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沈河区东二环边上，有一片你或许很熟悉的荒地。
这里有成片枯黄的豚草，有半死不活的密植杨树，有动迁拆了一半的平房，还有远处的施工围挡。我经常在这片荒地上走，踩在板结的泥土上，脑子里想的都是这片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是盖起新楼盘，还是种满刺槐。
直到我知道了一件事。
1981年，就在这里——后高官台村东50米的高台地上，考古人员弯腰捡起了一些东西。不是破塑料袋，不是碎砖头，而是夹砂红褐陶片、石斧、石刀，还有鼎、罐、壶的残片。这处遗址，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脚下这片我丢过果核、撒过种子的荒地，7000年前就有人类定居了。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这里日夜操劳，繁衍生息。只不过，我们不在同一个时空。
7000年前的沈阳，根本不是今天平原广阔的模样。那时候的辽河平原，遍地是湖泊、沼泽和湿地，古人管这叫“辽泽”。在这样水乡泽国里，地势高、靠近水源的“台地”，是人类唯一能安全定居的地方。高官台，就是这样一个救命的“高台”。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7000年前的高官台上，先民们搭起简陋的窝棚，用磨得发亮的石斧砍柴，用石刀割草。他们用夹砂陶鼎煮着从下面沼泽里捞上来的鱼，烤着猎来的兽肉。台下是一片汪洋，芦苇丛生，野鸭扑棱棱地飞过。后来，这里成了沈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它跟新乐遗址（距今7200年）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圈。高官台和新乐，是沈阳最古老的两个“人类坐标”。
时间往后拨几千年，这片土地又换了模样。
到了明代，这片高台又派上了军事用场。它被修成了“墩台”（烽火台），守军在这儿屯垦戍边，一旦有警就燃起烽火。“高官台”这个名字，从那时候起正式刻进了史册。
到了近代，高台变成了棚户区。平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辉山明渠变成了一条“牛奶河”，八家子泵站、沈吉铁路道口的火车轰鸣声，成了这里居民的日常背景音。那是充满烟火气，又伴随着挣扎的年代。
再往后，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景象。2010年后，城中村改造启动，生态修复上马。可动迁还没完全搞完，有些地块就撂荒了。当年为了绿化种下的一米五密植杨树，因为太密，反而枯死了。豚草疯长，鸟带来的桑树种子满地冒头。
这就是我眼前的荒地。
我在这片地上走过很多次。我看着桑树长到两层楼高，看着麻雀在豚草堆里铺天盖地，看着榆树被虫啃得像一张破渔网。我在这片地上丢过吃剩的沙果核、海棠果核，撒过刺槐种子。我甚至规划过怎么折几根柳枝插在泥里。
我闻过深秋雨后这里那股浓烈的中药味，我甚至想过，等我死了，骨灰撒在这棵桑树下挺好。在这片荒地上，我完成了对自己生命、死亡和自然的全部思考。
现在想想，这事儿特别奇妙。7000年前，先民在这片高台上烧陶、煮鱼、繁衍生息；7000年后，我在这片高台上丢果核、琢磨种树、思考归宿。我们跨越了七千年的时间长河，但在本质上，干的是同一件事——在这片高台上，认认真真地活着。
一片土地的记忆，比一个人要长得多。
再过几十年，等我退休了，这里的杨树估计倒了，桑树连成林了，我丢的沙果核可能也长成了歪脖子树。而地底下，7000年前的陶片还在。明代守军的脚印化成了土，棚户区居民的炉灰早已飘散，而我今天留下的果核，也会被泥土慢慢掩埋。
我在高官台走这一圈，脚下踩过的泥土里，有先民的陶片，有明代的烽烟，有棚户区的辛酸，也有我自己的脚印。
我不需要去改变这片荒地。我只需要知道，我是这片土地漫长记忆里，最新的一层。对于每天住在高官台周边、东二环边上的沈阳人来说，咱们每天踩着的，不仅是水泥路面，更是七千年前我们祖先生活过的高台。想一想，这片荒地，其实一点都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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