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网《张瑜：风雨飘泊心中总有爱》、CCTV《华人世界·回望·岁月如歌》、CCTV电影频道《太阳有耳》词条、新浪娱乐张瑜个人档案、中国新闻网《张瑜：四十以后才明白》、人民网文化频道相关报道及张瑜本人公开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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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九月，上海虹桥机场。
二十八岁的张瑜拎着一只不大的行李箱，过了安检。
箱子里没有多少新衣服，塞得最满的是英语字典、专业课本和丈夫张建亚前一晚悄悄塞进去的几包榨菜。
她身上揣着东拼西凑换来的几十美元，那是她全部的盘缠。
送她到机场的是上影厂几个相熟的同事，没有人想到，这一别，她要在太平洋对岸漂整整八年。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了十几个小时，降落在洛杉矶。
张瑜走出航站楼，被南加州九月的热浪裹住。
她仰头看了一眼天，蓝得刺眼。
来接她的是"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安排的人，开车把她送到了加州州立北岭大学附近的一处住处。
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接下来的两年多里，这个在中国大陆被百万观众选票捧上影后宝座的女人，白天坐在北岭大学的教室里听天书，晚上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越大半个洛杉矶去教中文，周末在白人家庭里擦地板、洗衣、做饭，换取一个免费落脚的房间。
她拿过中国电影的金鸡奖、百花奖，一年之内连中四元，观众给她寄信要装麻袋。
可在洛杉矶，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有一天，白人雇主家的女主人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张瑜弯着腰擦台面，放下手里的咖啡杯，开口问了她一句话。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张瑜心里，扎了二十多年。
直到二〇〇八年，她坐在央视的镜头前，才把那句压在心底多年的答案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那段话后来被节目剪辑成片段反复传播，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在那短短一句话里，重新读懂这个女人在洛杉矶那两年多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一】八百分钟银幕与四十三套衣服
张瑜一九五七年出生在上海，祖籍山东肥城。
父母都是普通职员，家里没有人干文艺这一行。
一九七三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她读的华山中学招学员，十六岁的张瑜被挑中，进了上影演员剧团，成了那一批学员里年纪最小的几个之一。
在那个年代，进上影厂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也等于一头扎进了中国电影的心脏。
她从跑龙套开始，在《春苗》《第二个春天》里演一些没有名字的群众角色，一句台词都没有，就在镜头背景里站着。
这一站就是好几年。
她在片场里看老演员怎么拍戏，看导演怎么喊机，看灯光怎么布，一点点把镜头前的感觉磨出来。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片子，是一九八〇年上映的《庐山恋》。
这部片子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黄祖模导演，张瑜和郭凯敏主演。
剧本讲的是从美国回来的侨商周筠在庐山邂逅青年耿桦，两人在庐山的山水之间相恋。
片子全长八十二分钟，拍摄地主要在庐山牯岭镇一带。
片子里有一个放在今天都让人惊讶的数字：张瑜饰演的周筠，在八十二分钟的片长里换了四十三套衣服。
连衣裙、牛仔装、风衣、泳装、格子衬衫、针织外套，一套接一套。
四十多年后王家卫拍《花样年华》，张曼玉在一百多分钟里换了二十三套旗袍，已经被影坛反复提及。
《庐山恋》比它早了四十三年，单衣均出镜长度创下的纪录，至今没有几部国产片能追平。
片子里还有一场后来被反复写进中国电影史的戏：周筠凑到耿桦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这一吻被称作"中国银幕第一吻"。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大陆，刚从长达十年的文艺禁锢中走出来，荧幕上一个姑娘主动凑近一个小伙子，对观众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电影放映时，影院里座无虚席，散场后年轻人走在马路上，三三两两议论的全是这部片子。
票房数据更直接。
当时一张电影票两毛五，《庐山恋》上映一周票房突破一亿元人民币。
按当年的票价折算，相当于有上亿人次走进了影院。
这个票房纪录在之后很多年里，都是国产爱情片难以逾越的高峰。
一九八一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结果揭晓，张瑜凭借《庐山恋》里的周筠和《巴山夜雨》里的刘文英，同时拿下最佳女主角奖。
同年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她以超过百万张观众选票当选最佳女演员。
这一年里，她还拿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和《文汇报》主办的文汇奖最佳女演员。
一年之内连中四元，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是头一份。
那时候没有粉丝后援会，没有打榜，没有流量数据。
观众表达喜爱的方式朴素而直接——写信。
张瑜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宿舍每天能收到一麻袋观众来信，邮局定期派人扛着麻袋送过来。
信里有表白的，有求签名照的，有请教表演问题的，也有外地青年写来长信说自己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就为了来上海看一眼银幕上的那个人。
紧接着她又拍了《小街》。
片子里她剪了一个很短的男孩式发型，角色是一个被时代命运捉弄的姑娘。
影片上映之后，全上海的理发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女顾客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要剪"张瑜头"。
那种短发样式，一下子成了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间中国大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发型。
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间，她又演了《知音》里的小凤仙、《小金鱼》《明姑娘》《雷雨》等影片。
《知音》讲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她把那个民国乱世里名伶的韧劲演得入木三分；《雷雨》里她饰演的四凤，又和《庐山恋》里那个阳光少女判若两人。
观众发现，这个看起来清秀柔弱的女演员，戏路远比他们想象中宽。
那段时间的张瑜，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偶像。
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不出五分钟就会被人认出来。
火车站、电影院、百货公司，到处都是她的脸。
那几年里她上了多少本杂志封面，她自己都数不清。
观众给她取了各种各样的昵称，有人叫她"小花"，有人叫她"周筠"，走在街上被叫住合影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她去外地演出，当地的老百姓自发排了两公里的长队，就为了看她一眼。
可这种被万众瞩目的日子，在张瑜自己看来，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她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十六岁进厂，没有任何背景，凭一部电影一夜之间成了全国明星。
她心里始终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这种红，到底能维持多久？
她除了那张脸和那点灵气，还剩下什么？
一九八四年，她和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的张建亚结婚。
那一年她二十七岁，丈夫三十出头，事业稳定，婚姻美满，走到哪里都是被人认出来、被人围着合影的对象。
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都是一份值得用一辈子去守的成绩单。
可张瑜自己心里清楚一件事：她没有上过正规的电影学院。
从十六岁进上影厂到二十七岁，她演了十几年戏，靠的是灵气、悟性和导演调教出来的直觉。
演《庐山恋》里那种天生丽质的侨商小姐，她能信手拈来；可一旦碰到需要深度理论支撑、需要系统表演方法的复杂角色，她就会感到一种从内而外的吃力。
这种吃力她没有对外面讲过，却在一次次拍完戏后的复盘里，反复折磨着她。
她越红，心里越慌。
红得越发紫，那种"自己其实没东西"的感觉就越强烈。
她动了回炉的念头。
那几年北京电影学院正筹备一个针对已有实践经验演员的进修班。
张瑜托人打听，准备报名。
消息传到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谢飞耳朵里。
谢飞后来在一次见面中半认真半调侃地对她说，你已经是拿过金鸡百花的人了，课堂上的老师怎么教你，你应该去好莱坞看看那边是怎么拍戏的。
这句话原本只是一个院长对成名学生的随口建议。
张瑜却把它当真了。
她开始认真考虑出国。
【二】从虹桥机场到太平洋上空
张瑜要走的消息，在一九八五年的上影厂不啻为一颗炸弹。
那是一九八五年春天。
她刚拍完《雷雨》，手里的片约排到了后年。
厂里的导演、合作过的演员、相熟的制片主任，一个接一个上门劝她。
理由都是同一个：你在国内正是当打之年，金鸡百花都拿过了，再拍两三部大戏，稳稳当当就是一代人的记忆；出国干什么？语言不通，文化不通，从头开始，值得吗？
公公婆婆也出面劝她。
两位老人的态度很实在：结了婚就该要孩子，生下来两边老人可以帮忙带，等孩子大了再出去进修也不迟。
丈夫张建亚没有明确拦她。
他比谁都清楚张瑜的脾气，一旦她认准了一件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只是反复跟她分析现实问题：到了美国住哪里？学费怎么办？语言关怎么过？两个人隔着太平洋，感情怎么维持？
张瑜一条一条听着，不反驳，也不松口。
她的态度很明确：这趟学，她非去不可。
她跟张建亚讲，自己没有系统读过电影，肚子里空，再在国内拍十年，也还是那个靠灵气吃饭的演员，成不了真正懂电影的人。
她不想四十岁的时候回头看，发现自己一辈子都在吃十七岁那口天赋的老本。
一九八五年夏天，事情有了眉目。
经过联系，张瑜获得了"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的经济担保，被美国加州州立北岭大学录取，攻读电影电视制作专业。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国内影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九八五年前后，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候。
第五代导演刚冒头，陈凯歌的《黄土地》已经在国际上拿了奖，张艺谋刚拍完《红高粱》还没上映。
整个行业对未来充满期待。
像张瑜这个级别的女演员，留在国内，随便接一部戏都是女一号，片约不断，广告不断，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
可她偏偏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北岭大学位于洛杉矶北郊的北岭区，距离好莱坞环球影城和比佛利山庄大约三十分钟车程。
地理上她离好莱坞很近，心理上她离那个电影工业的核心却隔着一整条文化鸿沟。
她选这个专业，一方面是真的想学东西，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小心思：如果学完之后能在好莱坞找一份工作，哪怕不是主演，哪怕是从制片助理做起，也算圆了自己一个看看外面世界的梦。
出发前她做了盘点。
自己手头的积蓄换成美元，加上向亲友凑的一些，全部盘缠不过几十美元。
一九八五年的洛杉矶，一个普通留学生一个月的房租就要几百美元，几十美元连一周都撑不住。
张建亚在她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把几包她爱吃的榨菜塞进了行李箱。
两人没有太多话好说。
张瑜跟丈夫讲，等她读完书就回来。
张建亚点点头，没再多问。
一九八五年九月，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这一走，就是八年。
【三】地下室、旧自行车与十美元
洛杉矶给张瑜的第一份见面礼，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那是她到美国后租的第一处住处，面积很小，放一张单人床和一个简易衣柜之后，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没有自然光，白天也要开着灯，墙皮上有一股南加州潮气蒸出来的霉味。
隔壁住着几个同样来自亚洲的留学生，走廊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方便面和油烟混在一起的味道。
上课的事情比住处更让她绝望。
北岭大学的电影制作专业从导演基础、摄影、剪辑、电影史到录音，课程排得很满。
张瑜出发前突击学过几个月英语，可那点底子应付签证对话都勉强，根本跟不上课堂节奏。
教授在讲台上分析影片镜头语言，用的是她从来没接触过的术语；同学在小组讨论里你来我往，她坐在旁边，连题目都没完全听懂。
最初的几次小测验和课堂报告，她的成绩在全班垫底。
这个在国内被百万观众选票捧出来的影后，坐在异国教室的后排，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无地自容。
下了课同学三三两两地走了，她一个人坐在空教室里，盯着卷子上那个可怜巴巴的分数，半天缓不过劲。
生存问题紧接着压了上来。
基金会的担保只覆盖了学费的一部分，生活费要自己想办法。
她在洛杉矶找了两份中文家教的活，学生是当地华人家庭的孩子，教拼音、教基础汉语。
不管刮风下雨，她每天下课就骑上一辆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自行车，沿着公路骑几英里，在住处、学校和学生家之间来回穿梭。
洛杉矶的太阳毒，九月还能把柏油路晒化。
冬天又反常地冷，偶尔还会下冬雨。
她穿着单薄的外套，在雨里摔过跤，膝盖磕破了，课本散了一地，蹲在路边一本一本往回捡。
路过的汽车从她身边驶过，溅起一片泥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晚上回到那间地下室，她累得连洗漱的力气都没有，倒头就睡。
最狼狈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
那天她出门前把身上仅有的十美元放在了屋里的桌上。
等她家教回来，桌上空了。
十美元，是她接下来两天的饭钱。
她冲出门，站在洛杉矶人来人往的街头，没有一个人认识她，没有一个人能帮她。
这个拿过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的女人，在异国的街头毫无保留地哭了出来。
她整整饿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拿到家教的工资，才吃上一顿热饭。
一九八六年春节，她一个人在那间地下室里发了高烧，烧到三十九度多，连续几天滴水未进。
窗外是洛杉矶的车流声，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上海家里的年夜饭。
她躺在那张窄床上，意识昏沉，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就这么烧下去，国内可能都不会有人马上知道。
她没有倒下。
烧退了以后，她去买了一台录音机。
之后每一堂课，她都把教授讲的内容全部录下来。
晚上回到地下室，她一边听录音，一边翻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顺。
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眼睛都睁不开了，还硬撑着把当天的内容啃完。
她后来对记者讲，那几年她抱着录音机睡觉，走路听、吃饭听、坐车听，像着了魔一样。
就这么硬扛了一年多，她的成绩从全班末尾一点点追了上来。
她陆续拿到了旧金山新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和苏州同乡联谊会颁发的优秀生奖学金。
她还接了一些当地华人社区的广告拍摄，经济上逐渐从赤贫里缓过劲来。
后来她又考进了由美国著名表演教师李·斯特拉斯伯格创办的艺术研究院，学习电影理论和表演方法。
那所学校在好莱坞有分校，是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这一代好莱坞演员接受方法派训练的地方，外国学生极少。
她是那一期里少数几个中国学生，校方对她很看重。
在斯特拉斯伯格学院上课的日子，是她美国期间少有的不那么苦的时光。
同学们来自不同国家，没有人知道她在国内是影后，课堂上讨论角色就是讨论角色，不管你以前拿过什么奖。
她第一次在一个不看资历、只看你能不能放下身段去感受人物的环境里演戏。
方法派训练要求演员调动自己的情绪记忆，把真实的生活体验注入角色。
张瑜把自己在地下室里的孤独、被偷十美元那天的委屈、发烧时没人管的绝望，一点一点从记忆里挖出来，用在课堂练习里。
这种训练对她后来的表演影响很大。
很多年后她演任长霞的时候，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克制和坚韧，和她在洛杉矶这几年的底层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日子在硬扛里慢慢有了起色。
她以为最难的那段路已经走完了。
她没有想到，真正压在她心里那块最重的石头，还没有落下来。
【四】白人雇主厨房里的那个问题
为了省下房租，张瑜后来接了一户白人家庭的活。
她帮这家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周末照看一下家里的孩子，换取在他们家一个偏房免费住的权利。
除此之外，她还帮一些当地的机构做中英文翻译，按小时结算。
那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间的事。
雇主是一对中年白人夫妇，住在洛杉矶郊区一栋带小院的房子里。
男主人上班，女主人持家，家里有两个学龄小孩。
他们对张瑜的背景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北岭大学念书，课余时间出来打工补贴生活。
在他们眼里，她和那些从墨西哥、从东南亚来的留学生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一个手脚勤快、话不多、干活干净利落的年轻女人。
这种"不被认识"，恰恰是张瑜选择这份工的原因。
中国城里是什么样，她心里清楚。
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阿罕布拉一带，从八十年代开始已经聚居了大批华人留学生、华侨和新移民。
中国城里中餐馆、中文书店、华人超市一家挨着一家，连路边发廊的招牌都是汉字。
一个会说中国话、写中国字的中国女人，想在那边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中餐馆端盘子、华人家庭当保姆、中文学校代课、翻译社兼职，机会多的是。
工钱未必比白人家庭给得少，说的话是自己熟悉的话，吃的饭是自己习惯的饭，连过马路看到的招牌都是汉字。
可她一次都没有动过去中国城找活的念头。
她宁可在白人家庭里弯着腰擦地板，宁可对着一堆听不太懂的英语和自己不熟悉的西式家务从头学起，宁可被雇主当成一个普通的外来打工者使唤。
她学做西式蛋糕，学熨烫西装，学给两个小孩做便当，学用白人家庭厨房里那些她见都没见过的电器。
一开始手忙脚乱，打碎过盘子，烫坏过桌布，被女主人客气地指出过好几次。
她都忍了。
这件事不止一次被身边的人注意到。
同住地下室的中国同学问过她：为什么不去中国城找工作，那边熟人多，也好有个照应。
她笑笑，没正面答。
学校里认识的华人教授也提过：洛杉矶有那么多华人圈子，你完全可以在那边做中文家教、做翻译，收入不比现在少，何必在白人家里做家政。
她还是笑笑，把话岔开。
甚至连白人雇主自己，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日常相处中，慢慢觉得这个中国女人的选择有点奇怪。
他们看她做事利落，看她看书时翻的是电影专业的原版教材，看她休息时间还在写英文笔记，越看越觉得她不像一个普通的打工者。
可她不愿意说，他们也不好多问。
有几次雇主家请朋友来吃饭，客人们在客厅里聊天，张瑜在厨房端盘子上菜。
那些客人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他们聊政治、聊艺术、聊最近看的电影，张瑜端着盘子从旁边走过，偶尔能听懂一两个词。
她把盘子放在餐桌上，退回厨房，关上厨房门，一个人站在灶台前面。
那个厨房和那个客厅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扇门。
那扇门外面，是她在国内曾经拥有过的世界——被人谈论、被人注视、被人当成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扇门里面，是她现在的位置——一个端盘子的中国女人。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雇主提过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把这段历史，像把一件旧衣服一样叠好，压在了箱子最底下。
直到有一天，白人雇主家的女主人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张瑜擦完最后一块台面，放下手里的咖啡杯，开口问了她那句话。
女主人的语气很随意，像主妇之间拉家常一样顺口一问。
可这句话落在张瑜耳朵里，比十美元被偷那天还重。
她手里的抹布停在半空，整个人僵了几秒钟。
那一瞬她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说，她不敢回答。
她把手里的毛巾拧干，挂好，低声说了一句"我再去把客厅收拾一下"，就转身走了出去。
那个问题背后藏着的东西，她压在心里整整压了二十多年，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她继续弯着腰，把客厅的地板拖完，把沙发靠垫拍松，把茶几上的杂志码齐。
做完这一切，她回到自己那间偏房，关上门，在床边坐了很久。
她心里清楚，这个问题她躲不过去。
而当她后来在二〇〇八年那个访谈节目里，把压在心底二十多年的那个原因原原本本说出口时，整个演播室安静了几秒。
那段话后来被节目剪辑成片段反复传播，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在那短短一句话里，重新读懂这个女人在洛杉矶那两年多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子"问题，那是一个把自己从神坛上拽下来、又在泥里重新捏回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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