的？他没撒谎说安欣是我哥们。他只是没否认。就这个“没否认”，够他吃一辈子，你说这怪谁呢。安欣给的是善意，高启强拿走的是一种体验，原来被人高看一眼这么值钱。善意是一次性的，这种“有人罩着”的爽感，是会成瘾的。
我每次看到有人把高启强的堕落全算在环境头上，就觉得漏了一大块。他第一次真正沾上人命那件事，徐雷在电鱼的时候意外被电死。他第一反应是后退，想跑。
然后他折回去了。抹指纹，擦痕迹，慌乱里留了半枚，成了安欣后来怀疑他的起点，关键不在于徐雷怎么死的。关键在于徐雷死了之后，他完全可以报警。他没报。他选了自保。
自保这件事本身不丢人。问题是自保之后，你得用更多的谎去圆。安欣其实在街边跟他说过一段话，说自己十三岁没了父母之后添了个毛病，说谎，可能是因为没安全感，但后来改了，你要是说一个谎，就。
这话说得够直白了吧。安欣等于把自己的底牌翻给他看了：我知道那种不安全感是什么滋味，我也走过用谎话垫底的日子，但我停下来了。高启强听懂了没有？他听懂了。他接着往下走了。
那两万块钱拿到手的时候，他背着家的方向哭了一场。哭什么？哭害怕，也哭自己知道回不去了。他知道。那一刻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和那个在旧厂街卖鱼的高启强之间，多了一样东西，也多了一道口子。
然后你再看后面的事，就特别有意思了。高启强当上老板了，穿西装打领带，身边一群人喊强哥。可他隔三差五还往老菜市场的鱼摊跑，躺在那张破躺椅上，说只有在那睡觉才踏实。
他跟安欣吃饭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其实很羡慕你，能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你品品这句话。一个京海最大的黑老大，对着一个警察说羡慕你活得像个人。他不是在客气，他是在说一件他自己都不太敢细想的事：他拥有的东西越多，他离“活得像个人”就越远。
但你要说高启强对家人不好，那也不对。他对高启盛、对高启兰，那是真的掏心掏肺。为了弟弟开店那两万块钱，他把自己扔进了徐雷那摊事里。问题恰恰出在这儿。他太习惯用“我是为了家人”来解释一切了。
有心理学教授拆过这个角色，用的词叫道德执照。一个人做了大家公认的好事，比如牺牲自己照顾弟弟妹妹，他就会下意识觉得自己拿到了一张许可证，接下来做错事也应该被理解，包括伤害别人的家人。
保护和照顾家人是普世价值。所以这张执照太好用了，好用到他每一次越线的时候，都能掏出来晃一下。这一次是为了弟弟，下一次是为了妹妹以后不受欺负，再下一次是为了公司里那么多张嘴巴等着吃饭。
底线这个东西不是一刀切断的。它是被“这一次”和“下一次”一层一层往后推的。推到某个位置之后，他自己都懒得算原来那条线画在哪儿了，安欣为什么让他难受。不是因为安欣能抓他。真要论手段，高启强有的是办法。问题是安欣见过他没拿执照之前的样子。
高启强在临刑前问安欣，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的那个高启强，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安欣说哪有那么多如果，这段对话被好多人当成煽情来哭。我倒觉得高启强问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心里清楚答案。他不是在问安欣，他是在问那个二十年前坐在公安局里吃饺子的自己。那个自己还会掉眼泪，还会说谢谢，还知道害怕。
大结局安欣又送了一次饺子。高启强隔着铁栏杆，手握成拳举了一下，敬安欣。命运闪回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曾经那个鱼贩子时期的自己。他需要用一个“敬”的动作去面对那个人了。那个人已经不在他身体里活着了，变成了一个需要隔空打招呼的旧相识，你说他失去的是安欣吗？安欣一直坐在对面。他失去的是财富吗？到那个份上钱早就不重要了。他失去的是那个还知道“这件事不对”的自己。
只要一个人还知道疼，还知道哪件事做完了夜里睡不着，他就还有一根线连着原来的自己。高启强把那条线一根一根剪断了。剪的时候每一根都有理由，每一根都说得通，说到最后他不用再说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问一句，你们觉得高启强是从哪一步开始真正回不了头的。是徐雷死的那天晚上，还是他第一次没有否认“安欣是我哥们”的那个下午，还是更早，早到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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