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帆在一篇文章中写出了“有点后悔”，然后又表示如果重来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两句话并排出现容易引起读者误解为她对杨振宁的婚姻感到后悔。但是从后记上下文中可知，真正使她遗憾的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一些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向先生提出过疑问。
杨振宁于2025年10月去世，享年103岁。他和翁帆相伴二十余年，在外界看来是年龄差、婚姻、个人生活等。但是他们之间也一直有学术资料的整理和阅读往来。翁帆后来为《曙光集》增订版写后记的时候提到了杨振宁同物理学家黄昆等人有关的事，回忆起自己照顾先生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取舍的情况。
学者陈越光认为应该趁着杨振宁记忆清晰的时候多向科学界的人请教一些往事的事情。很多研究人员之间的私人交往没有被完整地写入公开史料，如果知情者离开的话细节就很难再补全了。翁帆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是一直要考虑到另外一件更紧迫的现实，就是先生年事已高、身体需要休息。
杨振宁的学术生涯很长，在私人信件里所蕴含的不只是某位朋友领奖之后的心情，更是研究合作、年代背景和评价风格。科学史研究者如果可以得到当事人的解释，则会有更多的线索；没有答复，就只能谨慎根据纸面资料还原，不能用小说式想象来补齐。
在她接触的一封早年信件里杨振宁提到过黄昆得奖之后他的反应，措辞让他反复推敲。它是学术同行之间的熟悉表达，外人不能知道全部背景。翁帆想问这是对黄昆性格的评价，还是两位老朋友之间另有一段可讲的故事。问题很小却可能牵出一段无人记录的科学史。
杨振宁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长时间谈论耗费精力的话题。她担心一次深入交谈会让先生疲惫，于是没有把自己的疑问追问到底。照顾一个高龄亲人时，这种选择并不罕见：有话想问，又怕打扰，想着以后总还有时间。直到那个人离开才意识到所谓的“以后”并没有具体的日期。
回头看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留下口述材料的机会了；回到当时时也确实有理由让杨振宁多休息。两种判断不能互相推翻。后悔失去答案不等于认为当年的照顾是错误的，也不等于说婚姻本身就被否定掉了。这是原话中最容易被截断的地方。“后悔失去答案”和“不认为当年的照顾是错误”、“婚姻本身被否定掉”的区别在于后两个，即后二者属于判断问题，而前两者属于认识问题。
杨振宁去世之后翁帆还面对着大量的信札、稿件和相关资料。旧纸上字迹、年代不同的往来通信、讲义中批注等可以归档的有部分，需要辨认来历的也有部分。把它们整理好，不但是家务问题，也是研究者能否了解科学家思路变化过程的问题。
手稿的价值也有层次之分。公开论文记录最终发表的结果，草稿则可以保存还未成熟的思路以及修改的痕迹；往来书信也可以体现出研究者在什么时候向谁请教、交换过哪些问题。真正的整理工作需要排序、标引和核对，远远不只是把旧纸装箱而已。
公开报道中提到她整理并捐赠过一批杨振宁文献。关于资料具体箱数、移交日期，应当以接收机构公告为准；重要的是私人保存的资料终于被收藏到可以长期保存的地方了。科学史记录并不是总是来自一篇成名论文，往来的书信、工作草稿也可以提供不同的线索。
她也参与了《曙光集》相关的编译工作以及后记的编写过程，把自己的阅读体验写成可以被他人看到的文字。相比于网络只取“后悔”两个字，这样的行动更能说明她还做了什么，即继续阅读、核对、整理、记录下来的东西尽量留下。
当一个人处在漫长照护关系中，在很多重要事情上做出选择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学术问题有追问的价值，老人休息也有不能轻忽的理由。被迫二选一时，后来出现遗憾，并不必然意味着曾经的决定错了。翁帆的文字给出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她并不是不知道资料珍贵，在那个时刻就选择了优先照顾健康。
对翁帆来说整理材料还会碰到没有问完的话。有的文献可以依靠同行的其他著述来获取背景，有的表达只能保持疑问。她后记中坦白自己的遗憾，并不是擅自替杨振宁写出当时的真实想法，而是对史料限度的一种尊重。
网上对于遗产、子女、个人生活等话题所进行的各种猜想之中，比起一封旧信到底记载了什么更受人们的关注。但是这些猜想既不能解释后记里的问题，也不能代替当事人已经写出的原因。把带有具体学术语境的一句话抽离出来，并且给它安排私人纠纷的剧情，会把她的真正经历全部重新叙述一遍。
后记留下的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她想了解黄昆那段往事的时候，并没有在杨振宁身体衰弱之时继续追问下去。问题可能永远没有人去回答，因而遗憾也就产生了。她说重来仍然选择不问，就是对当年处境的再一次确认。和二十余年的婚姻生活相比，这样的记录更加接近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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