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新华社2005年7月31日报道（《人民日报》头版）、新华社2009年11月2日"新华视点"报道《钱学森生前多次询问总理人才问题》、温家宝2009年9月4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讲话、温家宝2010年5月北京大学视察讲话、温家宝2016年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座《我的大学》、中国科学院官方钱学森生平简介、《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11年）、涂元季相关采访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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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9日，北京，夏末的热气还没从地面散去。
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走廊安静，光线从窗格里斜打进来，落在地板上。
一间病房里，94岁的钱学森靠在床头，白发，清瘦，但那双眼睛依然清亮有神。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赶来探望，带来了一件具体的事——正在制定中的未来15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方针拟定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希望听听这位老科学家的看法与意见。
两人谈了许久。钱学森认真听，不时点头，表达了充分的认同。
气氛融洽，方向明确。
谈话将要收尾的当口，钱学森放下手，神情突然凝重，缓缓开口说了一句话——"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
接下来的那一段话，是他在心里压了将近五十年的判断......
【一】 走出去的那个人：从上海到加州理工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亲钱均夫迁居北京。
父亲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曾任浙江高等学堂教员，主张文理并重，对儿子的培育方式极为精心——让他学数学、读古文、接触音乐，从小就打下了跨越学科边界的底色。
钱均夫本人热爱传统文化，精通诗词书画，但他并不反对儿子学习西方科学。
他认为，一个完整的人应当兼具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缺一不可。
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四年苦读，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
在校期间，他展现出全面发展的特质：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和文学活动，担任交大音乐研究会干事，写诗、画画、拉小提琴，样样不落。
1934年夏，他先赴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后转去南京、南昌各大空军修理厂见习，打下了扎实的工程实践基础。
选择工程专业，与他少年时代读孙中山《建国方略》受到触动有关——他看到中国铁路多由外国人铺设、相关人才匮乏，立志为中国建设自己的铁路和交通体系。
1935年，他通过清华大学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取得赴美资格，同年8月从上海登上轮船出发。
同船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结构力学家的徐芝纶。
到了美国，他先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不到一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
但钱学森不满足于只做工程应用，他意识到当时的航空工程多依赖经验，缺乏理论指导。
他坚信掌握航空理论才能让工程实践事半功倍。
1936年10月，他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学生。这个决定，改变了他此后整个人生的走向，也间接改变了中国航天史的走向。
冯·卡门是匈牙利裔美国科学家，是那个时代全球公认的空气动力学权威，门下培养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大航天机构。
他第一次见到钱学森，就被这个年轻人的应答方式深深折服——精准，敏捷，逻辑清晰，对每一个问题都能直击要害，从不绕弯。
两人此后建立了长达十几年的深度合作，共同推导出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成为空气动力计算领域此后数十年的核心工具之一。
1939年，钱学森完成博士论文，取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双博士学位，时年仅28岁，已在国际学界享有相当分量的声誉。
此后他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逐步成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核心负责人。
美国陆军和海军的研究人员中，有不少是他当时直接教出来的学生，他讲授的内容，后来被美国空军列为内部教材。
1943年，他参与创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这是美国航天事业的先驱机构。
他在火箭推力优化、燃烧室伺服稳定、控制和制导分析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JPL后来成为美国深空探测的核心机构，发射了"旅行者号""好奇号"等著名探测器。
1945年初，他随冯·卡门领导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咨询团前赴欧洲。
德国投降之后，他随考察小组进入德国境内，实地考察航空与火箭技术，与多名德国火箭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技术交流，亲历了当时人类最前沿的火箭科技。
1947年，他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年仅36岁。
同年，他与表妹蒋英结婚。
蒋英是军事家蒋百里的女儿，精通声乐，对音乐有深厚造诣，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后，钱学森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
随即，护照被没收，行李被美国海关非法扣押，全家人处处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曾公开表示过一句话，在当时广为流传："他知道的东西相当于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枪毙他，也绝不能让他回中国去。"
这一耽搁，就是整整五年。
1955年，经过中美大使级多轮谈判，钱学森终于获准离开。
6月，他将写在小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
陈叔通将信转交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将信转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作为美国阻挠中国平民归国的铁证。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以钱学森亲笔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
8月4日，美国司法部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通知，撤销1950年不准离境命令。
9月17日，他一家人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
10月8日抵达香港，随后辗转经深圳北上，10月28日到达北京。那年他44岁，踏上归途，此后的每一天，都属于中国的航天事业。
【二】 加州理工给了他什么，中国大学一直没有
从1936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先后生活和工作将近二十年，中间有几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职，但加州理工始终是他的主要阵地。
1949年，他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在这里，他不只是一个做研究的科学家，也是这套教学文化的参与者和传承者。
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传统，与当时中国大学的主流方式，在最基础的逻辑层面就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就有了对比。
他在MIT虽然成绩拔尖，但后来回忆时总觉得那所学校"没有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
转到加州理工后，他一下子感觉到了不同——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
冯·卡门每周主持两种固定场合：研究讨论会和学术研讨会。
前者讨论进行中的具体课题，后者探讨前沿问题与新方向。
两种场合都遵从同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没有任何结论是不可以被质疑的，包括冯·卡门本人的判断。
钱学森曾多次在讨论中当面对冯·卡门提出异议，冯·卡门不但不介意，还会把那个问题继续深挖下去，有时甚至当场承认自己的思路存在漏洞。
据钱学森后来回忆，有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
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这种态度，在他的课堂上形成了一种真实的传导——学生知道，质疑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期待的。
冯·卡门教给钱学森的一个核心工作原则，是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的对象，再把得出的理论应用回工程实践里去——理论与现实之间不断往返，才能真正形成科学直觉。
这套方式，需要学生不只是掌握现成知识，还要能在没有参照的地方自行开路。
这两件事，在学习结果上天壤之别，但在日常的课堂里，差别可能仅仅体现在教授讲课时的一个习惯——他是把答案告诉学生，还是带着学生一起逼出答案。
加州理工还有一个特点，对钱学森影响同样深远——学生有大量真正自由的时间，没有被课程填满的日程，没有强制性的排名压力，可以用这些时间做任何看起来"和专业无关"的事。
钱学森把这些时间用在了音乐上。
他的妻子蒋英，是中央音乐学院著名的声乐教授，国内知名的女中音演唱家，两人的婚姻生活与音乐从来密不可分。
钱学森在多个场合谈过，音乐对他的科学思维有实质性的影响——那种对内在结构的感知，对不同元素之间深层联系的直觉，在他处理复杂科学问题时，是具体有效的工具，不是一句修辞。
回国之后，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创建，郭沫若出任首任校长，钱学森出任近代力学系主任。
他把跨学科培养、重视推导过程、鼓励学生质疑的理念带入其中，亲自参与制定课程方案，力图在专业壁垒之间打开真正的流通空间。
按他的设想，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应当既懂高等数学又懂热力学，既能推导公式又有能力把公式用在真实工程问题上，同时对哲学与人文有基本的理解。
然而，一个系的课程设置可以因一个人的努力而改变，整个教育体系几十年来积累的运行惯性，不是一个系主任能够单独撼动的。
这个判断，他很快就有了。
【三】 五十年的积累：那个判断从未消散
钱学森1955年回国，随即投入国防科技建设，将主要精力放在导弹和航天工程的规划与落地上。
从1956年主持制定《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到参与推进"两弹一星"工程的整体部署，他在中国战略武器体系奠基阶段居于核心位置。
这段历史，外界有大量记录，是他一生中最被人熟知的部分。
但在这条主线背后，另一件事，钱学森从未放下，只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说出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国家发展重心的转移，他开始在各种场合谈及人才培养的问题。
1984年，他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构想，提出基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问题，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产业的思考。
他还提出了"产业革命"的五个阶段划分理论，认为中国应该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
但这个理论在学术界反响不大，基本上无人关注、无人践行。
这件事让钱学森意识到，光有理论不够，还要有能理解和践行这些理论的人才。
而当时的人才培养体系，似乎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
他开始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能够进行原创性科学研究的人才。
给教育部门负责人写信，在科学院的会议上发言，在与年轻学者的交流中反复触碰同一个核心——中国大学的培养模式，在教知识，但没有在培育创造力。
这两件事之间的差距，不是量的差距，而是方向的差距。
1995年1月2日，钱学森亲笔写下一封信，寄给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六位学者。
信中写道："伟人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伟人教导办的……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这封信后来被收录于《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
在这封信中，钱学森明确提出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
他后来进一步提出"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倡导将科学与艺术结合，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创新人才。
他创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将系统工程理论从工程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认为研究这类系统需要"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2005年3月29日下午，也就是温家宝探望他的整整四个月之前，钱学森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病房里召集三位秘书——涂元季、顾吉环、李明，就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谈话。
这是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在这次会议上，钱学森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这篇谈话一直未予公开，直到钱学森逝世后，三位秘书将谈话整理，于2009年11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题目是《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秘书们指出："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他看得见原因在哪里，也看得见改变有多难。
教育体系的底层逻辑不是靠几封信能撬动的，必须从政策层面推动，而推动政策，需要的是真正有能力拍板的人。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来了。
【四】 那天下午，他说出了憋了五十年的话
2005年7月29日下午，温家宝来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探望住在那里的钱学森。
这次探望有明确的议题。
温家宝向钱学森详细汇报了正在制定中的未来15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重点阐述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内涵，以及航天战略的长远布局、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整体方向。
整个汇报过程，钱学森认真倾听，不时点头，表示了充分的赞同。
气氛融洽，方向明确。
谈话将要收尾。
就在这个当口，钱学森神情突然凝重，缓缓开口："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
温家宝当即回应："好哇，我就是想听您的意见。"
钱学森接着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温家宝表示赞同，也谈到理工科学生普遍缺乏文化艺术修养的现象。
随后，钱学森说出了那段在心里压了将近五十年的判断，这段话，后来有了一个名字：钱学森之问。
而温家宝也对钱学森的言论当即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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