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拆迁我头一个签字，拿了668万连夜搬走，四个月后村主任来电，他声音发颤：你那帮街坊都跪在臭水沟边哭呢！
我头一个在拆迁协议上签完字，手印按下去的时候，指尖上还沾着印泥的红。村主任老周把那张纸收进牛皮纸袋，抬眼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村委会那间屋子里挤了二十来号人，没一个吭声的，就听见窗外头风刮着塑料布哗啦啦响。
第二天一早，六百六十八万到账，我连早饭都没在村里吃，雇了辆厢式货车，把被褥、锅碗、我爹留下的那只樟木箱子一股脑塞进去，天没黑就出了村。车过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没看见人影，就看见树底下几只鸡在扒拉土。
四个月零六天之后，老周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声音发颤，第一句话是：“你走对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是城里新小区的地砖，干干净净的，连片树叶都没有。老周在那头喘了几口气，才把后面的话说出来：“你那帮街坊，都跪在臭水沟边哭呢。”
老周说的臭水沟，就是村东头那条排水渠。我从小在那儿摸过泥鳅，后来上游开了两家小化工厂，水就黑了，夏天路过得捂着鼻子走。拆迁那会儿，渠边上还立着块牌子，写着“整治中”。
这事得从头说。
我们村叫柳洼，在县城西北边，四十公里路，开车不到一个钟头。村里满打满算九十二户，三百来口人。年轻人早走光了，剩下的多是六十岁往上的。我五十六，在村里算年轻的。我爹走的那年八十九，我娘八十六了，脑子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我问她搬去城里住楼房好不好，她说那我的鸡怎么办。
拆迁的事是去年秋天传开的。刚开始没人信，说咱这破地方谁要啊。后来镇上来了人，挨家挨户量房子，拿个激光尺，往墙上一照，嘀一声，数就出来了。我家那老宅，宅基地两百三十七平，房子一百八十九平，按政策算下来，六百六十八万。这个数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老周跟我说的时候，我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地上。
六百六十八万，在县城能买三套房子，还能剩钱。我种了半辈子地，农闲去镇上工地扎钢筋，一天挣一百八，一年到头攒不下两万块。
签字的头天晚上，隔壁的老赵来找我。老赵比我大七岁，六十三，老伴儿瘫了三年，一直是他伺候。他坐在我家门槛上，也不进来，手里攥着个手电筒，也不开，就攥着。
“你真签？”他问。
我说签啊。
他说：“你等等不行？大伙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多要点。我听说北边那个村，一户多要了四十万。”
我说政策白纸黑字，一平多少钱写着呢，怎么多要。
老赵闷了一会儿，说：“你不懂。你不签，他们就没法动工。咱们一块儿扛着，上面自然急。”
我没说话。我娘在屋里咳嗽，一声接一声，那几天正吃着社区医院开的药，一瓶复方甘草片，才六块八，吃了也不见好。
老赵又说：“我婆娘这个月尿管又堵了，去趟县医院来回就是二百多。我不是不想签，我是想多要一个是一个。”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我知道老赵说的有道理。可我也知道另一件事——村里老刘家，当年修国道占了他家两分菜地，他想多要两千块，扛了三年，最后路绕着他家菜地修，现在那两分地夹在两条车道中间，种啥都长不好，卖也没人要。
第二天早上我去村委会，老周坐在那张掉漆的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协议，一摞，用镇纸压着。他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我签字的时候，屋里就我和他两个人。后面的人陆陆续续来的，趴在窗户上看，有一个喊了一嗓子：“老陈你这就卖啦？”我没回头，把名字写完，又按了手印。
我搬走那天，我娘坐在货车副驾驶上，怀里抱着个纸箱子，里头装着五只老母鸡，车厢里咯咯咯叫了一路。她从车窗往外看，说：“那口井还没填呢。”
我们村那口井，在村中间，石头砌的，井沿磨得光溜溜的。我娘嫁过来那年打的。
四个月里，我在县城买了房，一百三十平，装修花了小二十万。剩下的钱存了定期，三年，利息够我娘吃药和日常开销。我娘的咳嗽在暖气房里好了不少，就是总念叨鸡没地方放，我把阳台封了给她养，物业来找过两回。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老周电话打过来那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下午两点多。他的声音我差点没听出来，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你还记得村东那条渠不？”
“记得。”
“现在二十多户在渠边上跪着。老赵也在，他婆娘还瘫着呢，抬到渠边上，拿个躺椅搁着。”
我问怎么回事。
老周说，我搬走之后，村里剩下的人更不肯签了，抱团。有懂法的村民说，只要有一户不签，整个片区就动不了。他们找了律师，律师说可以申请听证，可以往上反映。就这么拖了三个月，上头的重点工程换了地方，这条线不走我们村了。
“不走我们村了？”我重复了一遍。
“改道了。从南边绕，绕出去九公里。人家等不起，另选线了。”
我不太懂这里头的门道。老周给我解释，说原来那个项目是引水管线，从我们村地下过，占宅基地只占边角，主要是征地，一亩补三万六。那个六百六十八万，是前头那个商业开发项目的评估价。两个项目在一块儿，先谈的是商业开发，后来引水管线插进来，把地界搅乱了。
“那六百六十八万……”
“你签的是商业开发那头的协议。引水管线一改道，商业开发也没人接了。开发商撤了。”
我没说话。
老周又说：“现在村里人找你呢。他们说你是头一个签的，把价码定死了，后来的人想往上抬都抬不动。老赵媳妇上礼拜从躺椅上摔下来，股骨头摔裂了，县医院说要换，四万八，拿不出来。”
“他们跪渠边上干什么？”
“讨说法。镇上来了人，就在渠边上跟他们谈。渠里那个水，你没见着，比你在的时候还黑，冒泡。有个老太太跪着跪着晕过去了，抬到树底下掐人中。老赵就拿手捶地，说当初要是都签了，哪怕少拿点，好歹现钱到手，不至于现在这样。”
我挂了电话，在阳台上站了半个钟头。我娘在屋里喊，说有一只鸡不下蛋了，让我看看是不是卡了蛋。
我没去看鸡。我开车回了趟柳洼。
车到村口，我没进去，停在老槐树底下。树底下没人，几只鸡也不见了。我顺着路往东走，远远就看见渠边上围着一圈人。渠还是那条渠，水黑得发亮，边上插着几根竹竿，拉着红布条。
老赵坐在一个马扎上，背对着我。他老伴儿躺在旁边的躺椅上，盖着条灰毯子，毯子底下露出两只脚，脚踝上贴着膏药，一股子麝香味飘过来。
我走到老赵边上，他没抬头，过了好几秒才说：“你来了。”
“嗯。”
“你那六百六十八万，买着舒坦了？”
这话不好接。我说：“老赵，我当时……”
“我知道，”他打断我，“你不签，你娘吃药的钱都没有。你签了，你没错。”
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但没眼泪，眼角的褶子里卡着一粒眼屎。
“可你签得太快了，”他说，“你哪怕晚三天，等大伙儿把话说完，后来也不至于这么散。”
旁边一个老太太接话，六十七了，姓孙，我该叫婶子的。她说：“老陈，你家那房子一交，人家量好的数就报上去了。后头的人再谈，人家就一句话——头一户都认了，你们凭啥不认？”
我想说那是商业开发那头的事，跟引水管线不一样。可我说不出口。这两件事在村里人心里就是一件事。
老周从人群里挤过来，把我拉到一边。他从兜里掏出张纸，折了四折，边角磨得起毛了。
“这是镇上刚给的答复，”他说，“引水管线不走咱村了，商业开发那个项目重新招标，还没人接。就算接了，价也回不到六百六十八万了，现在行情掉得厉害，能有个四百来万就不错。”
“老赵他们不知道？”
“知道。知道才跪。他们不是跪给镇上看的，是跪给自己看的。心里过不去。”
老周又说了一件事。我搬走之后，村里陆续有三户签了，都是家里等钱用的。其中一户是给儿子娶媳妇，彩礼二十六万八，女方催得急。签的那天晚上，那家放了一挂鞭炮，放了半截让人给掐了。掐鞭炮的是他亲侄子。
“后来呢？”
“后来那户搬走了，搬去他闺女那儿住。临走时把大门钥匙给了我，说周叔你帮我看着点，别让人把我院里那棵石榴树刨了。”
我在渠边上站了一个多钟头。太阳从西边斜过来，照在黑水上，反的光是黄的，像一层锈。老赵老伴儿哼了一声，老赵赶紧弯腰去摸她的额头。
我蹲下来，跟老赵一般高。
“老赵，我那儿还有钱，你先拿去给嫂子看病。”
老赵转过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的钱是你的钱，”他说，“我要是拿了，这渠边上跪着的这二十几户，我老赵就没脸再搁里头了。”
旁边有人小声说，老赵硬气。也有人说，老赵傻。
天擦黑的时候我走了。路过老槐树，我看见树底下多了个碗，里头有几根鸡骨头。不知道谁家的鸡还是没了。
回城的路上，我开得很慢。四十公里的路，我开了五十分钟。手机响了两回，都是老周打的，我没接。
到家我娘问我，村里咋样了。我说没咋样，都挺好的。
她说：“老赵媳妇的腿好了没？”
我娘脑子糊涂的时候多，那天不知道怎么就清楚了，知道老赵媳妇腿的事。我说快了，县医院给看。
她哦了一声，又说：“那你把那几只鸡带回去给老赵吧，他媳妇喝点鸡汤。”
我没说话，把鸡从阳台赶进笼子里，打算第二天送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把鸡装上车，开回柳洼。到老赵家门口，门锁着，邻居说他天没亮就推着老伴儿去镇上医院了，说镇上来了个骨科的大夫，临时坐诊。
我把鸡笼子搁在他家门墩上，六只，我娘那五只加上后来买的一只。笼子边上压了张纸条，写了三个字：给嫂子。
写完我又觉得不对，把纸条揉了。钱的事、鸡的事，都不是三个字能说清的。
我上车往回走，这次没走高速，走的老路。路两边是麦地，麦子刚返青，绿得发黑。路过镇上的时候，我看见一家五金店门口坐着个老头，手里拿个搪瓷缸子，跟我爹当年那个一模一样，白底蓝花，缸子沿上磕掉了一块瓷。
我爹走之前那半年，天天用那个缸子喝小米粥。粥煮好了他嫌稠，倒了重煮，一顿粥能倒三回。后来我才知道，人到最后那阵子，吃东西是按自己的节奏关机的，网上有这种说法，说这叫“临终厌食”，不是不饿，是身体不要了。我查过，说法不一，没有准数，可我自己看着我爹那样，觉得是那么回事。
他倒粥的时候我娘就骂他，他不吭声，端着缸子坐在门槛上，看院里那棵石榴树。
后来缸子让我搁在棺材里了。
我开车的时候想，老赵他老伴儿要是换不了股骨头，往后就下不了地了。老赵六十三，伺候一个瘫的变成伺候一个瘫加一个残的。四万八，他拿不出来。他要是当初签了，哪怕拿个四百万，四万八算个啥。
可他要是不扛那三个月，村里人不会多看他一眼。现在他扛了，扛输了，全村人敬着他，也替他难受。
这账怎么算，我算不明白。
车到小区门口，我娘打电话来，说鸡送出去了没有，人家收了没有。我说收了，都收了。
她说：“那你啥时候去给我再买几只。”
我说过两天。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车位上，没熄火，坐着听发动机响。空调口吹着暖风，一股子机油味混着鸡粪味。
我想起签协议那天，老周问我，你不再看看？我说看过了。他又问，家里人商量了？我说我娘糊涂，商量不了。
其实我连我爹的樟木箱子都没打开看过。搬走那天太急，箱子塞在货车最里头，到现在还在储藏间放着。
我上楼，打开储藏间，把樟木箱子拖出来。锁是铜的，长了绿锈，钥匙在我娘那儿。我去问她，她正看电视，把钥匙从裤腰上解下来给我，问我干啥。
我说看看里头有啥。
“能有啥，”她说，“就你爹那几件衣裳，还有一摞子信。”
我开了箱子。衣裳在上面，蓝布褂子，灰裤子，叠得板板正正。掀开衣裳，底下是个报纸包，报纸是九八年的，县报，头版是啥我忘了。包里是一摞子纸，我爹的记账本。
第一页写着：九三年春，买化肥，借老赵家二百。
第二页：九五年秋，老赵家娶媳妇，随礼五十。
翻到最后一页，是两千零八年，写着：老赵媳妇住院，送去鸡蛋三十个，没要钱。
我坐在储藏间的地上，把那个本子从头翻到尾。我家跟老赵家，借过粮，帮过工，红白喜事随过礼，三十多年，账本上记了十七笔。
最后一笔是三十个鸡蛋。
楼下有人在按喇叭，不知道谁的车堵了道。我合上本子，装回报纸包里，又拿衣裳盖上，锁了箱子。
钥匙上还带着我娘的体温。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签字那天我要是说一声“老赵你等我想想”，跟着去他家坐一坐，听他把话说完，后头这些事会不会不一样。可我又想，就算我听了，我娘下个月的药钱还是没着落。这事说不清。
你们村里拆迁那会儿，头一个签字的人，后来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老赵在渠边上跟我说的那句“你没错”，我记到现在。他说我没错，可他那二十几户跪在臭水沟边上哭，我也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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