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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这个名字，由于和林总集团联系在一起，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往往被说成一个卑鄙小人。
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追溯历史，会发现这个后来犯了错的吴胖子，早年也是个备受赞誉的老好人。
吴胖子生于1915年，15岁参加了红军。
因年少有为，作战勇敢，被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7岁就当上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但他真正进入林彪视野，是1933年调任红1军团2师警卫连，担任通信连指导员。
警卫连工作特殊，跟军团高级首长接触多，吴胖子又把连队工作抓得很扎实，自然在上级那里留有印象，连老师都夸过他。
可见平台大于一切，如果没有警卫连这个平台，他一个连级干部，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老师、朱老总、林总这些高层首长。
由于领导比较赏识，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林总提拔为红2师2团的党总支书记，负责支部建设和党员发展。
从连级干部一跃变成副团级干部，毫无疑问是破格重用，也说明吴胖子在政工岗位上，确实有那么一套。
长征期间，吴又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那些老红军后来回忆他，说得最多的是吴“为人友善，关心部属”。
过草地时，老吴自己忍饥挨饿，把干粮分给普通战士；夜间露宿，用两根木棍撑起自己的毛毯，给战士挡风遮雨；
看到战士的草鞋破了，把自己的布袜脱给战士，再动员全组连夜打草鞋。
当时三团的战士都喊他“吴妈妈”，这个外号不是调侃，是真心实意的亲近。
无独有偶，罗荣桓也因善待下属，被大家叫作“罗婆婆”，这大概是红一军团政工系统的一种传统。
后来《战士报》专门表扬红三团，说“团里的政工干部排在前头”，成了老吴一辈子引以为傲的荣耀。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法宪任115师685团的政训处副主任，同时兼任组织部长，这是他掌握人事权的开始。
1938年冬685团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山东湖西地区，组建了苏鲁豫支队。
吴法宪任支队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彭明治当支队长，从这个配置就看得出，负责政工的老吴，属于一号首长；负责打仗的老彭，反而屈居二号。
老吴这个一号也不是白当的，支队刚去湖西只有两千来人，他干了一年多后，成功扩到1.3万人，相当于一个整编师。
老吴能成功扩军，政治工作密不可分！
他主动下基层，进村镇，但不搞直接招兵，而是发动老乡给我军送担架，先减少老乡的抵触心理，然后吸收其中的积极分子参军。
等加入我军后，还给这些新战士分地，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就吸引了更多热血青年来参军，连隔壁的国军都被打动，时不时有人带枪来投，点名要找吴胖子的队伍！
除了吸收地方青年外，吴胖子还积极收编抗日武装、改造游杂武装，并用最朴素的语言，解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因此他的部队里，连小战士都能讲出一堆大道理。
这样扎实的政治工作，几次受到上级表彰，连老师都知道“红一有个吴妈妈，战士老乡都夸他”。
1939年6月，吴妈妈抓住战机，在萧县张山集、曹村车站一带，五天歼灭日伪军700余人，再次受到中央表彰！
毕竟当时的鬼子都是精锐部队，在抗战艰难阶段取得这样的成绩，上级不重视都不行！
皖南事变后，中央把吴法宪调到新四军，任三师政治部主任，要他打开当地的工作局面。
吴妈妈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创造模范连队党支部：党员骨干谁带头、谁退缩，每月都要评比；连队出现逃兵、纪律出现问题、伤员闹情绪，不能只怪小兵，支部要找自身责任。
在吴胖子的工作下，逃兵率大大降低，许多原来逃跑的战士，听说吴主任不整人，体谅战士艰难，又纷纷重新回到部队。
刘老庄、大胡庄、阜宁、淮阴这些硬仗，战士们敢死拼，就是因为背后有政工系统兜着。
在阜宁围城时，吴法宪还效法古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用孔明灯飘传单、夜里唱伪军家乡小调、竹箭射劝降信。
一个月劝降2000多伪军，兵不血刃把敌人瓦解了。
由于组织能力突出，抗战结束后他官升一级，原来是和支队长搭班子，现在和大队长刘震搭班子，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
东总本来让刘震兼任纵队党委书记，但刘震考虑到按我军传统，于是向上级建议：“还是让吴法宪同志兼任党委书记为好，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刘震打仗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而且原来是吴法宪的上级，但他对吴法宪很尊重。
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每次刘震作完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吴法宪讲一讲，对于吴法宪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
二纵在刘震和吴法宪带领下，成为东北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但也出现“两头冒尖”的问题，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
优点是能打仗、有功劳、不怕牺牲、缴获最多；缺点是抢战利品最凶，多次因战利品分配问题受处分。
对吴法宪老好人的性格，刘震也不是一味迁就，曾多次批评他“和稀泥”，要他“坚持原则”。
当时二纵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的五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方面有所松弛。
有一次刘震要求五师上缴战利品，钟伟拖着不肯上缴，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震对此十分不满，直接批评吴法宪：“你又来做老好人！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从政治上帮助，反而姑息迁就，讨好于人，这是什么作风？”
随后刘震派人给钟伟传话：“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
这下钟伟不敢抗命了，老老实实上缴了战利品。
此后二纵又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吴法宪作为纵队首长，在会上作了检讨，并严厉批评了钟伟。
但批评归批评，后面吴胖子依旧如此，在辽沈战役中，是二纵最先攻入沈阳，但二纵在进城前，吴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
因为他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二纵进沈阳，那样就缴获不到物资。
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战略物资，这些丰厚的“洋落”，自然都归了最先进城的二纵。
二纵几万大军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据说“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
吴法宪也深知“纸包不住火”，此事迟早会被上级追究，于是开会商讨对策，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
不久以后，东总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吴法宪主动把此事说了出来，并进行了自我批评。
他主动站起来认错：“我没敢早说”，其他纵队司令得知后都骂娘，连好脾气的罗帅都发脾气，说“亏你还是纵队党委书记，偏心成这样！”
但林总没有说话，最后只给了个本位主义处分，依旧让吴胖子留任。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吴法宪在部队管理上，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对部属是真的好。
当时二纵官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就是吴胖子的外号。
当时某宣传队拍话剧《阿Q正传》，慰劳二纵的战士，剧中扮演阿Q的演员，在台上说了一句“吴妈，我要和你困觉”，战士们哄堂大笑！
演出队感到莫名其妙，这句台词有啥好笑？
事后刘震严厉批评了相关干部：“政委脾气好，对你们好，但他是你们的上级，代表组织权威，谁让你们这么没大没小？”
干部们也很委屈，说这事他们不知情，更没有起哄，是战士们觉得政委好脾气。
吴法宪后来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没犯错误前，也曾是一个好领导，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不是单一的负面符号。
他那种“老好人”性格，在战争年代能凝聚人心，但在更复杂的环境里，也可能成为弱点。
战争年代，他对部属的宽容和体恤，换来的是战士们的信任和拥戴；
和平时期，如果原则与人情发生冲突，这种“重人情、轻原则”的倾向，就可能演变为对组织纪律的漠视，甚至成为政治上的软肋。
后来他在特殊时期的错误，固然有时代环境和个人野心的因素，但追根溯源，与这种性格底色不无关系！
一个习惯靠“人心”而非“原则”来维系权威的人，在风向骤变时，往往更容易迷失方向。
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往往就藏在这些具体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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