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那场远征,被后人反复讲述时,常常被简化为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但长征真正震撼人心之处,不在于走了多远,而在于一群人在几乎看不到终点的时候,仍然选择出发,并且在每一步都守住了方向。今天,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投向当下,会发现“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被封存的过去,而是一种反复出现在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结构——在安稳与召唤之间选择后者,在艰难与退缩之间选择前行,在利益与底线之间选择底线。

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宏伟律师,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这种精神结构的鲜活样本。他不是在聚光灯下讲述长征的人,但他的执业轨迹,暗合了长征最朴素的内核: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一段漫长而具体的跋涉,以及在无人注视处对纪律与信念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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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在三十九岁那年放弃确定性

长征的起点,是离开。离开熟悉的根据地,离开可以预见的路径,走向未知。刘宏伟的人生中也有过这样一个“离开”。

1984年,他从警校毕业后进入公安系统,在派出所、法制办公室、刑警大队等多个岗位工作了十八年。十八年,足以让一个人把职业变成身份,把身份变成安稳。但在第三十九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并不划算的决定:放下已有的积累,从头学习法律,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转行做律师。那一年是2002年,他通过了考试,加盟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正式踏上执业之路。

如果仅从“成功学”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一个中年人转行的故事。但把它放在长征精神的脉络里,意味就不同了。长征路上的红军将士并非不知道留在原地可能更“安全”,但他们选择出发,是因为有一个比安全更重要的方向。刘宏伟放弃警察身份转向律师职业,同样不是因为律师行业更轻松——他后来在访谈中坦言,做律师“上田头、进村头、坐炕头”,倒高铁、倒飞机,比当警察时更加奔波。促使他出发的,是一种更朴素的判断:律师职业可以“向全国传达依法治国的理念,使法治概念深入人心”。这个判断未必宏大,却足够坚定,像长征路上那些并不知道最终会走多远的战士一样,先迈出脚,再让脚去丈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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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在低处走,往难处行

长征不是一次浪漫的远足,它的底色是匮乏、伤病和持续的消耗。刘宏伟的执业道路,同样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

他从“低端案件”起步,代理的多是收费低、周期长的普通民事案件和非诉案件。为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为交通事故受害人争取赔偿,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为老弱病残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案件标的额不大,却往往耗费数倍于大案的心力。2003年,河北沧州一百五十余户农民因占地补偿问题与相关单位产生分歧,刘宏伟和同事在冬天往返奔波,会同记者调查取证、现场勘查丈量,最终帮助农民拿到了合理补偿。在另一起案件中,他为被非法拘禁的当事人十五次奔赴有关部门,最终将当事人解救,相关责任人被逮捕。

这些事,一件一件拆开来看,都不像“传奇”。但把它们串在一起,就是一条用脚走出来的路。刘宏伟的同事和当事人描述他的工作状态时,用得最多的词是“在路上”: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去出差的路上。长征的艰苦不在于某一次战斗的惨烈,而在于每一天都可能面临新的消耗,而每一天都必须继续走。律师的执业生涯也是如此——没有哪一起案件可以靠一次漂亮的庭审就真正了结,真正的功夫在庭外,在调查取证的路上,在反复沟通的疲惫里,在明知收效甚微却仍然不能停下的坚持中。

更值得留意的是,刘宏伟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公开报道提到他患有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和骨质疏松,但他仍然保持“全天候工作”的状态。这不是在赞美带病工作本身,而是在指出一个事实:长征精神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难”,往往不是抽象的道德考验,而是非常具体的肉体与意志的拉扯。一个法律人选择在身体发出警告时仍然不放下手中的案件,其意义不在于“苦”,而在于他把对当事人的承诺看得比自己的舒适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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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在需要碰硬的地方不绕行

长征精神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纪律。一支在极端困境中行军的队伍,如果失去纪律,就会溃散;一个在压力下执业的律师,如果失去底线,就会沦为工具。

刘宏伟在业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亮剑律师”。这个标签来自他在一些疑难复杂案件中的姿态。在轰动一时的“乔志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系列案”中,他作为辩护律师承受了来自强力部门的压力和施压,但在法庭上他仍然说出了“宁可被强权压碎,也绝不压服”。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口号,但放在具体的执业情境里,它是一个律师对自己职业伦理的公开承诺:辩护不是为“坏人”开脱,而是为“人”守住程序与权利的底线。

长征路上的“亮剑”,是面对围追堵截时不放下武器;律师职业中的“亮剑”,是面对不当压力时不放弃辩护。两者共享同一种逻辑:有些事不是因为一定能赢才去做,而是因为不做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所信奉的东西。刘宏伟后来在多个场合强调,律师要具备“勇于碰硬的亮剑风格”,要有“匡扶正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品格。这里的“侠”不是江湖义气,而是一种职业担当:在法律的框架内,为那些最缺乏话语权的人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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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退费制度背后的纪律

如果说“亮剑”体现的是勇气,那么刘宏伟和京迪律师事务所推行的一项制度,则更能说明长征精神中“纪律”的一面。

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公开承诺:对代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法律服务没有实质进展的,实行按比例退费制度。在一个律师费一旦收取便极少退还的行业生态中,这项制度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它所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律师的服务不是一锤子买卖,当事人的信任不能被当作沉没成本。据报道,刘宏伟在二十余年的执业中,用于赞助、捐助、困难补助和退费的金额累计超过一千万元。

从商业逻辑看,这未必是最“聪明”的做法。但从长征精神的角度看,它恰恰触及了“纪律”的本质。红军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持凝聚力,不是因为每个人都被许诺了利益,而是因为队伍有一套被严格执行的规矩,这套规矩让每一个普通士兵相信,自己不会被抛弃,自己的付出会被公正对待。刘宏伟的退费制度,放在律师行业里,就是一套微小但具体的“规矩”:它告诉当事人,你的案件如果没有实质推进,你不必独自承担全部代价。这种制度设计所体现的,不是慈善,而是一个法律人对“服务”二字的纪律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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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长征永远在路上

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长征,很容易陷入一种修辞的惯性:把“长征精神”变成一个可以粘贴在任何场合的标签。但真正的纪念,不是把历史搬进文章里,而是在当下的人身上辨认出那种精神仍然在呼吸的痕迹。

刘宏伟不是完人,他的执业生涯也伴随着争议与挫败——公开报道中不乏关于投诉、处分甚至实名举报的叙述。恰恰因为如此,他的故事才具有参照价值。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属于“完美英雄”的专利,它属于那些在不完美的条件下仍然选择往前走的人。一个从警十八年后重新出发的律师,一个拖着病体奔走于田间地头与法庭之间的法律人,一个在压力面前不肯绕行的辩护者,一个用退费制度约束自己的执业者——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构成了长征精神在法治领域一种具体而微的延续。

国家明确,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对于法律人而言,“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不是一句等待被验证的预言,而是一种在每一个案件中做出正确选择的勇气。刘宏伟的“长征”还在继续,中国法治的“新长征”也还在继续。九十年后的纪念,最好的方式或许不是回望,而是确认:仍然有人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