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著，叶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和安妮·卡森（Anne Carson）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八年加拿大的一场作家研讨会上，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阅读彼此的作品。以下访谈融汇了我们的日常对话和关于卡森作品中包括神秘主义、古典思想、痴迷、欲望等主要话题的讨论。
卡森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多伦多，是玛格丽特·卡森和罗伯特·卡森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父亲在多伦多的多米尼克银行工作。卡森童年时代，一家人随着父亲的工作地点变动，辗转于安大略省斯托尼克里克、霍普港、蒂明斯等小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卡森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随后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跟随著名古典学家肯尼斯·多佛学习古希腊语。一九八一年，她回到多伦多大学，撰写了一篇关于萨福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演变成《苦乐参半的爱神》——此书简短而绵密地论述了匮乏对于欲望的核心作用。现在，卡森住在安阿伯，在密歇根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
虽然卡森一直不愿意称自己为诗人，但她几乎一生都在以某种异端的形式写诗。她的作品坚定，有开创性，融合多种流派和风格，但是很多年都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八十年代末，美国的一些文学杂志开始发表她的作品。加拿大的出版机构则热情较低，直到卡森四十二岁时，加拿大一家小出版社“砌砖书”（Brick Books）才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短谈》。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卡森不再需要找出版社，相反，出版社竞相找她。很快，她就出版了三本诗集和散文集——《淡水：散文和诗集》（1995）、《玻璃、讽刺和上帝》（1995）、《下班的男人》（2000）——以及诗体小说《红的自传》（1998），该小说将希腊神话、同性恋和安大略小镇生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随后卡森又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未失者之经济》和她翻译的萨福诗歌《如果不，冬天》，均于二〇〇二年面世。
奖项和荣誉也纷至沓来：古根海姆奖学金（1995）、兰南奖（1996）、小推车奖（1997）、麦克阿瑟奖学金（2000）和格里芬诗歌奖（2001）。二〇〇二年，卡森凭借《丈夫之美》一书成为首位获得英国T.S.艾略特诗歌奖的女性。
过去几年来，卡森一直在创作一部口语歌剧，关于三位女性神秘主义者——阿佛洛狄忒、十四世纪法国异端玛格丽特·波雷特和西蒙娜·薇依。明年，兰登书屋将出版与歌剧同名的《解创造》（Decreation）——其中也包括新诗和散文。
我们在二〇〇二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开始了以下的访谈。卡森被节庆搞得相当疲惫，在橙色天鹅绒沙发上伸展开身子，我们喝着乌龙茶，聊了几个小时。
——威尔·艾特肯（WillAitken），二〇〇四年
01 “我一直在坚决地回避开悟。”
《巴黎评论》：我想从你的诗《诗节、性别、诱惑》说起，其中有一句让我停住：“我的个人诗歌是失败的”。这让我想到两个问题：你称什么为你的个人诗歌？你真的觉得它是失败的吗？还是诗中的人物在说话？
卡森：我认为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个人层次。有的诗离我很远，有的离我很近，离我近的诗一般不会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诗中的人物是这样，作为我的我也是这样。
《巴黎评论》：比如《玻璃散文》，你认为它是一首个人诗歌吗？你认为它失败了吗？
卡森：我把它看成较高层次的胡闹，目的是较深层次地理解一些东西。我认为自己是有能力记录感性和情感事实的，有能力构建出令人信服的生活表象，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情感生活。但当我写《玻璃散文》时，我想做一些我称之为理解生命感受的事情，我不认为我做到了。
我也不知道做到这一点会是什么样子，但如果你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或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你就会嗅到一种理解的芳香——你觉得和故事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了一些你能理解的事情。当我想到自己的作品时，我没有那种感觉。
《巴黎评论》：是不是因为它仍然是你正在经历的一部分？
卡森：嗯，有可能。但又怎么能评判这些事情呢？
《巴黎评论》：或者说，这本书对你来说可能是失败的，对其他人来说却是成功的？
卡森：我想是吧，因为这种对情感事实表面的捕捉对其他人来说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刺激他们思考，让他们做出自己的理解行为。但我仍然不认为我完成了思考。
《巴黎评论》：《诗节、性别、诱惑》中有一行——“我想让自己难以忍受”——它让我觉得是对你作为一名作家的确切表述。
卡森：我记得这句话像冰川一样在黑暗中向我袭过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驶向南极的船，突然间，一道冰川从黑暗中冲出来，我就把它记下了。我欣赏它准确地反映了我给人们的印象——那也是我选择给人们的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难以忍受”的意思是形而上的。
卡森：嗯，是的，它不可能是肉体的，对吧？除非我到处去捶打别人。
《巴黎评论》：那也没准。
卡森：用锋利的东西，没错，所以我才去上拳击课，学那些技巧。当然，那只是人们说的“影子拳”。
《巴黎评论》：你不能真的打人？
卡森：不，不能真打。
《巴黎评论》：但你常常想到打人？
卡森：在拳击课上，是的，所以我才去上。谁出现在脑子里成为被打对象总让我吃惊，因为往往不是你预料中的人。
《巴黎评论》：你的老师会鼓励你喊出目标的名字吗？
卡森：没有，但这是个好主意。
《巴黎评论》：我的老师就那样做。不过我的课主要是女生，她们喊“乔治”“弗雷德”“汤姆”，我也来了精神，喊道：“皮埃尔！”大家都停顿了一下，然后全班都喊：“皮埃尔！”然后我们就把皮埃尔打了一顿。
卡森：很好，让人难以忍受很少会带来那样的集体娱乐。它更是一种孤独的行为。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难以忍受的，但我知道，我对人们产生的一些影响，就是把一切都置于一种边缘，让人们既被这个人或这篇文章所吸引，又被一种启示或对启示的接受所吓倒，而这种启示几乎就要发生，却又永远不会完全发生。
《巴黎评论》：一种眩光。
卡森：对，来自我站着的布景后面的眩光。因此，如果我是舞台上的一个小演员，就会有一种可怕的眩光从我身后射出来。人们会感觉到，但我感觉不到，我只能感觉到它从我身边掠过，我看到人们脸上的惊诧和其他一些东西混杂在一起。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人们会觉得我诡异。因为这个眩光同时夹杂着一种稚嫩的魅力，让人放低警惕。人们两样都得对付。
《巴黎评论》：但这个眩光到底是什么？
卡森：我不知道，应该是绝对的恐惧，是撞上了你将孤独死去这个事实。你一生中会时不时想到它，而在你为了快乐、交友和打发时间所做的一切小小努力面前，它说不通。
《巴黎评论》：每个人都带着这种眩光吗？还是只在你身后更明显？
卡森：我想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只是人们掩饰的方式不同。出于某种原因，我掩饰的方式比较少。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一直都有它吗？你的童年是怎样的？我知道你经常搬家。
卡森：我父亲是个银行经理，在加拿大，所有的银行经理都是流动的，因为政策是每三年调动一次经理，让他们体验不同的社区和银行业务。这对家庭来说不容易，对银行来说则是好事。
《巴黎评论》：所以你每三年就换一所学校？
卡森：差不多是的。我相信这也提高了我的生存技能。我记得有一天，当我们驶出车道，我向我最好的朋友们挥手告别时，我在想：下次我再去什么地方，就不交朋友了，因为这样做没有未来。所以有一种封闭、闭关的意思。
《巴黎评论》：你在下一座城市没有交到新朋友吗？
卡森：交到了，但是我变得越来越谨慎。至少有一半心思总在想：我又得离开，这不会长久的。这是一种很好的佛教徒态度。如果我是佛教徒，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实际上，我只是不开心。
《巴黎评论》：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就在通往开悟的道路上了。
卡森：相反，我一直在坚决地回避开悟。“我写作是为了了解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02 “我写作是为了了解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巴黎评论》：我一直以为写作是你的主要工作，而画画是为了放松。
卡森：不是。
《巴黎评论》：写作是一种放松？
卡森：是的，相比之下，写作是一种游戏。绘画是相当相当赤裸的，赤裸得可怕。但我一直觉得，如果我能强迫自己每天画画，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它会让我更诚实，也对诚实更加用功，否则我就会懈怠。画画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即使是在我做迈克尔那本书时，那是一个完全忧郁的主题，但我感到非常快乐、充实。
《巴黎评论》：你在写作时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吗？
卡森：很少。也许会有一秒钟，或者这里那里的一瞬间，但不会持久。它不会像制作一件物体那样把我的生命凝聚在一起。
《巴黎评论》：那为什么还要写作呢？
卡森：我写作是为了了解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巴黎评论》：能谈谈你是怎么做的吗？
卡森：我在三张不同的桌子上工作，每张桌子上都有不同的项目，比如说，一张是学术项目，一张是作家项目，还有一张是艺术项目。我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一小时内会把三张桌子都用上，它们互相异花授粉。
《巴黎评论》：所以，与其说是一种日常，不如说是一个系统。
卡森：这是个有趣的区别。我想说，我每天早上起床后都会出去散步，回来后泡茶、吃早餐，这也是一种日常。然后，我读一个小时的书——我现在正在读普鲁斯特的《斯万之恋》，参照我的词典。然后我就去桌子边。所以一开始是日常，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流动的系统。
《巴黎评论》：灵感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事推动你写作？
卡森：具体的图像会引发思考或创作。例如，《玻璃散文》起始于凝视我母亲家旁边一条结冰的沟渠，我想这其实就出现在诗中的一处。所以说，一些现象学的东西触发了想法。
《巴黎评论》：声音、气味、你在公交车上听到的东西也会产生影响吗？
卡森：是的，公交车上的短语，或者梦中的短语。有时我会梦到一个句子，然后把它写下来。通常都是废话，但有时它似乎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
《巴黎评论》：你的创作似乎是把世界上谁都不会联系也想不到联系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卡森：你想要联系的东西并不是你能控制的。这就是你，跌跌撞撞地闯入这个世界。但如何联系才是显示你的思想本质的东西，个性体现在连接的方式上。
03 “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写出好文章。”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曾经让人完全困惑：“但这不是诗，这显然是散文。这是用段落写的，我能区分散文和诗歌。”反应完全不屑一顾。
卡森：是的，从那时起，出现了人们所说的范式转变，意思是现在我不会做错任何事情，但真正的意思是人们对作品的评判和以前同样盲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猜人们只是害怕思考。他们喜欢有一个现成的分类，这样就可以说：好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好作品，可以欣赏它了。
《巴黎评论》：赢得麦克阿瑟奖是否也有类似的作用？我知道它并没有带来更奢侈的生活方式。
卡森：你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买了些袜子，袜子和新枕套。还有，他们现在随时都让我进银行，甚至在门禁之后，也会冲过来，把我领到里面的屋去。我觉得这很迷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不同。
《巴黎评论》：你对金钱有一套有趣的理论。
卡森：没那么有趣，只是与常理有悖。常理是所有钱，实际上生活中所有的数字，都应该变大。但它们应该变大并不合理——为什么要变大？如果你换个角度，认为所有数字都应该变小，生活会更好。
《巴黎评论》：你爸爸是怎么看待这种态度的？
卡森：我不得不说，爸爸不这么认为。
《巴黎评论》：他对金钱是什么态度？
卡森：很复杂，我不认为我理解。我只知道，每当我们谈论经济方面的事时，我们最终都会坐在桌边，周围是写满计算的餐巾纸。这让我们俩都感到非常沮丧。
《巴黎评论》：来自加拿大的经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写作？
卡森：不，我不觉得。我不知道如果出生在其他地方我会有什么不同。当我去美国时，我感觉是不同的，但不是以一种可以转述的方式，当我回到这里时，我感到一种解脱，也许只是因为不显眼的感觉很好。在这里，人们自然可以不显眼。我确实怀念加拿大的岩石、空气和它的气味，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被它塑造。
《巴黎评论》：是否有当代作家以某种方式哺育你？受影响的焦虑会让你焦虑吗？
卡森：让我焦虑的是，如果我读了某人的作品，觉得“哇，我也很想这么做”，我就会停止读他们的作品，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模仿者。我有猴子的一面，很容易模仿，这就会变成戏仿。戏仿是因为我不想成为那个人，而与那个我想模仿但不至于想成为的人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戏仿。但我确实喜欢梅维斯·加兰特，我在写作时尽量不读她的作品，因为我会渗入到她的作品中。所以，虽然我并不刻意追求某种声音，但确实有一种尽量避免融入他人声音的意识。
《巴黎评论》：我最终想把你和爱丽丝·门罗放在一起。你们都对物质世界和生活细节有一种依恋——几乎仿佛陶醉其中——无论它们是坏的、好的、痛苦的，还是其他什么。你觉得这样说对吗？
卡森：我看到这一点，陶醉对它来说是个好词。但我和她截然不同。我们的共同点也许是一种态度，无论生活多么糟糕，重要的是从中创造出有趣的东西。这与物质世界有很大关系，与看东西、雪、光、纱门的气味，任何构成你每时每刻的现象存在的东西都有关。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东西都会继续存在，你也可以不断想它们，把它们变成纸上的东西。
《巴黎评论》：对每个人来说都会继续。
卡森：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而且这一点你总是可以传达出来。对我来说，即使我读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也是为了她对天气的描述。也许这样读乔治·艾略特是不对的，但她描述光线在树上移动，躺在长椅上，有人的脚在那里，很令人欣慰。
《巴黎评论》：但你引用乔治·艾略特的话说，试图描写是愚蠢的。她真的这么说过吗？
卡森：她确实这么说过，但她一直在尝试去做。她确实有限制，我觉得她的描写能力比她允许自己做的要强很多。天气通常只是在每一章的开头点缀一下，然后，她会进入形而上的对话，让人们讨论生命的意义。但天气总是出现在开头，无可否认。她就是明白。她描写上午十一点钟橡树林间的小路，云朵移过太阳的样子，完全逼真。比起她写作的其他方面，我更欣赏这一点。
《巴黎评论》：她也擅长描写夜晚。好像她在章节开始时描写早晨的天气，在章节结尾时描写黄昏。
卡森：是的，这也是我觉得中国和日本诗歌令人满意的原因。它们似乎有着同样的目标。事实上，这是他们洞察现实的整个机制，捕捉现象瞬间的某些东西，然后将之散发出比瞬间更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写作的某种最终成就。在我的创作实践中，我试图描写我的母亲、我的袜子或我的感情生活，但我认为，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人，我可以把这些都拿掉，只描写天气、雪或光的瞬间，这样的作品会更好。
《巴黎评论》：你在你母亲的忌日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做到了这一点。你说：“我想念她就像想念一只旧袜子。”
卡森：一只袜子，你总是需要另一只。懂得适可而止，这就是那封邮件的启示。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写出好文章。
《巴黎评论》：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结尾。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卡森：我想补充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一句智慧之言：“行动起来，中心就没有用了。”这是我试图教给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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