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我没接。又亮了一下，还是没接。等我从卫生间洗完脸出来，屏幕上攒了七条消息，六条来自同一个人，赵启明，问他“孟老师你看了吗”“题目是不是换出题组了”“我那道公文题写跑偏了能得几分”。

最后一条是语音，我没点开，先看了眼时间，早上七点四十，我昨天晚上喝了三轮酒，脑子还是木的。

我是做考情分析的，内蒙古事业单位联考结束之后，各机构的老师都在等学生反馈，出成绩前的这十几天，我们的活儿就是估分、看题、预测线。

说白了，就是给那些心里七上八下的考生一个心理锚点。我干了六年这个，每年考完最怕的不是题目变态，是学生集体沉默——沉默代表他们心里没底，没底就要来反复问我，问得我也没底。

出租车在高架桥上堵住了。我点开赵启明的语音，他的声音从后排喇叭里漏出来：“孟老师，我去年就差了1.2分，今年要是再栽在判断推理上，我……”

语音到这儿断了，估计他自己也觉得再说下去没意思。我盯着窗外的车尾灯，把上午要发的公考解析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今天上午十点，我要去合作机构坐班，处理一批一对一的估分咨询。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另一个学生发来的，只有五个字：“孟老师，难不难？”

车窗外闪过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车尾箱上绑着保温箱，从我旁边窜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防风衣的后背上印着某个火锅店的广告，袖口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

然后我忽然想清楚了一件事：今年的题，和往年不一样。我昨天监考B类的时候，考场里那帮孩子，很多人的答案写得密密麻麻，连草稿纸都用完了。

往年B类考完，微博上全是骂出题组的，今年我刷了一路，一个吐槽的都没看见。

出租车在机构楼下停稳的时候，我付了钱推开车门，后座那个塑料袋里装着我昨晚吃剩的半盒烧烤，我没拿，司机在后头喊我，我回头摆了摆手，让他扔了。

前台小刘给我递了杯水，说今天的约已经满了，我翻开登记本，十一个名字，六个B类，三个C类，一个A类，还有一个写的是“E类，有事加急”。

我指着最后那个名字问小刘，这谁。小刘说，一个姑娘，从包头坐火车来的，早上六点到站，她说她就等今天这会儿。

十点整，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男生，B类，戴眼镜，坐下先问我：“孟老师，我听我同学说今年B类简单了，分数线是不是得涨？”我问他估了多少分，他说一百零八左右。

我拿去年的分数线比了比，告诉他，这个分数放在去年稳了，但今年，得看你同岗位那些人考多少。他没说话，低头转笔，转了大概半分钟，站起来说谢谢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笔，一枝蓝色外壳的圆珠笔，笔帽上有个缺口，像是被咬的。每年都能见到这样的笔，考完试笔帽上全是牙印。

C类那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带着手机录音，问能不能录，我说别录了，你直接听就行。她问我能不能预测一下分数线，我说B类和C类，整体要比往年高三到五分，高个三四分吧大概。

她愣了一下，说那她考了一百零二，去年这个分数能进面，今年呢。我看着她，没立刻回答。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外套，袖口上沾着一点点粉笔灰，估计是刚从哪里实习回来，没换衣服就直接来了。

我说你这个分，得看今年同岗位的竞争情况。她没追问，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张截图递到我面前，是她们岗位的报名统计表，招两个人，报了一百四十七个。

我看着这个数字，手机又震了一下，赵启明又发来一条语音，我没理，把手机反扣在桌上，跟她说，你这个情况，得做好两手准备。

一上午见了四个，A类那个老师说难度没啥变化，E类那个姑娘没来，小刘说她发消息说来不了了，车票改签了，直接回包头。

我坐在咨询室里，窗帘拉着，灯开着，走廊里有清洁工的拖把碰在水桶边沿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中午我去楼下便利店买饭团，结账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移动号。我接起来，对面是个女的，说她是早上那位的妈妈，问我能不能跟她说实话，她闺女这次到底有没有希望。

我说我还没看到卷子，不好说。她说，你就告诉我，分够不够。我说，阿姨，这我明天才能给您准话。她沉默了好几秒，说了一句“那行吧”，就把电话挂了。我站在收银台旁边，手里攥着那个饭团，包装纸上印着生产日期，昨天。

下午一点半，机构里的另一个老师老周从外面回来了，他这次去呼和浩特那边跑了一圈，手里拿了几份采样问卷，是考场上发出去的，回收率大概六成。

他摊开那摞纸，说B类和C类的学生，大部分在难度那一栏填的是“偏易”或“适中”，A类那边基本填的是“适中”，D和E填的是“偏难”的概率高一些。

我翻了翻那些问卷，有些上面画了圈，有些写了字，有一个学生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这题是个人都能做出来。”写的是判断题。

老周点了一支烟，问我：“你估的是不是高了，B类真能涨三四分？”我说，你看今年这些反馈，基本上没人骂题，这放在往年不正常。

往年联考考完之后，抖音和小红书上全是吐槽，今年几乎没有，这就说明题确实简单了。老周没接话，把烟灰弹在一次性纸杯里，那个纸杯里的茶水已经凉了，面上浮着一层茶沫。

他抽了半根烟，才说：“那D呢？D类今年招的人少，考的人多，就算题难，分也低不了。”我说是，D类今年分数线大概率不降反升。

他掐灭了烟，问我，那E呢。我说E应该会降一点。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把桌上那摞问卷收起来，压在一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教材下面。我注意到那本书的封面卷了边，看来是往年旧版的。

下午四点半，那个E类姑娘的妈妈又打了一次电话，我没接。过了十分钟，我给我在教育局那边的一个同学打了个电话，问他今年E类的报考人数和招录计划，他报了两个数字，我算了一下比例，比去年高了将近三成。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看天花板，想着明天和学生对答案的时候，该怎么跟那个E类姑娘说。

我打开手机，翻到B类那个问卷的照片，上面有一行字：“资料分析最后一道题，怎么算都算不整。”我缩了一下。往年这种留言多的是，今年就这一条。

晚上七点，我从机构出来，城里的路灯已经亮了，街边卖烤冷面的摊子支了起来。我站在路边，手机屏幕亮着，赵启明发来一张截图，他把自己岗位的进面线估了出来，让我看看准不准。

我看了那个数字，跟我想的差不多，B类，比去年高了四分。我没回他，点了根烟，站在烤冷面摊的油烟里抽了一会儿。老板娘在摊子那边忙活，铁板上的冷面被铲子压得滋滋响，她男人在旁边串鸡柳，拿竹签子的手冻得通红，食指上缠着个创可贴，贴得很糙，都快掉了。

我抽完那根烟，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今天那个E类姑娘来没来。小刘说没来，车票改签了，明天早上来。我说行。挂了电话，我转身往地铁站走，走到半路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烤冷面摊，老板娘正往冷面上磕了一个鸡蛋，那男人还在那边串鸡柳，创可贴还是没有掉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机构，前台桌上放着那摞问卷，不知道是谁翻过的，最上面那张B类的，那个写“这题是个人都能做出来”的纸，上面被人拿红笔圈了一个圈，圈外没人写字。

小刘跟我说，那个E类姑娘七点半就到了，在外头背书，不愿进来，说怕眼熟面试官。我往窗外看了一眼，楼下花坛边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穿深色外套的姑娘，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头低着，头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

我没有喊她，坐回咨询室，把昨天整理的数据又看了一遍。B类，比往年分数线高估三到四分；C类，同等；A类，基本持平；D类，因为考录比上升，即使题难，分数线仍可能略升；E类，报考人数激增，但招录计划缩水，而且题偏难，分数线方向不好说。

这些数字我看了三遍，确认没有算错，就等着她进来。她还在楼下，坐着背书，头也没有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