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主题展览。由展览引发开去，本版三篇文章分别聚焦三位亲历长征的写作者——冯雪峰、成仿吾、李伯钊。冯雪峰是“左联”领导人中唯一参加长征的人，他的《卢代之死》写了两遍，最终片纸不留。成仿吾是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从1936年参与编辑《红军长征记》到1973年动笔，用大半生完成了一次在脚下、一次在笔端的“两次长征”。李伯钊是长征中唯一三过草地的女战士，她用歌剧《长征》首次把长征搬上舞台，也首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毛泽东的形象。三篇文章，三种书写，共同构成长征文学记忆的不同侧面。——编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一层，“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正在展出。展览分四个单元，陈列长征主题的手稿、经典著作、书信和珍贵文献，从广为传颂的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长征诗词，到萧锋逐日记录行军历程的《长征日记》，一路看下去，像是沿着一条文学的红飘带，在勇气和信念中穿行。
筹备展览的时候，在长征文学的脉络中翻检馆藏目录和作家资料，我发现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却始终找不到对应的展品。这个人就是冯雪峰。他是“左联”领导人中唯一参加长征的人，他的侄孙女冯秀花回忆，冯雪峰在长征途中“几乎每天写日记”，并且“用表格形式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像大事记一样，记得密密麻麻，条理却很清晰”。（许健楠：《冯雪峰：傲骨文人长征路》）
1937年回到家乡后，冯雪峰着手创作一部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他写了两遍，写了将近二十年。最终，却片纸不留。
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冯雪峰跟随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一年零六个月，最终抵达陕北。作为著名的“左联”领导人、诗人、文艺理论家，长期在上海弄堂里写作、编杂志的文化人，他与普通战士一样，拄着棍子走完了全程。长征路上，他不只走过“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路、黑夜路，走过“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甚至一度在征战中迷路失联，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走完绝路，再赶路”。同时他还担任红九军团地方工作组组长，负责宣传、筹购军粮以及教育改造俘虏等工作。他的战友宋任穷后来回忆说：“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陈国亮：《冯雪峰长征小说下落成谜 山村出文武两红军》）
1936年4月，受党指派，冯雪峰前往上海工作，一度住进鲁迅家里，成为党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向鲁迅介绍长征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后来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相继爆发，1937年7月上旬，中共派出代表到江西庐山与国民党方面商谈国共合作事宜，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与主要成员博古在赴庐山前转抵上海，会见冯雪峰时，冯雪峰提出，在国共合作抗日之际，应向左翼人士另发一份文件，表明并未放弃无产阶级立场，以消除误解。博古则认为“这是托派意见”。（冯雪峰：《回忆“七七”前国共联系的情况》）此后，冯雪峰做了一个决定：请假回乡，写长征。1937年底，他回到浙江义乌神坛村，一边养病、一边做地下工作，一边动笔创作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
从1937年12月到1941年2月，冯雪峰在神坛村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故居二楼那间十多平方米的书房，成了他日夜奋战的阵地。写作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几次改变计划，换了几次稿子，书名也改了两次——最初叫《红进记》，后来改定为《卢代之死》。小说主人公卢代，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长征开始时，他只是个普通士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红军师长，最终为革命献身。小说完整地描写了红军长征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从侧面反映了伟大长征的全貌。
1939年3月，青年作家骆宾基专程到访，两人彻夜长谈了三次。冯雪峰向他讲述了小说的情节梗概，还给他看了前半部的初稿。骆宾基因此成为这部长篇小说唯一的读者。（骆宾基：《初访“神坛”——回忆乡居的冯雪峰同志》）据冯雪峰的侄子冯潮忠介绍，后来许多“左联”作家来义乌参观故居时都说，这是唯一一部描写红军长征从开始到结束完整过程的小说，其他作品大多只是片段。
1940年11月，冯雪峰终于完成了初稿，共50余万字。三年心血，一部巨著，眼看就要成形了。
二
命运在关键时刻转了一个弯。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在东南多个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掀起反共高潮。一位青年写给冯雪峰的信件在邮寄途中被国民党宪兵查获，信中内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随后宪兵顺藤摸瓜前往神坛村，闯进了冯雪峰的家。冯潮忠回忆，被捕时冯雪峰对妻子何爱玉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爱玉，谷仓给盖盖好，不要被老鼠咬坏了。”
何爱玉听懂了。她知道丈夫说的是藏在谷仓里的书稿。她立刻把那些书稿挑到隔壁倍磊乡平望村姑姑家里藏起来。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果然又来翻找了一遍。
但书稿还是没能保住。冯雪峰先是被关进金华宪兵连驻地，后转押到上饶集中营，直到1942年11月才因患有严重的肋骨结核症被保外就医。1943年3月，他通过同乡送信给妻子，一家人终于团聚。冯雪峰见到妻子，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打听书稿的下落，却被告知，书稿已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先后担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工作繁忙到常人难以想象，但他仍然挤出晚上的睡眠时间，重新写作《卢代之死》。
1950年前后，冯雪峰全家外出，临行前他专门叮嘱看家的同志：家具着火不必抢救，但手提箱里关于长征的写作材料，一定要带出来。七年之后，到1957年，他再次完成了《卢代之死》。然而，命运再一次拦住了他。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冯雪峰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小说创作被迫中止，草稿被锁进箱子。
1961年11月，冯雪峰摘去“右派”帽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部未完的小说稿从箱子里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案桌上。他以为，终于可以了却心愿了。但他没能如愿。有人以组织的名义通知他：写作可以，但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一个“摘帽右派”是不适宜写的。这一次冯雪峰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他把它投入了炉火，付之一炬。（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长达几十万字的长征小说，从此在人世间彻底消失。
作家敏泽回忆说，此后冯雪峰再也不提写长征的事了。他开始眉飞色舞地谈论要写太平天国的小说，但敏泽清楚地感到，那是“在被剥夺了一切后内心的痛楚”。不然，关于鲁迅，关于长征，他该有多少东西要写啊，他怎么会去写一个他并无亲身经历的太平天国呢？
三
站在展厅里，我看着那些被妥善保存的手稿。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萧乾的《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每一份手稿背后，都是一个作家与一段历史的相遇。而冯雪峰与长征的相遇，比其中的许多人都更早、更深、更痛。他走过那条路，他看见过那些人，他在雪山上呼吸过稀薄的空气，在草地里踩过没膝的泥沼……他本应留下最真实、最有力的那一部长征小说。
可是他没有。
1975年3月13日，冯雪峰接受了左上肺全叶切除手术，出院后居家休养，1975年年底癌细胞扩散，病情随之恶化。在生命的尽头，他回顾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活着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其次便是那部写了两遍的长征小说终未面世。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
展览开幕后，我发现很多观众会在展厅的红飘带前驻留。那些展出的文字，包括“将军外交家”黄镇用锅底灰调出来的速写照片，都流动在这条文学的飘带里。这里本来也应有作家冯雪峰的文字，在某个显眼的位置，闪着属于它的光。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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