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华社200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钱学森秘书涂元季访谈｜澎湃新闻《钱学森之问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0年）｜光明网《"高等教育要提高质量办出特色"》（2006年）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5年夏天，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一间病房里，窗帘半掩着。
午后的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来，落在病床边的书页上。
床上的老人满头白发，身形瘦削，可那双眼睛依旧清明有神。
他叫钱学森，这一年，他九十四岁。
站在病床前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一次探望，两人谈了很长时间。
谈的是国家正在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谈的是自主创新，谈的是未来十五年中国的科技要往哪走、步子怎么迈。
老人听得很仔细，时不时点头，眼神里透着一股认真劲儿。
等话头差不多要收住的时候，钱学森却慢慢坐直了身子。
他没有顺着话题往下接，而是忽然把话头引向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地方。
他对温家宝说，您方才说的那些，他都同意。
可在老人看来，还缺了一样东西。缺的，恰恰是那件最要紧的事——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这一句话，让整个病房的气氛都沉了下来。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把大半生都献给国家航天事业、亲手造出过导弹和卫星的老人，到了晚年，反复琢磨的既不是火箭，也不是飞船，而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
钱学森郑重地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反复提起的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有一个原因很重要。
这句话，白纸黑字登在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也成了日后震动中国教育界的一道难题。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钱学森之问"。
钱老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声音也不大。
可这句话背后藏着的分量，远比字面上要重得多，也远比人们当时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
[一]【病床前的那番话】
先把那天最要紧的原话，原原本本摆出来。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病房里探望钱学森。
那一天，他向钱老介绍了国家正在组织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的情况，也谈了未来十五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十二个字，后来人们都熟悉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钱学森听得很专注。等温家宝讲完，老人接了一句，说的是"您说的我都同意"。
可紧接着，他就补上了最要紧的半句："但还缺一个。"
缺什么？缺的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
钱学森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清清楚楚，原话是这样："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句话，经国务院办公厅审核，由新华社公开发布，登在了200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
老人还特意多叮嘱了一句：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在场的人把这番话听进耳朵里，当时只觉得钱老想得深远，未必立刻掂量出它的分量。
可这话一说出来，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十几年都没有散去。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琢磨。温家宝那天讲的，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一套完整的科技方针。
钱老并没有反对其中任何一条，他说"我都同意"。
可老人偏偏在整套方针之外，单独拎出"培养人才"这四件事之外的一件，说这才是在他看来最要紧的。
说白了，老人心里那杆秤，从来就没偏过：机器、项目、资金，都是绕着人转的；人培养不出来，别的都是空话。
这份清醒，不是随便哪个科学家都能有的。钱学森敢在总理面前这么直白地说话，靠的是他这一辈子的本事和经历。
他那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才让他有底气问出这么一句沉甸甸的话。
[二]【这位老人，凭什么问这句话】
钱学森问这句话，问得理直气壮。要明白这句问话的分量，得先知道他这个人是谁。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他的父亲钱均夫，是早年留日归来的教育家，母亲章兰娟也出身书香门第。
这样的家庭，给了他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1929年，十八岁的钱学森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这个专业，和他后来干的航天事业，表面上离得挺远，可在那个年代，交大的工程教育在全国是数得上的。
1934年毕业之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留美公费生。
先是在杭州笕桥的飞机场实习了一段时间，然后收拾行装，踏上了赴美求学的船。
1935年，钱学森到了美国，进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一年下来，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可他并不满足，1936年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拜在当时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门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加州理工，他把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这些底子打得极扎实，二十多岁就拿下了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钱学森就已经崭露头角。
他跟着冯·卡门，参与了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组建，在火箭技术、空气动力学这些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年纪轻轻，就成了美国科学界数得上的年轻学者。他的名字，后来还出现在美国五角大楼的一长串档案名单里。
这段求学的路，对钱学森影响太深了。他后来反复跟人讲美国大学里的那套做法——怎么培养学生，怎么让学生放开手脚去闯，理工怎么结合，师生之间怎么讨论问题。
这些亲眼见过、亲身经历的东西，成了他晚年思考中国人才问题的底本。
不过，钱学森没有留在美国。1950年，他打定主意要回国。可那时候，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美国方面不肯放人，先是把他拦了下来，后来又对他采取了长达五年的软禁。
他的行李被扣，电话被监听，信件被拆看，行动处处受限。
这五年，对一个正当盛年、满脑子都是科研想法的科学家来说，是整整五年的煎熬。
可这些都没能拦住他。
1955年10月，在多方努力和帮助之下，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国之后，他没有片刻停歇。
1956年，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出任首任院长。
从那以后，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的火箭，从无到有，一步步送上了天；中国的导弹，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一步步打了出去；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参与组织了"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了核爆炸。中国人自己搞的导弹核武器，就这么诞生了。
因为这些成就，钱学森被尊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
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位老人心里装的，从来不只是导弹和卫星。
他这辈子站得高、看得远，目光早就不止盯着眼前那几件东西了。
[三]【一个造火箭的老人，晚年为啥放不下人才】
晚年的钱学森，身体渐渐不好，住进了医院。可他那颗心，一分钟都没闲下来。
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国家的未来，民族的下一代。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后来回忆，钱老晚年一直有个习惯，就是连续几年关注国家科技奖励的获奖名单。
他一张一张地看，一个一个名字地看，看着看着，心里就泛起了嘀咕。
名单上的人不是没有，可能够开宗立派、让国际上都服气的顶尖大师，怎么越来越少了？
老人心里这份落差，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积攒了很多年。
他见过真正的创新是怎么长出来的，也清楚顶级的创新人才是怎么一步步冒出来的。在他看来，这件事，比眼下多造几颗卫星更金贵。
钱学森反复念叨的，有一个字特别值得琢磨——"冒"。
他说杰出人才"冒"不出来，用的不是"培养""制造""打造"，偏偏是一个"冒"字。
这个字有讲究。顶尖人才不是工厂流水线上一件一件压出来的，也不是靠硬指标逼出来的，得靠合适的环境，让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冒"出来。
就像地里的苗，得有好土、好水、好阳光，还得有人肯松土、肯等它，它才能自己长高。
那什么样的环境，才能让人才"冒"出来？钱学森心里有本账。
他特别看不惯大学里把学科分得过细的做法。在他看来，学科分得太细，学生学得太窄，眼界就打不开，创造力就憋住了。
他欣赏的是"理工结合"，学工程的要有数理的底子，学理科的也要懂工程的门道，把两方面拧到一块儿，才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他还反复强调"科学与艺术要结合"。这话乍一听有点玄，细想却很有道理。
一个人光有知识，顶多是个熟练的匠人；真正能开创新局面的人，得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得有点想象力，得敢想别人没想过的东西。
理性思维和感性想象，看着是两码事，可创造力恰恰是在这两样东西碰撞的地方冒出来的。
这些想法，钱学森在晚年跟身边的人念叨过很多遍。
可要说他把整套想法系统地、完整地讲出来，却不是在这间病房里，也不是在那一天。
真正讲全的那一次，藏在另一段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往事里。而那段往事，钱老在世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往外露。
[四]【一道悬而未决的难题】
"钱学森之问"提出来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最开始，是教育界。大学的老师们议论开了，说钱老这话问到点子上了。
接着，是媒体。报纸上、电视里，这个话题被反复提起。
再到后来，全社会都在谈——家长在谈，学生在谈，搞企业的在谈，做科研的也在谈。
一个年过九旬的老科学家，在病床上抛出的一个问题，就这么成了全国上下都绕不开的一道题。
可问题问出来了，答案却迟迟没有着落。
有人把矛头指向教育制度，说现在的培养模式太僵，学生被考试牵着走，标准答案束缚住了脑子。
有人归到社会环境，说整个社会太浮躁，急功近利，没人肯沉下心来坐冷板凳。
也有人说是风气的问题，论文越堆越多，可真正沉下去做原创研究的人反而少了。
争来争去，争了十几年，谁也拿不出一个让大家都服气的答案。
这道题难就难在，它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钱学森问的是"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这背后牵着的，是一整套培养模式，是大学怎么办学，是老师怎么教，是学生怎么学，是考核怎么定，是环境怎么养人。
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解开这个结，光靠改一个环节，根本不够。
越是这样，越显得钱老那句话的分量重。可人们并不知道，钱学森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远不止病房里说的那几句话。
他其实早就想明白了，也想得很深，很系统。
那些想法，他没有在那间病房里讲完，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完整地讲过。他把整套东西，藏在了一次长谈里。
那次长谈，是2005年春天的事。地点还是在医院，在场的是跟了他多年的几位秘书。
钱学森把几位秘书叫到跟前，关起门来，把自己对人才培养问题的一整套想法，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
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讲到他老师冯·卡门是怎么带学生的；从理工怎么结合，讲到科学与艺术怎么融通；从眼前的问题，讲到国家长远的发展。
这一谈，就是很长时间。可这段谈话的内容，钱学森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
它就像一颗沉在深水里的石头，静静躺着，没人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分量。
直到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在北京辞世之后，几位跟他多年的秘书，才把那段原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
当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录被摊开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才猛然明白——钱老留给这个国家的答案，从来就不是一句简单的"钱学森之问"，而是一整套他琢磨了一辈子、又原原本本留了下来的真东西。
那句在病床上说出口的话，不过是他全部想法里，最薄的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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