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直在路上，征尘依然飞扬|在路上|征尘|脚印|长征|顾漫|黄镇

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长征就是这样一条路。在他们走过之前，没人想过在这条路上踏出第一步，也没人想过这条路会通向何方。那从来不是一条预先为他们铺就的道路，每一里，每一米，每一步，都需要用自己的脚来丈量。

下一步会踩到什么？可能是硌脚的沙砾，可能是深陷的沼泽，可能是刺骨的冰雪，可能是湍急的河水，可能是缠人的荒草，还可能是焦土，是鲜血，是战友刚刚倒下的血肉之躯。

但那脚步依然走着，走在路上。

黄镇将军在长征途中手绘的速写《草地行军中的障碍》。是珍贵的长征第一手资料。

长征常常被想象成一首壮阔的史诗——诚然，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远征，是司马迁、色诺芬这样的史笔所渴求记述的对象，像所有的史诗一样，这是一场挑战人类极限的冒险。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汹涌的江河，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走过了像一个国家一样广袤却罕有人烟的泥沼遍布的湿地，我们惯常提起的“二万五千里”不过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值，长征真正的里程，每个走过长征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因为长征不是一条规划好的路线，更不是一条可预见的路线，在这条路上，他们不仅面临自然为人类设下的艰难险阻，更遭受敌人数倍，甚至十数倍兵力的追击阻截，平均每三天就要发生一场激战，战斗、迂回、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会大大拉伸长征的里程。

长征最长的距离，是生与死的距离。1934年10月，当红一方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是八万六千多人，当他们终于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县时，全军仅剩八千人。离别与牺牲，是这条漫漫长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如果那长征中的每一个脚印都可以显现在大地上，你会看到有多少旧的脚印在中途消失，又有多少新的脚印在中途加入。

无论是走到最后的脚印，还是消失的脚印，每一双脚印都有属于它的故事。许多的故事，就像那些脚印一样，被岁月湮没，被世人遗忘，但也许在某个时刻，那些脚印会清晰地浮现出来，给愿意倾听的心灵诉说那被淹没在恢宏史诗中的故事。

那一双粗壮的脚印，属于一位名叫张吉兰的女战士，你或许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她是在长征中留下脚印的万千人的一员。她来自江西永新县，这位女战士的父亲因为闹革命被杀害后，她怀着杀父之仇，与丈夫一起拿起矛子和马刀，加入了红军。很多年后，与她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志依然会记起她那双粗壮的脚，在暴雨天里，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红军鞋”，翻过两座山，去到红军驻地。上到半山腰时，她一脚没有蹬牢，滚了下来。后面的人伸手抓住她时，抓了一手血，这时才发现，她的鞋掉了，双脚破了，地上染着血。

她的同志劝她从筐里拿一双鞋穿上，但她却回答说：“我脚上打上十个血泡，手上划一百个口子，还可以在家养几天。可是他们天天都要翻山越岭，他们的脚是‘量天尺’。”

黄镇将军手绘长征途中场景《艰苦奋斗，草地行军，十五天粮，廿余斤》。

她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也是最普通的人，有着最寻常的情感，她和十二个女同志调到军团政治部时，她的丈夫依然留在团部工作，行军路上，她也会思念自己的丈夫，“早晨开始行军了，就有人开玩笑：‘今天能不能见到老公一面呦？’旁人会说：‘吓，又想老公了？’先说话的一个就要顶嘴：‘你不想我可想……’谈着谈着就‘叽叽嘎嘎’的笑一阵。走到路上，一有空，也是东张西望的，你找你的人，我找我的人”，她们勇敢坚强的内心里也揣着思念与担心，“若是有一个月见不着，打听不到消息，就会想到不幸的事”。但她也会乐观地面对苦难，在西征途中，她发起了疟疾，像纸人一样，瘦得皮包骨头，只能趴在马背上，“她可真是调皮，病得快要死了，还开玩笑呢：‘小周，听说广西的猴子都会骑马，你看我像不像？’”

她不仅有乐观，也有悲伤，每当在路上看到倒下同志时，心里就“一酸一酸的，一边掩埋他们的尸体，一边掉眼泪；有时也会想起自己的丈夫……想啊，想啊，也想不出头绪来”。

而在一场战后，正当她们掩埋同志的遗体时，突然听到后边传来一声惨叫，同伴们赶紧回头看，才发现是张吉兰从马背上翻下来，扑到地上一具尸体上，哇哇地哭。那是同伴第一次见到她哭泣，她们看着她扒开自己丈夫的衣服，把双手放在伤口上，颤抖着，抚摸着，手上沾满了血迹。

同伴们只能转过脸去，“听到吉兰的哭声由强而弱，由弱而强。这哭声锤击着我们的心”，过了片刻，同伴们转过脸来，看到吉兰“从背包里拿出一条夹被，仔细地把她丈夫包起来，又用手把脸上的血迹抹去，把手绢盖在丈夫的脸上。她走开时还仔细地瞧了瞧，她简直变成了木头人，呆呆地走一步一回头”，待到走出一段路时，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扭头跑回丈夫的遗体旁，一边跑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牙刷，把牙刷放进包着丈夫的夹被里面，又揭开手绢最后看了看丈夫的脸，才无声地走回来，她的同伴问她：“你放那东西干什么？”

“他最爱刷牙了，他的牙有毛病，不刷怎么行呢？”

有的脚印，就这样消失在路上，而有的脚印，从未走过，却依然踏在长征的路上。那是一位叫池煜华的女子，那一年，她23岁，与她的丈夫李才莲结婚已有五年，但两人婚后只待在一起九天，第一次是新婚三天，她的丈夫便离家参加了革命，第二次，是1933年的6月，两人在宁都相聚六天。李才莲送给妻子一面小镜子为信物，对她说：

“如果哪一天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要等着我。革命成功了，我一定会回家！”

池煜华守着丈夫的承诺，她一直等待着，直到丈夫送给她的镜子里的那名青丝少女，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每日在老屋前的门槛上望呀望，直到一尺多高的木门槛上磨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当有人告诉她李才莲牺牲的消息时，她都十分坚定地否认：“错了，李才莲没有死，他还活着！”她永远记得丈夫的那句话：“如果哪一天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要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