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婆婆是大学老师,去年底退休,我以为她每月退休金七千左右。那天下午三点四十,我蹲在阳台上收衣服,听见她在客厅打电话,嗓门不小,跟人争什么。
“我那个教龄,三十四年,职称副高,怎么算也不可能三千九啊。你再查查。”
我把衣架搁下,耳朵竖着。她挂了电话,在沙发上坐了半天,手搁在膝盖上。我进屋倒水,顺嘴问了一句:“妈,退休金下来了?”
“下来了。”
“多少。”
“三千九。”
“多少?”
“三千九。”
我把水杯搁在茶几上,坐下来。她看了我一眼,从茶几底下摸出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张核定表递过来。表上印着“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底下那栏写着:月基本养老金,三千九百零四元。
“妈,你不是副高吗。”
“副高不假。但学校从九几年才开始给我缴社保,前面那些年算视同缴费,基数压得低。后来那些年,学校为了省钱,基数一直按最低档缴。我那时候不懂,也没问。退休了才知道。”
我丈夫周志强下班回来,一听这事,饭桌上筷子都搁了。
“三千九?你那些同事呢。”
“老赵,跟我同一年退的,副高,工龄比我少两年,拿七千三。”
“为啥。”
“她九几年调去分校,分校后来并给市里,社保按实际工资缴的。我在本部,本部一直按最低档缴。”
周志强扒了两口饭,把碗一推:“那你找学校啊。找人事处,找财务处,让他们补。”
“找了。上礼拜去了三趟。人事处说,当年缴费基数有文件,是学校办公会定的,他们改不了。财务处说,补缴得走省里流程,得学校打报告。我那个学院院长说,他帮问问。”
“问了没。”
“问了。今天回的。院长说,学校今年经费紧,补缴的事得排队。排到哪一年,说不准。”
我婆婆姓吴,叫吴秀兰,教了三十四年大学英语。退休前那几年,她每周十六节课,带两个毕业班,还兼着教研室主任。她那个办公桌上永远堆着作业本,红笔批改到晚上九点是常事。有一年她颈椎病犯了,戴着颈托去上课,学生给她拍了张照片发到校园论坛上,底下跟了几十条“吴老师辛苦了”。她看见了,摆摆手说:“辛苦啥,拿工资的。”
现在退休金三千九。她那个颈椎病,每个月做理疗,一次一百二,医保报一半。降压药一个月两百多。物业费、水电、煤气,加起来六七百。她算了笔账,把那张纸搁在桌上,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底下剩八百多。
“妈,那你这日子咋过。”
“咋过。省着过。”
周志强坐在沙发上,手抱着头,半天没吭声。我知道他难受。他在厂里干技术员,一个月六千三,我在超市做收银,四千二。两个人加一块一万出头。房贷两千八,孩子上幼儿园一千五,车贷一千二。每个月剩不了多少。以前想着婆婆退休金七千,能帮衬点,现在倒好,她自己都不够。
第二天晚上,周志强跟我说:“我想给妈每个月添一千五。”
“添。应该的。”
“咱那个日子,紧一点。你那个超市,能不能多排几个班。”
“能。我跟店长说。”
过了几天,婆婆来了。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攥着个布袋子,往沙发上一坐,把袋子搁在茶几上。打开,里头是一张存折,两沓现金。
“这个存折,八万三。我攒的。本来想留着养老,现在看,三千九也够花。你们那个房贷,我帮你们还一部分。这钱,你们拿去,先还十万。剩的,留着给孩子念书。”
周志强没接:“妈,你自己留着。你那点退休金,刚够花。”
“够花。我算了。我那个房子租出去,一个月能收一千八。我搬过来跟你们住,那间次卧给我。我帮你们接送孩子,你们省了幼儿园晚托费,一个月省六百。我那一千八加三千九,五千七。我花两千,剩三千七。够。你们别操心我。”
她说完,把存折推到周志强面前。周志强没动,我伸手接了。
“妈,这钱我们借。打个借条。以后还你。”
“还啥。一家人。”
“借条得打。你那个钱,是你教了三十四年书攒的。我们不能白拿。”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牙缺了一颗:“中。打借条。你们那个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后来她真搬过来了。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做早饭,送孩子去幼儿园。下午四点接回来,带着在小区里玩滑梯。她那个颈椎病,反而好多了,不用天天伏案改作业了。晚上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拿手机刷短视频,看见人家跳广场舞,站起来跟着比划两下。周志强在旁边看图纸,抬头说:“妈,你那个动作,不标准。”她瞪他一眼:“你懂啥。我教英语的,肢体语言有天赋。”
上个月,她那个院长打电话来,说补缴的事有眉目了。学校打报告到省里,批下来一部分,从明年起,每个月多八百。她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张核定表,看了半天。
“八百。一年九千六。十年九万六。够给你儿子念大学的。”
“妈,那钱你自己花。”
“我花啥。我那个存折,你们还没还完呢。等你们还完了,我攒着,带我孙女去趟北京。她说想看天安门。”
她把那张核定表折好,搁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一张旧照片,是她年轻时候站在学校门口的,穿件白衬衫,扎着马尾,笑得露牙。照片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她自己写的:教了三十四年,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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