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三年秋天，蒙古大汗忽必烈在开平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蒙古宗王和将领之外，还有一个汉人降将——刘整。
刘整是邓州穰城人，原本是南宋的将领，在荆襄一带驻防多年，后来因为跟上司不和，被逼得走投无路，于中统二年投降了蒙古。
刘整投降之后给忽必烈上了一道奏折，核心意思是：南宋靠长江天险来防守，但长江中游的屏障是襄阳。襄阳一破，长江就守不住了。据《元史·刘整传》记载，刘整的原话大意是“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忽必烈看完这道奏折之后想了很久，然后拍了板——打襄阳。
襄阳在今天的湖北襄樊一带，地处汉水中游，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北方的军队要南下荆湖，必须经过襄阳；南方的军队要北伐中原，也必须从襄阳出发。
襄阳城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它坐落在汉水南岸，北面是汉水，东、南、西三面是连绵的丘陵和山地。汉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把襄阳城半抱在怀里。
这种地形让襄阳既有水运之利，又有山险之固，是天然的要塞。南宋在襄阳经营了上百年，城墙高厚，护城河宽阔，城头架设着数以百计的弩炮和投石机。
城中的粮草储备常年保持在可供数年之用的水平。更要命的是，襄阳城跟北岸的樊城互为犄角，两城之间用一座浮桥相连。
要攻襄阳，必须先攻樊城；要攻樊城，又绕不开襄阳的侧击。蒙古骑兵再能打，面对这种背靠背的双城防御体系也得头疼。
忽必烈对襄阳的部署是极其谨慎的。他没有像之前的蒙古大汗那样追求速战速决，而是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对襄阳实施长期围困。
蒙古军在襄阳外围修筑了长达数十里的堡垒群和栅栏，把襄阳城围得水泄不通。这些堡垒和栅栏之间用壕沟和鹿砦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锁线。
蒙古军还在汉水上设置了水寨和铁索，切断了襄阳从水路获得补给的通道。这套围困战术的核心思路很简单——不急着攻城，先把城里的粮食耗光。
襄阳城里的存粮再多，也有吃完的一天。只要围上几年，城里的守军不饿死也得投降。
蒙古军对襄阳的围困始于咸淳三年（1267年），到咸淳四年（1268年）完成了对襄阳的包围。
襄阳守将是吕文焕，他是南宋京湖战区最资深的将领之一，在南宋军中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打过金人也打过蒙古人，实战经验极其丰富。吕文焕到襄阳上任之后就把家眷搬进了城中，这个举动的意思很明白——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他手里有多少兵？据正史记载，襄阳守军约两万至三万人，加上城中的壮丁和百姓，总人口约莫十万人。两万守军对抗蒙古方面投入的数万精锐骑兵和汉军，压力可想而知。
但吕文焕没有退缩，他把城墙分成若干段，每段派得力将领负责，自己日夜巡城，哪里出现险情就赶到哪里督战。城中的百姓被组织起来，壮丁协助守城，妇女负责后勤，老人和孩子被安排去搬运军械和烧火做饭。
整个襄阳城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作战位置。
围城的第一年，吕文焕还能撑得住。城里的存粮充足，军械完备，士兵们士气也不差。蒙古军虽然围了城，但攻势并不猛烈，更多的是在外围修筑工事、扫清据点。
吕文焕抓住这个喘息的机会，多次派小股部队出城骚扰蒙古军的补给线，烧毁他们的粮草和攻城器械。
最成功的一次是咸淳五年春天，吕文焕派了一支五百人的敢死队趁夜从南门溜出去，摸到了蒙古军一个囤粮点，一把火烧了蒙古军囤积在那里的几万石粮草。
蒙古军负责后勤的将领气得暴跳如雷，不得不从北方紧急调粮过来补充。这件事让吕文焕在城中声望大涨，守军的士气也随之一振。
但蒙古军很快就加强了封锁。咸淳六年，蒙古军把包围圈进一步收紧，在襄阳城外的各个制高点上修筑了瞭望台和炮台，居高临下对城中进行炮击。
宋军的城墙在炮石轰击下多处出现裂缝，吕文焕派人连夜修补，用木板和沙袋堵住缺口。城中的粮草开始吃紧，吕文焕下令实行配给制，士兵每天的口粮减半，百姓的口粮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到了咸淳七年，城中的存粮已经见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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