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叫陈卓，走的那年三十一。985本硕连读，毕业进了北京一家央企做技术岗，五险一金顶格交，年终奖发下来够在县城付个首付。亲戚们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我跟他爸上辈子烧了高香。去年三月十二号，单位打电话说他倒在工位上，送医院的路上人就不行了。我跟他爸连夜坐高铁进京，在太平间见着他，脸白得像张打印纸，嘴唇干得起皮，指甲盖发紫。死亡证明上写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我攥着那张纸，在太平间门口站了二十分钟没挪窝。我儿子得了糖尿病，我这个当妈的竟然不知道。过年回家他啃我蒸的糖三角，一顿吃五个，我骂他“你仗着年轻胡吃”，他嘿嘿笑说“妈我代谢快”。我要是知道他血糖高，我打死也不会给他吃那些。

收拾他出租屋那天，北京下着小雨。他住亦庄一个开间，一个月四千五，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冰箱门上贴了张A4纸，打印的血糖记录表，一天四行，空腹、三餐后两小时，每格填着数字，从去年一月记到三月十二号，没断过一天。表底下拿红笔写了一行小字：“三月十五日复查，糖化血红蛋白争取降到7以下。”三月十五号，他三月十二号走的。

冰箱里码着十二支胰岛素笔，没用完。笔上贴着标签，“早八单位”“晚六单位”，字迹规规矩矩。旁边搁着一盒针头，拆了封，用了不到一半。冷冻层里冻着十几袋杂粮馒头，塑料袋上拿记号笔写着日期，最早那袋是两个月前的。他单位食堂有杂粮饭，他嫌不够纯，自己周末蒸一锅冻上，每天带两个上班。

床头柜抽屉里有本巴掌大的笔记本，新华书店八块钱那种黑皮本。第一页写着“确诊日”，底下一行行记着医生的话：“二甲双胍0.5g，早晚各一次”“阿卡波糖随餐嚼服”“三个月复查眼底”。翻到中间有一页写着“别告诉爸妈”，底下画了个圈，圈里打了个叉。再翻一页：“攒够二十万把老家房贷还了，再说。”

我拿着那本子坐他床上哭，哭着哭着想起前年秋天他打电话说想换工作，我劈头盖脸骂他不知足：“央企多稳当，你瞎折腾啥？”他沉默了半天说了句“行，那我再想想”。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岗位加班多，三餐没准点，血糖波动大，他想换个清闲点儿的岗位调理身体。我没让他换。

他同事小周来帮忙搬东西，跟我说了实话。小周说陈卓在单位食堂吃饭永远拿杂粮饭，菜拿水涮一遍再吃。同事聚餐他推不过去，去了就坐那儿喝白开水，筷子都不动。有人问他咋不吃，他说“我减肥”。有一回部门领导敬酒，他端起来抿了一小口，转头去洗手间吐了，回来跟小周说“你别说出去”。他领导后来批了工伤认定，但人都没了，认定啥用。

我翻他手机，微信置顶是我跟他爸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是我发的：“儿子过年回来想吃啥？妈提前买。”他回：“随便，您做啥我吃啥。”底下跟了个笑脸。往上翻，去年十月他发了条“妈我最近瘦了”，我回“瘦点好，你以前太胖”。他发了个“嗯”。就一个“嗯”字。他朋友圈最后一条是元旦，发了张血糖仪屏幕的照片，数字7.2，配了四个字“继续加油”。底下十七个赞，没一个家里人。

我把他那本黑皮笔记本带回了县城。到家第二天，我跟他爸把饭馆的招牌菜改了，红烧肉、糖醋排骨全撤了，换成清蒸鱼、白灼菜、杂粮饭。老顾客不乐意，说你家咋越做越素。我说我儿子糖尿病走了，我这饭馆以后就做控糖菜。有人背后说我拿儿子的死当噱头，我没理。我把陈卓那本笔记本复印了二十份，搁收银台上头，谁来吃饭想看就看。有人翻完了问我：“你儿子这么严重咋不跟家里说？”我说：“他怕我们担心，我们也没问，两下里凑一块儿，人就没了。”

去年冬天有个在开发区上班的小伙子来吃饭，点了清蒸鲈鱼和杂粮饭，吃完不走，坐那儿翻那本复印件。翻完了红着眼圈跟我说：“姨，我查出来血糖高半年了，没敢跟家里说。”我把陈卓的血糖仪从兜里掏出来——那个我一直随身带着——递给他：“拿去用，试纸我买了一大盒，搁着也是搁着。”小伙子接过去，手跟我儿子签死亡证明那天一样抖。我跟他说：“你回去就跟爹妈说，挨顿骂比躺太平间强。我儿子要是早挨那顿骂，现在还能坐这儿吃鱼。”

今年开春我把饭馆后厨的调料柜清了，白糖、冰糖、甜面酱全送了人。灶台上只搁盐、醋、酱油、花椒、八角。我请了县医院内分泌科的护士来给老顾客讲了一堂课，讲完了每人发一张纸，上头印着陈卓那本笔记本里的一句话：“饭前测血糖，饭后走一刻钟。”有人问走一刻钟管用吗，护士说管用，比吃药便宜。

清明我去给陈卓上坟，带了一盒杂粮面蒸的馒头，摆他碑前头。我蹲那儿跟他说：“儿啊，你那本子妈复印了，见人就发。你别怪妈，妈就是想让跟你一样的孩子知道，这病瞒不得。爹妈不嫌你麻烦，爹妈就怕你啥也不说。”旁边扫墓的人扭头看我，我不管。我儿子活着的时候啥事都自己扛，死了我得替他嚷嚷出来。

那本黑皮笔记本最后一页，他写了四个字：“有点累。”翻过来封底内侧，拿圆珠笔描了一行大字，笔迹比正文重得多：“妈，饭馆别开太晚，早点回家。”他写这话的时候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撑不住了，可他没打电话跟我说。他以为还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