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6年回单位没接风宴，我没吭声，3个月后组织部：你去当副市长
第一章 归途
飞机落在省城机场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十月的天已经有点凉了。我从行李转盘上把那个跟了我六年的旧箱子提下来，箱子的一个轮子早就歪了，走起来往左边偏，得用点力气拽着。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夹克，还是三年前单位工会发的，袖口磨出了一层毛边。高原上待久了，皮肤糙得很，嘴唇到现在还习惯性地发干。我摸出手机，屏幕上裂了一道纹，是两年前在县里下乡时摔的。没换，还能用。
手机里安安静静的。单位办公室的群我还没退，但已经没什么人说话。我翻了翻消息，最后一条是三个月前发的，说欢迎新来的副处长。没人提我回来的事。
来接我的是老周。老周是我在单位的老同事，比我大五岁，在后勤管了十几年车辆。他开着一辆黑色帕萨特，停在出发层外面，看见我就按喇叭。我拖着箱子走过去，他下来帮我搬，嘴里念叨：“你这箱子比我岁数都大。”我说：“六年了，有感情。”他嘿嘿笑了一声，把我让进副驾驶，自己坐回去，发动了车。
一路上老周跟我说单位这六年的变化：办公楼重新装修了，食堂换了承包方，原来的老处长退休了，新来的处长姓陈，是从下面地市调上来的。办公室又进来几个年轻人，三十来岁的科长有两个。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老周说到一半，顿了顿，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老李，晚上我给你接个风？就咱俩，找个面馆坐坐。”
我说：“不用，家里你嫂子做了饭。”
老周没再坚持，只是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头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按惯例，援藏干部回来，单位是要有个说法的，哪怕不摆酒，至少办公室会安排人接一下，分管领导露个面。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在西藏六年，最苦的那两年，过年都在县里过的，大雪封路，连个电话信号都断断续续的。去年那个项目验收，我在海拔四千八的乡里蹲了半个月，回来瘦了八斤。这些事，单位的人知道吗？知道。有人记得吗？我看悬。
但我没吭声。吭声干什么呢？六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一顿饭？
第二章 空座
回到家，老婆王秀兰把饭菜端上来，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青菜，一个西红柿蛋汤。她上班也忙，在区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护士长，今年还添了要评职称的事，天天回来还得看书到十一二点。儿子李响在省城读大二，学计算机，周末才回来。秀兰给我盛了碗饭，往我碗里夹了两块肉：“老周没说要请你吃饭？”
我说：“说了，我推了。”
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看了我一眼：“李建国，你就装吧。”
我没接话。她也没再往下说，但吃饭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勺子碰着碗沿，叮叮当当的。我知道她心里有气。这六年，她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照顾我爹我妈，我爹前年做心脏搭桥，她在医院守了二十天，连我电话都打不通，山里没信号。后来我打回去，她只说了一句“你忙你的”，就挂了。她嘴上不说，心里能不委屈？
第二天我去单位报到。办公楼是重新装修过的，门口的牌子换了新的，大厅里多了个电子屏，滚动着“不忘初心”之类的标语。我坐电梯到七楼，办公室的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在聊天，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问：“您好，找谁？”
我说：“我是李建国，调回来的。”
小伙子翻了翻桌上的本子，哦了一声：“李处是吧？陈处长在开会，您先坐。”他指了指靠墙的一张椅子。我坐了一会儿，看着他们进进出出忙自己的事，没人再跟我说第二句话。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陈处长进来了，四十出头，头发梳得很整齐，看见我站起来跟我握手，手劲挺大：“建国同志，辛苦了辛苦了，西藏那边条件艰苦，你受累了。”
我笑笑说：“还好，习惯了。”
他拍拍我肩膀：“先安顿下来，工作的事不急，回头咱们再细聊。”然后他就进里间办公室了，门一关，再没出来。我在外头又坐了十几分钟，看没人搭理我，就站起来问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我办公桌在哪？”
小伙子又翻了翻本子：“哦，好像还没安排，我问问啊。”他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挂了之后跟我说：“李处，办公室那边说暂时让您先用靠窗那张空桌，电脑明天给您配。”
我一看，靠窗那张桌子，桌上堆着旧报纸和两个废弃的打印机墨盒。我自己动手收拾出来，擦干净，坐下来，翻出手机看了会儿新闻。旁边两个年轻人在讨论中午吃什么外卖，声音不小，跟我隔了一个工位，仿佛我不存在。
那一个礼拜，我每天按时来，按时走。没人给我派活，没人跟我开会，连茶水间的阿姨都记不住我姓什么。我能感觉到秀兰每天晚上看我眼神里的火气越来越大，但她忍着没发。礼拜五晚上，儿子李响从学校回来，一家三口吃饭，李响说：“爸，你回来了是不是就可以天天在家了？那我以后周末回来你给我做好吃的。”
我说：“行，爸爸给你做。”
秀兰在一边冷笑了一声：“你爸忙得很，单位连张办公桌都不给配。”
我夹了口菜：“给了，靠窗的，采光好。”
秀兰把碗往桌上一墩：“李建国，你是不是在西藏把脊梁骨冻硬了？”
第三章 老同学
礼拜六，我正搁家给李响炖排骨，手机响了。一看，是我大学同学赵志刚。志刚现在在省发改委当处长，当年一个宿舍住了四年，关系铁。他在电话里嚷嚷：“建国！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昨天听老周说的，你丫的！”
我说：“刚回来，正安顿呢。”
他说：“少废话，晚上出来，老地方，我请你。”
晚上六点，我到了城南那家酸汤鱼馆。志刚已经坐那儿了，旁边还坐了一个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白衬衫，看着面熟又想不起来。志刚站起来介绍：“这是市政府办公室的孙副秘书长，孙建明。建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李建国，我大学上下铺，西藏待了六年回来的。”
孙建明跟我握手，笑容很客气：“李处，久仰。志刚跟我提过您，说您是干实事的人。”
我笑笑：“别听志刚瞎说，我就是个干活的。”
坐下来吃鱼喝酒，志刚喝了两杯就开始骂：“你们单位那帮孙子，也太不讲究了。援藏干部回来，连个接风都没有？陈老鬼这人我认识，眼皮子往上翻的主儿，你在他手下有得熬。”
我摆摆手：“算了，别说了，我回来是干工作的，又不是争待遇的。”
孙建明在旁边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李处，您这个心态是对的。不过话说回来，该有的还是得有，这不光是您个人的事，是个导向问题。援藏干部回来冷板凳坐着，传出去，以后谁还愿意去？”
我看他一眼，觉得这人说话有水平，不急不躁的。志刚在旁边打岔：“行了行了，说点高兴的。建国，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说：“没什么打算，让干啥干啥呗。”
孙建明笑了笑：“李处，您在西藏这六年，具体都做了些什么工作？”
我简单说了说：前三年在地区发改委搞规划，后三年在县里当副书记，分管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引进了光伏电站，牧区通电率从百分之六十提到百分之九十五，另外搞了个牦牛合作社，把分散的牧户组织起来统购统销，两年下来牧民人均增收四千多块。孙建明听得很认真，还问了不少细节，比如合作社的股权怎么分，光伏电站的用地怎么解决，牧民搬迁之后的就业怎么安排。我一一说了，他边听边点头。
那顿饭吃完，志刚喝得有点多，我扶他上车。孙建明跟我握手道别：“李处，回头有机会再聊。”
我没往心里去。人家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跟我客气两句，我还能当真？
第四章 冷板凳
回单位第三周，我总算有活干了。陈处长把我叫进去，说市里有个乡村振兴的调研任务，让我跟着去跑几个县。我说行。跑了一个礼拜回来，写了个调研报告交上去，陈处长翻了翻，说“写得不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报告压在办公室，没往上报，也没在任何会上讨论。
我慢慢看明白了。陈处长比我小两岁，但人家是处长，正儿八经的一把手。我援藏回来，级别是副处，但位置没定，理论上算“待安排”。在机关里，这种状态最尴尬，你说你是领导吧，你不管人不管事；你说你不是领导吧，你级别在那儿摆着。办公室的人精得很，看陈处长的眼色，陈处长不热络，他们自然也不热络。
有一回我在走廊碰见陈处长，他正跟一个年轻人交代事情，看见我点了个头，说了句“建国，最近适应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嗯了一声就走了。就这两句话的工夫，旁边那个年轻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知道这事儿怪不得别人。机关里的人情冷暖，我干了二十年还能不明白？你不在位子上，没人往你身上贴。但心里不舒坦是真的。我有时候半夜醒了，睁着眼看天花板，秀兰在旁边睡着，呼吸匀匀的。我就想，这六年我图什么呢？
有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我一个人坐一张桌子，对面那桌坐了几个办公室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耳朵尖，听见一句“援藏回来怎么连个实职都没给”。另一个说“谁知道呢，可能能力不行吧”。我没动声色，把碗里的饭一口一口吃完了。
秀兰晚上问我：“你们单位到底怎么个说法？总不能一直这么挂着吧？”
我说：“你急什么，该安排的会安排。”
她冷笑：“我急？我是替你不值。你李建国在西藏冻了六年，差点把命丢那儿，回来连个正经岗位都没有。你们那个陈处长，当年还是你带的徒弟呢，现在连句热乎话都没有。”
我说：“行了，别说了，孩子在家呢。”
李响从他屋里探出头：“爸，我听见了，你不用瞒我。我觉得我妈说得对，你是有点窝囊。”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说什么？”
李响缩回去了，秀兰也不吭声了。那顿饭吃得谁都不痛快。我一个人去阳台上抽了根烟，看着外头的万家灯火，心里头说不上来的堵。
第五章 暗流
转眼到了十一月中旬，天冷了。我每天还是按时上下班，没活就自己找事干。办公室有个档案室，堆了一屋子老材料，乱七八糟的，我跟管档案的小姑娘说了一声，自己搬进去整理。那小姑娘还挺不好意思：“李处，这活儿让您干……”
我说：“闲着也是闲着。”
我在档案室蹲了半个多月，把单位近十年的项目材料、会议纪要、调研报告翻了个遍。这六年单位的变化，业务上的重点，人员结构，我心里有数了。有些东西看得我直摇头，比如有个产业园项目，前后投了三个多亿，现在荒在那儿长草。材料里写得天花乱坠，实际效果谁都不提。
十二月初，单位开年度工作务虚会。陈处长在会上讲话，从成绩讲到不足，从不足讲到明年打算，讲了一个多钟头。我坐在角落里听，最后自由讨论环节，陈处长客气了一句：“建国同志刚从西藏回来，见识广，要不也说说？”
我本来不打算说，但那个产业园的事我确实看不下去了，就开口了：“陈处长，我翻了一下咱们园区那几份验收材料，说实话，有些数据对不上。比如入驻企业数量写的是四十七家，但我查了工商注册信息，实际在园区注册的只有二十三家，其中正常经营的不到十家。这个事如果上面来审计，怕是解释不过去。”
会场安静了两秒。陈处长的脸色变了一瞬，随即笑着说：“建国同志看材料很仔细啊，这个事情我们回头核实一下。”然后迅速把话题岔开了。
散会之后，办公室的老刘悄悄拉了我一把：“建国，你这话说太直了。”
我说：“我说的是实话。”
老刘叹了口气：“实话也得分时候说。”
果然，从那以后，陈处长看我的眼神更淡了。我无所谓。反正我闲人一个，还能把我怎么着？
但秀兰那边绷不住了。礼拜天她拖地，我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她拖到我脚边，杵了一下拖把：“让让。”我抬脚，她又说：“李建国，你回来仨月了，单位到底怎么说？你问没问？”
我说：“问了，说在研究。”
“研究研究，研究到什么时候？你今年四十四了，再耗两年就废了。”
我说：“我在西藏六年都没废，回来仨月就废了？”
她眼眶突然红了：“你在西藏，我一个人管爹妈管孩子，我说过一个不字没有？我图什么？我就图你回来能好好过日子，你倒好，天天去单位坐冷板凳，回家就玩手机，你心里还有这个家没有？”
我放下手机，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她说得都对，我确实没给她一个交代。可我上哪儿要交代去？组织上的事，是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
第六章 一个电话
转机来得毫无征兆。那天是十二月十九号，礼拜二。下午三点多，我正在档案室整理台账，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座机。我接起来，对面是个女声，很客气：“请问是李建国同志吗？我是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请您明天上午九点来一趟，带好身份证和近期免冠照片。”
我心里咯噔一下。组织部找谈话，一般没小事，要么是好事，要么是麻烦事。我问：“请问是什么事？”
对方说：“来了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给志刚打过去。志刚在发改委，消息灵通。他听完沉默了两秒，说：“你等着，我帮你打听一下。”过了十分钟他打回来，声音明显高了八度：“建国！你走大运了！市里要配一个副市长，分管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组织部在筛人选，你的名字在名单上！”
我说：“你逗我吧？我一个副处，直接提副市长？这得跳多少级？”
志刚说：“我骗你干什么？这次是市委主要领导点的头，说要挑一个有基层经验、特别是西藏这种艰苦地区待过的干部，破格用。你那个援藏六年的履历，加上你在县里干的那几个项目，正好对路。我听说孙建明在背后使劲推荐了你。”
孙建明。那个在酸汤鱼馆跟我吃了一顿饭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我脑子里一下子把前后串起来了。怪不得那天他问得那么细。
第二天我准时到了市委组织部。谈话的是干部二科的周科长和一个副部长，姓吴。吴副部长很和气，先问我在西藏的情况，又问我回来后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我实话实说，包括我在档案室整理了半年材料，包括我在务虚会上提了产业园的问题。吴副部长听到产业园那段，跟周科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他说：“建国同志，市委考虑让你去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农业农村、乡村振兴这一块。你有什么想法？”
我实话实说：“吴部长，我级别不够，副处直接提副厅，怕是不合规矩。”
吴副部长笑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次是破格提拔，市委常委会已经研究过了。你在西藏干的工作，我们专门派人去了解了，地区组织部对你的评价很高。另外你在县里搞的那个牦牛合作社的模式，省里领导有批示，要求推广。你就说愿不愿意干吧。”
我站起来，说：“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第七章 炸锅
从组织部出来，我站在市委大院门口，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但心里头热得不行。我想给秀兰打电话，想了想，把手机揣兜里了。晚上回去再说。
结果晚上还没到家，消息先到了。机关里传这种事比风还快。我到家的时候秀兰已经知道了，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手机，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李建国，你跟我老实说，是不是真的？”
我说：“今天组织部谈话了，等公示。”
她眼泪刷地下来了，一边哭一边笑：“你个死人，你怎么不早说！我今天下午在单位听人传，还以为人家拿我开玩笑！”
我坐下来，她把饭菜端上来，比过年还丰盛，六个菜一个汤。李响也从学校打来电话：“爸！我们同学群里都传疯了，说我们学校毕业生家长群里都在说，省城最年轻的副市长，我爸！爸你太牛了！”
我说：“你消停点，还没公示呢。”
第二天我到单位，气氛完全不一样了。电梯门一开，走廊里碰见的每个人都冲我笑，主动打招呼：“李市长早！”我摆摆手：“别别别，还没公示呢，别乱叫。”但谁都明白，组织部谈过话了，公示就是个程序。
陈处长亲自出来迎接我，把我往他办公室里请，泡了杯茶，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建国，哦不，李市长，你看你这事办得，一点风声都没透，我要是早知道……”
我端着茶杯，看着他。三个月前我坐他对面，他连杯水都没倒。我说：“陈处长，我这段时间在档案室整理的材料，回头交接一下。”
他连连摆手：“那些小事你不用操心，我安排人弄。对了，你办公室我给你腾出来，我那间朝阳的，我搬出来你搬进去。”
我说：“不用，我过两天就走了。”
他脸色僵了一瞬，又笑：“那是那是，高升了嘛。”
老周中午专门跑来找我，拍着我肩膀嘿嘿笑：“行啊老李，我早就说你这人有后福。这顿接风宴你跑不掉了吧？”
我说：“跑不掉，我请你。”
第八章 公示期
公示是十二月二十六号贴出来的，七个工作日。这七天我照常去单位，但基本没什么事，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客气得过分。有个年轻科员专门跑来问我：“李市长，您在西藏那几年苦不苦？”我说：“苦，冬天零下二十几度，暖气都没有，晚上盖三床被子。”小伙子啧啧两声，掏出手机说要加我微信，以后多请教。我想想，加了。
公示期第四天，出了个小插曲。有人往组织部寄了封匿名举报信，说我在西藏期间违规使用项目资金，还说我那牦牛合作社是搞政绩工程，牧民实际没受益。组织部打电话让我去说明情况。我去了，把合作社的账本、分红记录、牧民签字的花名册全带去了。我在西藏有个习惯，所有的原始材料我都留了复印件，装了满满两个档案盒带回来。吴副部长翻完那些材料，当场给地区那边打了个电话核实，那边说合作社搞得挺好，牧民年年分红，还上过地区电视台。吴副部长挂了电话跟我说：“建国同志，你留材料的习惯救了你。”
我说：“不是我习惯好，是牧民的签字画押，我得给人留着凭据。”
吴副部长点点头，没再多说。后来我听志刚讲，那封举报信是单位内部人写的，具体是谁他打听出来了，但没告诉我。我也没追问。这种事，心里有数就行，用不着撕破脸。
公示期满，正式任命文件下来了。一月初，市人大常委会开会表决通过，我正式上任。那天我回家换了件新买的深色西装，秀兰帮我打领带，手抖了半天没打上，我自己接过来三两下系好了。她看着我：“李建国，你以后可是副市长了，不能像以前那样闷葫芦了。”
我说：“我尽量。”
她在旁边哼了一声：“尽量什么，必须得改。你去了市里，那么多事，那么多人，你这不吭声的毛病迟早吃亏。”
我笑笑：“知道了，领导。”
第九章 新官上任
到市政府上班第一天，孙建明在楼道里等我。他现在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算是我的直接下属。他领我到办公室，三间打通的一大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还有个小的休息室。桌上摆着新的笔记本、保温杯、茶叶罐，抽屉里连护手霜都备好了。
孙建明把一份材料放我桌上：“李市长，这是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基本情况，你先看看。下周一有个全市乡村振兴大会，你要讲话，稿子不急，这两天先熟悉情况。”
我说：“行。还有，你别一口一个李市长，叫我建国就行。”
孙建明笑了：“那不行，规矩不能坏。这样，没人的时候我叫你建国，有人的时候叫李市长。”
我说：“随你。”
头一个月我基本没闲着，天天下县。全市九个县区跑了七个，远的近的都去了。每到一个地方，我不听县里的汇报材料，先找几个村支部书记和合作社的负责人聊。有一回在一个县，县里安排我去看一个“示范点”，大棚建得整整齐齐，路也修得漂亮。我看了十分钟，转头说：“去隔壁那个村。”县里领导脸色变了：“李市长，那个村条件差，没什么好看的。”我说：“我就看差的地方。”
隔壁那个村，路是土路，棚是旧棚，一个合作社的牌子挂在村委会墙上，进去一看，账本上一年就三笔交易。我问村支书：“你们这合作社怎么搞的？”村支书四十来岁，黑黑瘦瘦的，搓着手说：“没钱，也没人教怎么弄。上面让挂牌子，我们就挂了。”
回来的路上我在车里没说话。孙建明坐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怎么了？”
我说：“孙哥，咱们乡村振兴的专项资金，有多少是这么打水漂的？”
孙建明顿了顿：“你刚来，有些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既然你问了——不少。各县报上来的项目，真正落到实处的，能有六成就不错了。”
我说：“那咱们得改。”
第十章 第一把火
我在全市乡村振兴大会上讲了三条：第一，所有专项资金项目，三个月内重新核验一遍，账上钱花到哪了，效益在哪，一项一项对；第二，合作社的考核不看挂牌数量，看分红记录和农户签字，没有这两样，一律视为不合格；第三，市里成立督导组，我亲自带队，每个县随机抽查两个村，不打招呼，不让县里陪同。
会开完，下面炸了锅。有个县长私下跟人抱怨：“这新来的李市长，比原来那个厉害多了。”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没理。但孙建明提醒我：“你刚来就烧这么大火，容易得罪人。”
我说：“得罪人不怕，我怕的是三年后调走，老百姓戳我脊梁骨，说那个援藏回来的也是个混日子的。”
孙建明看了我一会儿，说：“行，我陪你干。”
督导组第一次下去，查出来三个县八个项目有问题，涉及资金两千多万。我把材料签了，让相关县区一个月内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明年资金直接砍一半。有个县的常务副县长托人找到志刚，想请我吃饭说情。志刚把电话打过来，我直接说：“吃饭可以，我请他吃，但事该咋办咋办。”志刚在电话里笑：“你小子，当官了脾气也见长。”
第十一章 家事
忙归忙，家里的事也不能不管。我爹今年七十八了，心脏搭过桥，天一冷就喘不上气。以前我在西藏，全靠秀兰照看。现在我回来了，住得也近了，周末我就把老两口接过来吃顿饭。我爹爱喝两口，秀兰管着不让多喝，他就偷着倒。有一回被我撞见了，老头子把杯子往身后藏，跟小孩似的。
我坐下来陪他喝了二两，他喝高兴了，话就多起来：“建国，你那个副市长，管多大摊子？”
我说：“管农业，管农村，管农民。”
他点点头：“好，管农民好。你爷爷就是农民，我是工人，你当了官，别忘本。”
我说：“忘不了。”
秀兰在旁边收拾碗筷，插了一句：“爸，你儿子现在可威风了，下面县里的领导见了他都哆嗦。”
我爹嘿嘿笑：“那不对，当官不能让人哆嗦。你越让人哆嗦，人家越不跟你说实话。”
我看了我爹一眼，这老头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李响放寒假回来，在家待了几天，有天晚上坐我旁边跟我闲聊。他说：“爸，我们同学都说我以后不用愁了，有个当副市长的爹。”我把脸一沉：“你跟你同学说，你爸这个副市长是干活干出来的，不是给人当靠山的。你想过好日子自己挣去。”
他撇撇嘴：“我就那么一说。”
秀兰在旁边接话：“你爸说得对。你爸在西藏那六年，你问问他吃的什么苦？有一年他寄回来的照片，脸晒得跟炭似的，我看了偷偷哭了一晚上。”
李响不吭声了。过了会儿他说：“爸，我知道了。”
第十二章 半年之后
到了六月份，全市乡村振兴的整改情况报上来了。八个问题项目，五个整改到位，两个关停注销，还有一个县拖着没动。那个县的县长专门跑到市里找我，进门就认错：“李市长，我们工作没做好，您批评。”
我说：“批评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个项目你亲自去看过没有？”
县长汗下来了：“去……去过。”
“去了几次？”
“两次。”
“两次。好，我去了四次。那项目为什么搞不成，你想明白了没有？”
县长不吭声。我接着说：“那个项目当初报上来的时候写的是搞食用菌种植，可那个地方年平均气温比周边低三度，大棚保温成本高出一大截，你算过账没有？报项目的时候不算账，钱花完了烂在那儿，你让老百姓怎么看我们？”
县长脸通红，站起来说：“李市长，我回去马上整改，保证三个月内给你一个交代。”
我说：“别给我交代，给老百姓交代。”
这件事后来在县区干部里传开了，说新来的李市长不好糊弄。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钱有没有花对地方，老百姓有没有得实惠。
七月份，省里在咱们市开了个乡村振兴现场会，把我们那个督导整改的做法作为经验推广。市委书记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会后有个省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在西藏那六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了想，说：“学会了不吭声。”
记者愣了一下，笑了：“李市长您真幽默。”
我也笑了，没多解释。有些事，经历过的人才明白。不吭声不是懦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干活。援藏六年回来没接风宴，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三个月后组织部让我当副市长，我也没多激动，因为我知道，这活儿不好干，干不好，对不起的是底下那些指望着你的老百姓。
第十三章 尾声
今天是周末，难得清闲。我起了个大早，去菜市场买了三斤排骨、两条鲫鱼、一把青菜。秀兰说李响学校今天放假，回来吃饭。我系上围裙在厨房忙活，炖排骨、烧鲫鱼、炒青菜，简简单单三个菜。秀兰在旁边打下手，突然说了一句：“李建国，你变了。”
我说：“哪儿变了？”
她说：“以前你在家跟个闷葫芦似的，现在话多了，人也精神了。以前你从西藏回来那仨月，我看着你都憋屈，你倒好，天天跟没事人似的。”
我把排骨倒进锅里，刺啦一声响：“那你说，我要是那时候天天跟你抱怨，你能好受？”
她拿筷子敲了我一下：“你就嘴硬。”
门铃响了，李响在外面喊：“爸！妈！开门！我饿死了！”
秀兰去开门，李响进来，手里拎着个袋子：“爸，给你买的茶叶，我们同学家自己种的，不贵，你尝尝。”
我接过来看了看，笑着说：“行，儿子懂事了。”
吃饭的时候，李响问我：“爸，当副市长累不累？”
我啃着排骨说：“累。但比在西藏好多了，那时候连排骨都吃不上新鲜的。”
秀兰在旁边给我夹了块鱼：“别说那些了，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援藏六年回单位没人搭理，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人这一辈子，不是靠别人接风宴活着的。该你干的活，你干好了，组织看得见，老百姓看得见。三个月后组织部让我当副市长，那是组织信任，我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我端起杯子，跟秀兰和李响碰了一下：“来，干杯。以后咱家日子会更好。”
秀兰笑了，李响也笑了。窗外头阳光正好，省城的夏天热热闹闹的，楼底下有小孩在追着跑，笑声传上来，亮堂堂的。
第十四章 暗礁
副市长干了小半年，我慢慢摸清了市里这一摊水的深浅。表面上看，各县区对市里的部署执行得挺积极，汇报材料写得一个比一个漂亮，但真下去看，不少地方还是老一套：报项目的时候拍脑袋，花钱的时候拍胸脯，出了事拍屁股。我那个督导组不能天天下去，一走，底下该糊弄还是糊弄。
七月底，省报那篇采访登出来了，标题起得挺大，叫《不吭声的副市长》，把我援藏六年、回来坐冷板凳、后来搞督导整改的事写了个遍。志刚把链接转给我，配了一句话：你现在是名人了。我回他：名人个屁，干活的命。
没想到这篇报道给我惹了个麻烦。报道里提了一句，说我在务虚会上指出产业园数据对不上，后来经核实确有出入。就这么一句话，把陈处长那边惹毛了。他倒没直接找我，毕竟我现在是副市长，他一个处长够不着。但他找了别人，拐弯抹角地递话，说我李建国踩着老单位往上爬，不讲情面。
这话是孙建明告诉我的。有天中午他在我办公室吃饭，端着盒饭说：“建国，你原来那个单位，陈处长最近到处跟人讲，说你在西藏那几年也没干出什么名堂，回来倒会摘桃子了。”
我扒了口饭：“随他说。”
孙建明放下筷子：“你不在乎，我在乎。你现在是副市长，他这么传，传多了对你不好。要不要我找人敲打敲打他？”
我摆摆手：“别。他愿意说让他说。我要是为这点事去整他，那我不成跟他一样的人了？再说了，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我在西藏那几年，确实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把一件一件小事干了。他爱怎么说怎么说。”
孙建明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你这人，有时候真让人摸不透。该硬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似的，该软的时候又软得没边。”
我说：“我不是软。我是觉得，人的精力有限，花在跟人置气上，就花不到正事上了。”
话是这么说，但心里多少有点膈应。我在那个单位干了十几年，西藏回来那三个月，连个正经工位都是我自己收拾出来的。现在倒好，我成了摘桃子的了。不过这事我没跟秀兰提，提了她又得炸。她那个脾气，搞不好能直接冲到单位找陈处长理论去。
第十五章 县里出事
八月中旬，西边那个柳河县出了档子事。柳河县前年搞了个高标准农田项目，总投资四千多万，涉及六个村。项目去年验收合格，还作为典型上报过。结果今年夏天一场暴雨，新修的沟渠塌了十几米，把底下二十多亩地冲了，老百姓种的玉米全泡了汤。村民拍了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写着“高标准农田一场雨就现原形”，点击量蹭蹭往上涨。
市委宣传部那边急了，连夜给我打电话。我第二天一早带着水利局和农业农村局的人去了现场。到了地方一看，沟渠的水泥薄得能用手抠下来，底下垫层用的沙土掺着泥，根本没按标准来。村民围上来七嘴八舌：“李市长，这渠修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行，包工头说是县里定的，我们说了不算。”“验收那天来了一帮人，转了一圈吃了顿饭就走了。”
我把县里分管副县长叫过来，问：“这个项目谁验收的？”
副县长支支吾吾：“是……是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验收组。”
“验收组组长是谁？”
“是局里的一个副局长，姓马，去年已经调走了。”
我当场让随行的人调档案。一查，验收报告上签字的五个人，三个是县农业农村局的，两个是外聘专家。外聘专家里有一个，名字我眼熟，翻了一下手机里的通讯录，果然，这个人去年还在另一个县验收过一个类似项目，那个项目今年春天也出了质量问题。
我把材料往桌上一拍：“孙秘书长，通知市纪委和审计局，这个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全套资料封存，介入调查。”
回市里的路上，孙建明跟我说：“这个马副局长，就是调走的那个，现在是邻县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副处级。查他的话，动静不小。”
我说：“动静再大也得查。四千多万的项目，一场雨就冲垮了，老百姓的玉米谁赔？这钱谁出？不查清楚，明年再这么搞，咱们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孙建明没再说什么。他知道我这脾气，认准的事，谁说都没用。
第十六章 说情的人
调查组进驻柳河县的第三天，说情的人就来了。先是县里一个老领导，退休的，托了志刚的关系约我吃饭。我去了，老头挺客气，寒暄了半天，最后绕到正题上：“建国啊，柳河那个项目，当时县里也是想干好，就是底下人没把住关。马书记这个人我了解，能力是有的，犯了错误不假，但能不能给个机会，让他换个地方继续干？”
我说：“老领导，您说的换地方，是换到哪个地方？换个县接着验收工程？”
老头脸色不太好看：“话不能这么说嘛，人非圣贤……”
我说：“您说得对，人非圣贤。所以我不追究他个人，该谁的责任谁担，组织上按规定办。我这个副市长要是今天放一马，明天出了更大的事，您说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老头看说不通，饭没吃完就走了。志刚后来打电话骂我：“你丫的就不能委婉点？那老头是我老领导，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他？”
我说：“你见他该叫什么叫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驳的他。”
志刚气得挂了电话。过了两天他又打过来，语气缓了：“算了算了，我想通了，你做得对。那老头后来跟我说，你这人油盐不进，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除了说情的，还有递举报信的。这次是往省纪委递的，说我滥用职权、打击报复，还说我督导整改是搞政绩工程。省纪委把信转给市纪委，市纪委找我谈话核实。我把督导整改的全套台账、每个项目的整改前后对比照片、村民签字确认表全拿出来了，市纪委的人翻完，说了一句：“李市长，你这工作做得细。”
这事后来查清楚了，递举报信的是柳河县那个被调查的包工头，他听说要查他，想先把我搞臭。纪委那边找他谈了话，他承认了，写了悔过书。我没追着不放，但那个包工头被列入了黑名单，以后市里的政府工程不许他投标。
第十七章 秀兰的委屈
忙过这一阵，我抽了个周末陪秀兰回娘家。她爹今年八十了，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一进门老丈人就拉着我问：“建国，听说你当大官了？管着不少人吧？”
我凑他耳朵边喊：“管农业，不管人。”
老头乐呵呵地笑：“农业好，农业好，人得吃饭嘛。”
秀兰在厨房帮她妈做饭，我听见她妈在外头跟她嘀咕：“秀兰啊，建国现在出息了，你可得把人看紧点，别让外头那些小姑娘惦记上。”
秀兰嗓门一下高了：“妈！你说什么呢！他是那种人吗？”
她妈压低声音：“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现在这社会……”
我假装没听见，跟老丈人聊他种的菜园子。吃饭的时候秀兰脸色不太好看，我夹了块鸡肉给她，她扒拉到一边去了。回去路上我问她怎么了，她闷了半天才说：“我妈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没往心里去。你妈也是为你好。”
她瞪我一眼：“为我好？她那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李建国，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当副市长了，天天在外头见这个见那个，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个护士，跟你不般配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转过头看着她：“王秀兰，你跟我过了二十年，我李建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我要是那种人，在西藏那六年早出事了。我回来那三个月没工作，你天天骂我，我跟你急过没有？你现在说这种话，你亏不亏心？”
她眼圈一红：“我就是心里不踏实。你现在出门有司机，开会坐主席台，我还在社区卫生中心给人打针，我俩差距越来越大……”
我握住她的手：“差距大什么大？没有你在家撑着，我能有今天？我在西藏那六年，我爹住院你守了二十天，孩子中考你一个人陪，家里水管坏了自己修，我李建国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完。你以后再听你妈瞎叨叨，你就跟她说，你女婿说了，他那个副市长是你给撑起来的。”
她扑哧一声笑了，拿袖子擦了擦眼角：“就你会说。”
我把车重新发动：“不跟你说了，回家炖排骨。”
第十八章 带出来的徒弟
九月份，市里搞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组织部长让我去讲一课，讲讲基层工作经验。我说行。去了以后，底下坐了七八十号人，都是各县区、各局委推荐上来的后备干部。我往台上一站，没拿稿子，就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在西藏修光伏电站。那时候县里没钱，我跑地区、跑省里，前后跑了十几趟，最后把项目拿下来了。第二件是在西藏搞牦牛合作社。牧区老百姓一开始不信我们，觉得又是来忽悠的。我就带着乡里的干部一家一家跑，用藏语跟牧民算账，一家一家签协议，搞了半年才把第一批三十六户说服。第三件就是回来以后在档案室蹲那半个多月。
我讲完这三件事，底下有人举手问：“李市长，您觉得当一个好干部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我说：“耐得住。在西藏耐得住寂寞，回来坐冷板凳耐得住委屈，当了副市长耐得住诱惑。这三样，比什么能力都重要。”
散会后有个年轻人追出来，三十来岁，叫赵磊，是柳河县下面一个镇的镇长。他说：“李市长，您刚才讲的牦牛合作社那个事，我能照着在我们镇搞吗？”
我说：“你想搞什么？”
他说：“我们镇也是分散养殖，老百姓各养各的，卖不上价。我想搞个联合社，统购统销，再跟市里的屠宰场签个长期合同。”
我说：“想法不错。你先把方案写出来，别急着铺摊子，先找两个村试点，把账算清楚。算不清楚别跟老百姓开口，开口了兑现不了，以后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信。”
他连连点头。过了两个月，他把方案寄到我办公室，我看了，批了，让农业农村局对口指导。后来听说他那个联合社真搞起来了，头一批签了八十多户，年底分红的时候老百姓放鞭炮。
孙建明把这事跟我说的时候，我笑了笑：“这小伙子行，比我当年强，我当年可没人指导，都是自己瞎琢磨。”
孙建明说：“你现在不就是那个指导别人的人吗？”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是啊，位置变了，责任变了。以前是管好自己那一摊就行，现在得想着怎么让底下人也把活干好。这个道理，我花了半年才想明白。
第十九章 年终
十二月底，市里开经济工作会议。我坐在主席台上，底下乌压压几百号人。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把一年来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的数据念了一遍：全市集体经济空壳村从一百二十七个降到四十九个，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五，高标准农田整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念完这些数，我加了一句：“这些数据背后，是各县区乡镇的同志一家一家跑出来的，是老百姓一张一张签字签出来的。我李建国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多活，功劳是大家的。”
散会后市委书记把我叫过去，拍着我肩膀说：“建国，干得不错。明年有个硬任务，省里要搞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涉及咱们市三个县，我考虑让你牵头。”
我说：“行。不过我有个要求，示范带不搞花架子，钱花在哪，老百姓得看得见。”
书记笑了：“就冲你这句话，我放心。”
晚上回家，秀兰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洗漱完躺下。她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她说：“明天李响回来，他说想吃火锅。”
我说：“行，我买羊肉。”
她嗯了一声，又睡着了。我躺在黑暗里，听着她匀匀的呼吸声，忽然想起一年前刚回来那会儿，也是躺在这张床上，睡不着，心里堵得慌。那时候觉得天大的委屈，现在回头看，屁都不算。人这一辈子，哪能事事顺心？关键是你得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闷着头干下去。该来的，一样都不会少。
第二十章 开春
转过年来三月份，市里开两会。我被安排参加农业农村界别的小组讨论，底下坐着的都是各县区的农业局长、合作社理事长、种粮大户。有个种粮大户发言，说他去年种了八百亩水稻，收成不错，但卖粮的时候被中间商压价，一斤少卖了两毛钱，一年下来少挣十几万。他问市里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当场把农业农村局长叫起来：“老张，这事你们局里研究过没有？”
张局长站起来说：“研究过，我们正在对接省里的粮食收储公司，争取让他们直接到田间地头收。”
我说：“对接了多久了？”
“快半年了。”
“半年还没对接下来？你回头给我个时间表，什么时候能落地，落不了地什么原因，写清楚报给我。”
散会后张局长追着我解释，说省里那边流程多，卡在某个处室。我说：“流程多不是理由。你换个思路，市里的粮食加工企业为什么不能直接跟种粮大户签合同？市里自己的事市里先办，省里的接着跑。两条腿走路，别一棵树上吊死。”
过了半个月，张局长报上来一个方案，市里的三家面粉厂、两家米业公司跟六个种粮大户签了订单合同，保底价收购，比中间商给的高一毛五。种粮大户高兴得不行，说李市长办事利索。我说这不是我利索，是你们张局长跑得勤。
四月里，赵磊那个镇的联合社第一次分红，他专程跑来给我送了一张照片，几十个老百姓围在村委会门口领钱，笑得跟过年似的。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李市长，按照您说的，先试点后推广，今年扩到三个村。我把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底下，时不时看一眼。
第二十一章 老单位来人
四月底，我原来那个单位的陈处长带着办公室几个人来市政府汇报工作，说白了就是来拜码头。他现在见了我客气得不行，一口一个“李市长”，递烟倒茶抢着干。我让孙建明招呼他们坐下，听他们汇报了产业园整改的情况。陈处长这回态度端正了，说已经请了第三方机构重新审计，把入驻企业的真实情况摸了个底，准备清退一批空壳公司，重新招商。
我听完说：“陈处长，这件事你办得对。当初我在务虚会上提那个问题，不是针对你个人，是对事。你现在把事办了，比什么都强。”
陈处长连连点头：“是是是，李市长说得对，当初是我认识不到位。”
中午我留他们吃了顿工作餐，四菜一汤，没上酒。陈处长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建国……李市长，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行了，都过去了。回去把活干好，比什么都强。”
他走了以后，孙建明跟我说：“你这人，度量真大。”
我说：“不是度量大。是犯不上。他一个处长，我一个副市长，我跟他较劲，掉价。”
孙建明乐了：“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
我说：“少拍马屁，去把赵磊那个联合社的推广方案拿过来，我看看进度。”
第二十二章 儿子的事
李响放暑假回来，跟我说他想考公务员。我问他：“想好了？公务员可不好干，特别是基层。”
他说：“爸，我就是看你干得挺带劲的，我也想试试。不过我跟你保证，我考哪个岗位凭我自己本事，绝不打着你的旗号。”
我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记住了。你要是敢在外面说‘我爸是李建国’，我第一个收拾你。”
秀兰在旁边说：“你爸说得对。你要是靠你爸的关系进去，你在单位永远抬不起头。你爸在西藏那六年，谁给他帮忙？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李响撇撇嘴：“知道了知道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
后来他真考了，报的是邻市一个县里的乡镇岗位，笔试过了，面试也过了，全程没跟我提过一句要我帮忙的话。入职前他回来吃饭，我给他倒了杯酒：“儿子，爸敬你一杯。以后在单位，多干活少说话，别学那些歪门邪道。你爸这辈子就认一个理：活干好了，什么都跑不了。”
他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爸，我记住了。”
秀兰在旁边抹眼睛，我说她：“孩子出息了，你哭什么？”
她说：“我高兴不行啊？”
第二十三章 尾声又一年
七月份，省里乡村振兴示范带现场会又在咱们市开。这回规模更大，省里分管副省长亲自来了，看了三个点，其中一个就是赵磊那个镇的联合社。副省长站在合作社的仓库门口，看着新收的小麦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问赵磊：“小伙子，你这个联合社一年能带动多少户？”
赵磊答得干脆：“报告省长，目前签了三百二十七户，年底预计突破五百户。户均增收保底三千，上不封顶。”
副省长点点头，转头跟我说：“建国，这个模式好，全省推广。”
我说：“省长，推广可以，但得因地制宜。我打算让农业农村局编个操作手册，把账算清楚，每个步骤都写明白，各县照着做的时候少走弯路。”
副省长看了我一眼，笑了：“你这个人，务实。”
现场会开完，我回家累得往沙发上一倒。秀兰给我端了杯水，说：“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当官的了。”
我说：“什么叫像？本来就是。”
她说：“哟，还喘上了。”
我嘿嘿笑。她坐我旁边，忽然说：“建国，你还记得你从西藏回来那仨月不？”
我说：“记得。天天坐冷板凳，你天天骂我。”
她说：“我那时候真怕你就这么废了。每天看你出门上班，晚上回来一声不吭，我心里那个急啊。”
我说：“急什么，我不是说了嘛，该来的总会来。”
她白了我一眼：“你就嘴硬。那时候你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当我不知道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秀兰，跟你说句实话。那三个月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我就是觉得，人不能因为一时受委屈就撂挑子。组织上安排你干什么，你就把什么干好。组织上没安排，你就自己找活干。档案室那半个多月，我不是白蹲的，我把单位十年的账都摸了一遍。后来督导整改，好多底数我就是从那些旧材料里翻出来的。”
秀兰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李建国，我以前觉得你闷，现在觉得你闷得对。”
我说：“你这话，是夸我还是骂我？”
她笑了：“夸你。”
窗外头的天暗下来了，李响打回来电话，说他这个月下村收了二十多户的社保材料，跑得脚底板起泡。秀兰心疼得不行，我说：“让他跑，跑多了才知道老百姓过日子什么样。”
挂了电话，秀兰去厨房热饭，我坐在沙发上翻了翻手机。老周给我发了条微信：老李，当初那顿接风宴欠着，现在你高升了，该请我了吧？
我回他：明天中午，面馆，我请。
老周回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下，站起来去帮秀兰端菜。日子就这么过，踏踏实实的。援藏六年也好，冷板凳三个月也好，副市长干两年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件事：把手头的活干好，把身边的人顾好。别的，都是虚的。
第二十四章 新任务
八月底，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扔过来一份文件。我翻开一看，是省里刚下来的通知，要在全省范围搞一次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要求各市年底前完成。书记说：“这个事省里盯得紧，咱们市底子薄，情况复杂，我考虑让你牵头，政府那边你协调，市委这边让组织部配合你。”
我说：“行。不过我要抽人，从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计局各抽两个，再给我配个法律顾问。”
书记笑了：“你倒是不客气。”
“客气干不成事。”
回去我就拉了个专班，孙建明当副组长，具体干活的是农业农村局一个姓周的总农艺师，五十来岁，干了一辈子农口，头发白了一半。老周这人话不多，但业务精，我跟他下去跑了两趟，发现他脑子里的账比电脑还清楚。
清产核资第一站去了南边的清河县。这个县是全市最富的县，村集体家底厚，光一个城关镇就有二十多个村有集体门面房出租。县里汇报说资产台账齐全，没问题。我让老周带人抽查了三个村，结果一查，城关镇幸福村有八间门面房，台账上写的是年租金每间一万二，实际市场价至少三万。我问村支书怎么回事，村支书支支吾吾说“租给亲戚了”。再一查，村支书的小舅子租了五间，村主任的连襟租了三间，合同一签就是十五年。
我把情况跟县委书记通了气，县委书记脸都绿了，当场表态严肃处理。我说：“处理人不急，先把合同废止了，重新公开招租。另外全县所有村的门面房租赁合同全部拿出来过一遍，有问题的限期整改。”
回市里的路上老周跟我说：“李市长，这种事各县都有，只是清河县富，问题暴露得明显。穷县没什么资产，台账上就几间破房子，反倒没人在意。”
我说：“所以清产核资不能光看清河这种富县。穷县的账更要查，越是穷地方越容易出糊涂账。”
第二十五章 穷县的窟窿
九月中旬，专班去了北边的石岭县。这个县是全市最穷的，去年才摘了贫困帽，村集体收入基本靠上级转移支付。按说这种县没什么可查的，但老周多了个心眼，把全县所有村的银行账户流水调出来过了一遍，发现有个叫柳树沟的村，账上每年有一笔三万块的“其他支出”，连续支了五年，去向是“村办企业周转”。
我问县里：“柳树沟村办企业是什么企业？”
县农业农村局长翻了半天材料：“好像是个砖厂，早年办的，早就停产了。”
“停产了还每年周转三万？周转给谁了？”
局长答不上来。我让审计局的人去查，查了三天，查出来那三万块一年一转，转了五年，最后转到村支书个人账户上。村支书姓刘，干了十几年了，在村里说一不二。审计的人找他谈话，他理直气壮：“那砖厂是我个人垫钱修的，村里欠我钱，我拿回来怎么了？”
我把材料看了，问老周：“他垫了多少钱？”
老周说：“查了，当年修砖厂花了四万二，村里确实欠他。但他这五年从账上转走了十五万，多拿了十万八。”
我说：“按规矩办。该退的退，该处理的处理。另外跟县里说一声，全县所有村办企业、合作社的历史债务捋一遍，有欠账的登记造册，定了还款计划就按计划来，不许再走这种糊涂账。”
刘支书被免了职，退赔了多拿的钱。这事在石岭县震动不小，县委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李市长这一查，把他们县十几年的陈年烂账都翻出来了。我说：“翻出来是好事，翻不出来才要命。你把这些烂账理清楚了，以后谁再想糊弄就糊弄不了了。”
第二十六章 秀兰升职
十月初，秀兰回家跟我说，她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提一个副主任，领导找她谈话了，问她愿不愿意干。
我说：“好事啊，干呗。”
她坐在沙发上搓着手：“我要是干了，管的事就多了，天天开会、写材料，家里就顾不上了。”
我说：“家里有什么顾不上的？李响上大学了，我爹那边有护工，你自己看着办。”
她想了想：“那我试试？”
我说：“试试。你在护理岗上干了二十多年，论业务论资历都够了，怕什么？”
她白了我一眼：“你倒是说得轻巧。我要是干不好，人家不得说闲话？说王秀兰是靠她男人当上副主任的。”
我把手里的遥控器放下，认真看着她：“秀兰，这话你跟我说说就得了，别往外说。你靠谁了？你在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了十几年，年年考核优秀，前年疫情的时候你带着人连轴转了一个月，这些事你领导看得见。你现在怕人说闲话，那你就把活干得比谁都漂亮，谁还能说什么？”
她抿着嘴笑了：“李建国，你现在真会做思想工作。”
“那是，副市长不是白当的。”
十月底她正式上任，分管护理和公卫。头一个月天天晚上回家趴在桌上写材料，写完了让我看。我说我不懂护理，你自己把关。她骂我敷衍，我说我真不懂，你让我看个材料我就能看出来你护理干得好不好？她气得拿抱枕砸我。
但过了俩月，她适应了。有天晚上吃饭她跟我说：“我们中心那个老年人慢病管理，我弄了个新流程，病人来了先测血压血糖，数据直接录系统，医生那边同步能看到。以前得等半个小时，现在十分钟搞定。”
我说：“行啊王主任，有两下子。”
她得意地一扬下巴：“那当然。”
第二十七章 李响下村
李响在乡镇干了快半年了。十一月初他回来，黑了一圈，瘦了五六斤。秀兰心疼得不行，炖了只老母鸡让他连汤带肉吃了个干净。
吃完饭他坐我旁边，说想跟我聊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爸，我在乡里包的那个村，老百姓反映最多的是水的问题。村里自来水管道用了二十年了，三天两头爆管，水压也不够，二楼以上基本没水。我跟乡里反映了，乡里说没钱，县里水利局说没项目。”
我说：“你想怎么办？”
他说：“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渠道能申请项目资金？”
我看着他：“你自己查过没有？”
他说：“查了，县水利局有个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今年还有一批资金没分完，但得县里报项目上去。”
我说：“那就让村里打报告，乡里签字，报县水利局。你盯着流程，哪个环节卡住了你弄清楚为什么卡住，是缺材料还是缺人，弄清楚了再想办法。别一上来就找关系，先走正规渠道。”
他点点头：“行，我回去盯着。”
过了半个月他打来电话，说项目报上去了，县水利局批了八十万，管道全换新的。我说：“你看，正规渠道走得通吧？”
他嘿嘿笑：“爸，还有件事。村里老百姓听说我姓李，问我是不是李市长的儿子。我说是。他们说那你咋不早说，早说这项目不就早批了？”
我把脸一沉：“你怎么说的？”
他说：“我说我爸是我爸，项目是项目，项目批不批看条件符不符合，跟我爸没关系。”
我说：“这话说得对。以后有人再问，你就这么答。”
挂了电话我跟秀兰学了一遍，秀兰说：“儿子比你强，你年轻时候可没他这觉悟。”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她哼了一声：“你年轻时候闷葫芦一个，吃哑巴亏都不带吭声的。”
第二十八章 老周的账本
十二月初，清产核资进入收尾阶段。全市九个县区，累计查出不规范合同一千三百多份，涉及金额七千多万，追回集体资产两千多万。老周把汇总报告放到我桌上那天，人明显瘦了一圈，但精神头很足。
我说：“老周，辛苦了。你这几个月跑的路，比我一年跑的还多。”
老周摆摆手：“李市长，我跟你说个事。我这几个月在底下跑，发现一个现象。越是穷村，台账越乱；越是乱的地方，老百姓意见越大。有好几个村，我们去查账，老百姓围上来跟我们说，你们早该来了。有个老太太拉着我手说，村里卖地的钱她一分没见着。我听着心里头不是滋味。”
我说：“那你觉得根源在哪？”
老周想了想：“一是没人管。乡镇农经站就一两个人，管十几个村的账，管不过来。二是没人看。村务公开贴张纸就算公开了，老百姓看不懂也没人解释。三是没人怕。查出来问题最多批评两句，下次换个花样接着来。”
我听完，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说：“老周，你把这个写成材料，不用长篇大论，就写这三条，每条后面附两个你亲眼见到的例子。我拿到明年市里的农村工作会上讲。”
老周说：“行，我回去写。”
他走了以后，孙建明进来说：“你真打算在大会上讲这个？这不是打底下人的脸吗？”
我说：“打脸比丢钱强。七千多万的不规范合同，不把根子挖出来，明年还得重来。”
第二十九章 农村工作会
第二年一月底，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我在讲话里把老周总结的那三条摆了出来，底下坐着的县区长、乡镇长们一个个脸色凝重。我讲完三条，加了一句：“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咱们今天查完明天还得乱。所以我提三个办法：第一，每个乡镇必须配齐农经站人员，人不够的从县里调剂，调剂不了的市里统一招；第二，村务公开搞明白纸，一张纸写清楚村里这个月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贴在村口小卖部门口，让老百姓买菜的时候顺便看一眼；第三，查出来的问题该处理的处理，处理结果要在村里公示，让老百姓知道这事有人管。”
散会后好几个县长来找我，说李市长你这个明白纸的想法好，简单管用。我说：“好不好用，试了才知道。每个县选两个乡镇试点，三个月后我去看，谁糊弄我，我就在谁那儿开现场会。”
三月份我下去看试点，大部分乡镇都动起来了，但有个县的两个试点乡镇糊弄事，明白纸上就印了“本月收支平衡”六个字。我把那个县的县长叫到现场，指着那张纸说：“这叫明白纸？老百姓看了明白什么了？”
县长脸通红，当场给乡镇书记打电话让重新弄。我说：“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下个月我再来，还这样，你这个县长在全市大会上作检讨。”
五月份我再去，那个县的明白纸弄得比谁都细，收支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后面还附了村两委签字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盖章。老百姓跟我说，以前不知道村里钱花哪了，现在每个月看那张纸，心里有数了。
第三十章 又是一年
六月份，赵磊那个镇的联合社搞第二年分红，他请我去看看。我去了，现场比去年热闹多了，三百多户排着队领钱，最多的领了八千多。赵磊晒得黢黑，但精神头好得很，拉着我看他们新盖的仓库和烘干塔。
我说：“摊子铺得不小，钱从哪来的？”
他说：“市里乡村振兴资金给了一部分，县里配套一部分，剩下的合作社自己入股。李市长，您当初说的那三条我全记着呢，先试点后推广、把账算清楚、兑现承诺。去年答应老百姓保底三千，一分没少，今年大家才敢跟着干。”
我拍拍他肩膀：“干得不错。但别飘，下一步把加工环节搞起来，光卖原粮挣不了大钱。”
他说：“已经在谈了，跟市里一家面粉厂谈合资，建个挂面生产线，把小麦加工成挂面再卖，利润能翻一番。”
我说：“行，方案弄好了拿给我看。”
回去路上孙建明跟我说：“这个赵磊，是个苗子。”
我说：“何止是苗子，再磨两年能挑更重的担子。”
七月份，李响在乡镇干满一年，考核优秀。他打电话跟我说，乡里想让他当党政办主任。我说：“你自己怎么想？”
他说：“我想干。但有个事我得先跟你说清楚，乡里推荐我的时候，有人提了一句‘他爸是李市长’，我当时就站起来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你们要是看我爸的面子推荐我，我不干。”
我听完，心里头热了一下，嘴上说：“你这话说得硬气。不过你也别太愣，人家可能就是随口一说，你站起来就怼，以后在单位不好处。该软的时候软一点。”
他嘿嘿笑：“爸，这话你以前可没教过我。”
我说：“以前没到时候。现在你入了这一行，该教的就得教。”
第三十一章 秀兰的烦心事
秀兰当副主任快一年了，干得顺风顺水，但七月底出了件事。她们中心有个老护士，五十多了，仗着资历老，上班经常迟到早退，秀兰说了她两次，她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在底下跟人说秀兰的闲话，说秀兰是靠男人上位的，有什么资格管她。
秀兰气得回家饭都吃不下。我问她怎么回事，她一说，我笑了：“就这事？”
她瞪我：“你还笑？”
我说：“我当多大点事。你当年骂我的时候那股劲哪去了？一个老护士你都管不了，你这副主任怎么当的？”
她说：“我不是管不了，我是不想撕破脸。她老公跟咱们住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说：“那你就跟她谈，把话说透。你告诉她，你迟到早退我按制度扣钱，你不服可以去上面告我，告赢了算你本事。但你在底下传闲话，我听见一次找你谈一次。制度摆在那儿，谁也别搞特殊。”
秀兰想了想：“那我试试。”
过了几天她回来，脸色好多了。我问她怎么弄的，她说：“我找她谈了，把考勤记录拍桌上，跟她说清楚，以前的不追究，从下个月开始按制度来。她一开始还嘴硬，后来看我态度硬，就没话说了。这两天老实了，按时上下班。”
我说：“你看，当领导就是得罪人的活。你不得罪她，她就得罪你。”
秀兰叹了口气：“我以前觉得当领导就是管管事，现在才知道这么麻烦。”
我说：“麻烦就对了。不麻烦要领导干什么？”
第三十二章 又到年底
腊月里，市里开年终总结会。我分管的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工作被评了个优秀，书记在会上点名表扬了清产核资专班。老周坐在台下，我特意把他拉起来介绍给全场：“这是农业农村局的老周，周总农艺师，清产核资这半年他跑了七十多个村，报告写了十二稿。这个优秀是给他干的。”
老周脸涨得通红，坐下以后小声跟我说：“李市长，你这不是让我招人恨吗？”
我说：“招什么人恨？你干出来的活，就该让人知道。”
散会后老周追着我到办公室，非要给我看他写的新材料。我说：“老周，快过年了，歇歇吧。”
他说：“不累。李市长，我干了三十多年农口，就这一年干得最痛快。以前写材料都是给上头看，今年写的明白纸是给老百姓看的，感觉不一样。”
我给他倒了杯茶，让他坐下：“老周，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援藏那六年，最深的体会就是，活干没干好，别看上头怎么评，看底下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好，那才是真好。”
老周捧着茶杯点点头，没再说话。外头天冷，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霜。我想起很多年前在西藏县里，冬天办公室没暖气，手冻得写不了字，就揣兜里暖一会儿再写。那时候哪能想到今天坐在这间暖烘烘的办公室里，跟一个老农艺师聊明白纸的事。
第三十三章 年饭
除夕那天，把两边老人都接来了，加上李响，五口人围一桌。秀兰在厨房忙了一整天，做了八个菜一个汤。我爹坐主位，老丈人坐边上，俩人碰杯喝了两盅，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爹说：“建国，你今年干得咋样？”
我说：“还行，没给您丢人。”
他摆摆手：“别跟我说那些虚的。我就问你，老百姓吃上饱饭没有？”
我说：“吃上了，不光饱了，还比以前有钱了。”
他点点头，抿了口酒：“那就行。”
老丈人在旁边插话：“建国，我那个菜园子今年种的白菜，拉到集上卖不掉，你说怎么办？”
秀兰说：“爸，那是你种多了，谁家冬天囤一百棵白菜？”
老丈人不服气：“我种得好，个大心实，怎么就卖不掉？”
我说：“爸，明年少种点，种点别的花样，辣椒茄子豆角，城里人爱买新鲜的。您要是愿意，我让农业农村局的人给您指导下，弄个小拱棚，提前半个月上市，能多卖钱。”
老丈人来了兴趣：“还管这个？”
我说：“管。您这样的退休老同志搞小菜园，我们叫庭院经济，有政策扶持。”
他乐了，跟我爹又碰了一杯。
李响在旁边闷头吃菜，忽然抬头说：“爸，妈，我谈恋爱了。”
秀兰筷子掉桌上了。我愣了一下，问：“哪的姑娘？”
他说：“我们乡卫生院的，护士，比我小一岁。”
秀兰连珠炮似的问了一串：哪的人、家里干什么的、人品怎么样、长得好看不。李响一一答了。我听完，说：“哪天带回来吃顿饭。”
李响松了口气：“我还怕你俩不同意呢。”
秀兰说：“同意不同意得见了人再说。”
我加了一句：“你记住了，对人姑娘好一点，别学那些花里胡哨的。你爸追你妈的时候，一个礼拜往她单位跑八趟，风雨无阻。”
秀兰踢了我一脚：“当着孩子面说什么呢。”
李响嘿嘿笑，我爹和老丈人跟着乐。窗外头鞭炮响起来了，秀兰赶紧去厨房下饺子，我站起来帮忙端菜。李响跟在后头喊：“爸，明年我带她回来过年！”
我说：“先把人领来吃饭再说！”
第三十四章 结尾
正月十五过完，年就算过完了。我上班第一天，孙建明抱着一摞材料进来说：“李市长，今年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扩面，省里给了新任务，你看看。”
我翻了翻，说：“行，排个计划，挨个县跑。”
孙建明说：“你今年能不能少跑点？去年你跑了七十多个村，市里其他领导都有意见了，说你把活都干了，他们没得干。”
我笑了：“那正好，今年我带着他们一起跑，谁分管谁跑，别都推给我。”
孙建明乐了：“这话我记下了，回头我挨个通知。”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楼下院子里有人在扫雪，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我想起一年半前从西藏回来那天，老周接我，路上说单位这六年变化大。那时候我连个正经工位都没有，在档案室蹲了半个多月。现在想起来，那半个多月没白蹲，把单位十年的家底摸清了，后来查项目、查资产，心里都有底。
人这一辈子，有时候看着是委屈，其实是在攒本钱。你在冷板凳上坐得住，把冷板凳坐热了，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接得住。接不住，给你个副市长你也干不好。
我掏出手机给秀兰发了条微信：晚上想吃什么？
她回：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我又给李响发了一条：那姑娘什么时候领来？
他回：这周末行不行？
我回：行，让你妈准备红包。
他发了个惊恐的表情。
我笑着把手机揣兜里，坐下来翻开孙建明送来的材料。新的一年，新的活。干就完了。
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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