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之后,咸阳宫里就出现过关于“怎么管这么大地方”的争论。
丞相王绾对秦始皇说,燕、齐、楚这些地方离都城太远,不能设王来镇守,应该把皇子分封到那里去。多数大臣点头。
廷尉李斯反对。他的理由很具体,周朝分封的同姓子弟,一开始是亲戚,几代之后血缘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周天子也禁止不了。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他没有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儿子们,而是把全国分成郡和县,郡设守、尉、监,官员由中央任命,不世袭,也不永久占有一地。
选择的结果就是秦朝没有一个同姓诸侯王能够“镇”住远方。中央要依靠另一套东西来维持统治,即一套不依靠血缘、而依靠文书和考核运转的行政系统。
这是后来被反复继承的东西。
睡虎地秦简中有一篇叫作《为吏之道》的文章,是给官吏看的职业规范。它列出了“五善”、“五失”,用以评判一个官员的好坏。
“五善”是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五失中有一些具体的行为,见民倨傲,居官善取,受令不偻,安家室忘官府。
这些条目说明秦对官员的要求不是“血统高贵”或者“打仗勇猛”,而是一组可以被观察、记录、赏罚的行为指标。官僚制只要在中央任命地方官上有所发展,就只是骨架而已;只有《为吏之道》这样的东西,才能使骨架有日常运转的肌肉。
但是条文是另一回事,实际运转又是另一回事。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为后者。
里耶秦简属于秦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约有三万七千枚,时间跨度为秦王政二十五年到秦二世元年,内容包括户籍、赋税、仓储、邮驿、司法和地方行政的日常流程。
其中有一份文书记载了丞相书的传递路线,从朝廷所在的内史发出,传到南郡,南郡再传到洞庭郡,最后到达迁陵县。
迁陵县接到郡的命令之后,就不再有其他的了。县丞把命令抄送给县尉,再逐级传达到乡、司空、仓等机构,简文写着“皆勿留脱”——不准滞留,不准遗漏。
还有跨郡的债务处理。迁陵县的传马经过南阳郡雉县时借用了饲料,雉县出具“校券”,迁陵不需要立刻付钱,而是通过“计”的文书,由中央财政来平账。
这些记录里没有秦始皇,没有重大战役,只有基层小吏在反复抄写、转发、回报、核账。但是正是这种枯燥的重复,说明郡县制并不是停留在诏书上的蓝图,而是在迁陵这样的边远县里被实际操作的流程。
郡县制在秦亡之后还能继续存在,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原因,就是它被“安装”在一个标准化的接口上。
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作“书同文字”,琅琊石刻也提到“同书文字”。统一文字的意义不在于规定一种“最好看的字体”,而在于使中央发给的文书,从咸阳到洞庭郡到迁陵县,不需要翻译就可以被读懂和执行。
度量衡的统一也是同样的逻辑。秦把统一的诏书刻在标准器上,发到各地。一件从秦昭王时期用到秦二世时代的高奴铜禾石权,曾经被两次召回校准,并加刻统一度量衡的诏命。标准器可以被校准、被比对、被追责,统一才不只是口号。
货币统一为秦半两,方孔圆钱的形制延续了很久。这些标准化的东西彼此咬合,文书要统一文字才能传递,赋税、俸禄要统一度量衡才能计算,道路、车轨要统一宽度才能使政令和物资流通起来。
秦始皇陵K9901号坑出土的文官俑腰间挂着削刀和砥石。削刀用来刮去竹简上的错字,砥石用来磨刀。这些文官俑和兵马俑不同,他们没有兵器,但是有处理文书的工具。它不能单独证明郡县制怎样运作,但是它和里耶秦简指向同一个事实,即秦的统治机器里有一大批以处理简牍文书为职业的人。
美国学者福山后来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用韦伯的官僚制概念来重新认识秦朝。他引用的韦伯标准有三个,分别是按功能来划分官职、层级分明、官员由任命而不是世袭产生、领取薪金而不是封地。福山认为这些“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
这个判断要放在它自己的语境中来理解。韦伯本人没有把帝制中国直接当作“现代国家”,福山是在一个比较政治的框架内提出这个看法的。它表明的是秦制组织形态在形式上接近于理性官僚制,而不是秦朝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即使如此,来自外部的对照仍然指向一个关键的区别,即秦的行政权力,在制度设计上不再以血缘封建为默认选项。
秦亡之后,这套东西也没有被丢弃。
刘邦入咸阳的时候,将领们争着抢金银财物,萧何先去把秦丞相和御史府的律令图书收了起来。后来汉朝在地方制度上走过弯路,郡县和封国并行了一段,但是郡县官僚的那套操作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指出,秦朝不设立尺土之封,将天下分为郡县,而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末。
谭嗣同后来用一句很重的话来概括出这种延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他是对秦制进行批判的,但是这句话也承认了一个事实,即秦朝虽然只有十五年就灭亡了,但是它搭起来的那套郡县—官僚—文书行政的框架,却成了后来王朝反复回到的默认轨道。
秦制的延续不是因为它的“好”,也不是因为某个皇帝的英明。它在秦亡之后还能被接续下去使用,是因为它被拆成了可以被继承的零件,即郡县层级、官吏考核、文书流转、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这些东西并不依赖于某个人,换一个王朝,换一个皇帝,只要还想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就很容易把它们重新组装起来。
秦始皇陵文官俑腰间那把削刀,和里耶简上“皆勿留脱”的抄写记录,说的是同一件事,即一个帝国真正的骨架,不在战场和宫殿里,在于每天被重复的、枯燥的、可以交给下一个王朝的行政动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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