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6年的事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差的李福生，满心欢喜地觉着自己立了一件大功。
为了给28岁的李玉琴——也就是打小就进了宫的“福贵人”——接风洗尘，这已经是她第六回过来探望了。
所里头这回破天荒地开了个大口子，不光把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铺盖卷换了全是崭新的，甚至还煞费苦心地张罗了一桌像样的接风宴。
搁在当年的节骨眼上，大伙儿的心思都明摆着：这对老两口都分居十来年了，这顿安排，说白了就是想给人家补一回迟到的入洞房。
按那时候的逻辑，溥仪可是改造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家宅安宁直接牵扯到能不能脱胎换骨。
要是李玉琴能回心转意，不单是溥仪走大运，连带着管理所的工作也算开了个大红门。
谁曾想，这么个热气腾腾的晚上刚过，隔天大清早，李玉琴是抹着眼泪跑出屋的。
面对在那儿干等着听喜讯的李福生，她当场撂下一句惊死人的话：“这婚，我离定了！”
这话丢出来，跟平地起了一记惊雷没两样。
为了压住阵脚，消息一路往上传，最后愣是捅到了最上头。
回音传得也快，就一个意思：赶紧把思想工作做通了，哪怕破个例让李玉琴在管理所里住下过日子，也得把这感情捏合回来，离，绝对不能轻易准了。
那些干部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特殊优待，旁人求都求不来，李玉琴怎么就一点不领情？
不但铁了心要走，态度还一天比一天硬，最后干脆直接一纸诉状交到了抚顺市人民法院。
要琢磨李玉琴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光看那一晚上的猫腻肯定不够，得翻翻她这些年攒下的那本“冤枉账”。
头一笔，就是算算她活这一遭的生存本钱。
追回到1943年，那时候李玉琴才15岁，从穷苦人家里被拎出来当“福贵人”，她哪有什么说话的份儿？
溥仪挑她，压根不是相中了这姑娘，而是心里憋着气呢。
那阵子他最宠的谭玉龄刚不明不白地送了命，日本特务吉冈安直就拿着一堆日本女人的相片天天逼他续弦。
溥仪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真把日本女人娶进门，那枕头边上就等于钉了个全天候的探子。
为了给自己留条活路，他必须得找个中国女孩子来挡枪。
这么着，书念到一半的李玉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进了深宫大院。
进了那道墙，她才回过味儿来，这所谓的“皇妃”名头，其实就是个把命悬在裤腰带上、还没多少进账的苦差事。
溥仪定下一大堆规矩，让她守什么三从四德，不准迈出门一步，不准回娘家，连那点两口子的私密事，干起来都跟受刑似的。
照她后来的话说，所谓的同房，溥仪整个人都紧绷得要命，最后大多也是不了了之。
在那个冷冰冰的宫殿里，她哪是妻子啊，就是个被人供着却没半点用处的摆件。
如果说头几年只是赔掉了大好年华，那1945年往后的日子，那就是连棺材本都折进去了。
1945年那阵子，伪满垮了台，溥仪拍拍屁股想溜。
在沈阳机场要往日本飞的时候，他只顾着带上几个贴心跟班，转头就把婉容和李玉琴给扔在了荒郊野外。
临走前还画了个大饼，说只要在这儿老实等着消息，他回头准来接人。
没成想，这一句虚话，让她苦等了整整十一个年头。
在那段日子里，李玉琴干过一件现在人瞧着挺“魔怔”的事。
1946年刚被放回家那会儿，她当着记者的面咬开了手指头，写了血书发誓要给溥仪守活寡。
这事儿搁在现在看挺不靠谱，但在当时，这其实是她能想到的最现实的求生法子。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媳妇，背着“伪皇妃”的骂名，在乱世里举目无亲。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外头人还总戳脊梁骨。
她本能地想拉住旧势力的救命稻草，那血书是给溥仪那帮亲戚看的，指望着载沣、溥修这些皇亲国戚能拉扯她一把，给她口饭吃或者找个安身的地方。
可到头来呢？
这笔买卖算是亏到了姥姥家。
那帮子皇族成员躲溥仪都来不及，谁还敢搭理她？
个个见着她就跟见着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
回到长春老家后，李玉琴开始琢磨第二桩糟心事：名声账。
她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活，一门心思想安生过日子。
可“溥仪老婆”这四个字就像揭不掉的贴纸。
走在大街上，有人骂她是“汉奸家属”；在单位里，还有人围着她打听宫里的那些隐私。
她觉得心里堵得慌：皇家的福气是一天没享着，皇家的黑锅倒是一个没落全背了。
熬到1956年，当她第六次踏进那个管理所大门时，她心里的那杆秤早就彻底斜了。
这回她过来，本意就是奔着分手谈离婚的。
可管理所硬凑出来的那个“洞房”，正好成了最后的一块试金石。
那一晚，溥仪表现得很自在。
在管理所这种环境里，他头一次感觉松了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