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签下那份誓言的时候，大概不到二十岁。
誓言的内容是用拉丁语口述的，后来被诗人彼得罗尼乌斯记录下来：愿意接受烈火、锁链、鞭打和刀剑的死亡，将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完全交付给主人。
这份誓约在罗马法中有一个专门的名称——sacramentum gladiatorium，角斗士誓言。
签下它的人，从那一刻起，就不再是战俘，不再是负债者，不再是被判刑的罪犯。
他是经纪人名下的财产，一把会呼吸的剑。
他的名字叫弗拉玛。
叙利亚人。
他的墓碑在两千多年后被人发现，上面用拉丁文刻着他一生的战绩：活了三 十 年，出战三十四次，胜二十一次，平九次，被赦免四次。
叙拉古的石匠刻下这些字的时候，弗拉玛已经死了。
但这句话里藏着一个问题，一个后来的人反复争论的问题：一个角斗士，打完了这一切，退役之后能过上怎样的生活？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知道他在哪里打，怎么打，打完以后能拿到什么。
公元72年，犹太战争尚未结束，韦斯帕芗皇帝下令在尼禄金宫旧址上修建一座巨大的圆形竞技场。
工程由他的儿子提图斯主持，八年后完工，后世称之为斗兽场，拉丁语原名Amphitheatrum Flavium，弗拉维圆形剧场。
它的外墙周长约527米，高48.5米，四层结构，底层到第三层共有80个拱门作为入口，第四层为实墙，开有方形小窗。
观众席从底层到顶层共约60排，据公元四世纪的《区域志》记载，可以容纳87000名观众就座，加上站席有时可达十万人。
石质建筑取代了此前临时搭建的木制看台。
座位按社会等级划分：最底层靠近沙地的位置留给元老和高级官员，往上是骑士阶层，再往上是平民，最顶层是妇女、穷人和奴隶，只能站着看。
沙地本身有一个名字，arena。
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沙”，因为地面铺着一层沙，用来吸收血。
沙地之下还有另一座建筑。
斗兽场的地下结构叫hypogeum，占地约15000平方米，由两条主干通道连接，中间是用于存放器械和笼舍的对称房间。
升降机通过复杂的滑轮系统将动物从地底吊到沙地表面，升降通道的开口后来在考古发掘中被找到，绞盘的桩孔至今可辨。
斗兽场落成时的开幕式上，这个地下空间还曾被灌入水，模拟海战。
周边的走廊当时就是战船的码头，但砖石取代木制地板之后，这里就再未举行过水上表演。
斗兽场的修建工事由12000名来自耶路撒冷的奴隶完成。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可能也被送进了角斗士学校。
罗马有四所主要的角斗士学校。
最大的一所叫Ludus Magnus，位于斗兽场东侧，有一条地下通道直接通到竞技场。
学校可容纳约2000名角斗士，四周是14间牢房，每层都设有小型的训练用沙地。
进入这所学校的人，来源五花八门。
最早的一批是被征服民族的战俘，他们穿着本族传统装备上阵；后来多是被判刑的罪犯、逃跑的奴隶、负债无力偿还的自由民。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文章在梳理角斗士出身的资料中指出，对于那些被判入矿场或采石场服苦役的人来说，进角斗士学校反而是一种相对不那么糟糕的判决——因为至少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
角斗士誓言是在进入学校时签署的。
誓词的具体内容保存在彼得罗尼乌斯的著作中：“我们宣誓，依照欧摩尔普斯的命令，甘愿以火、锁链、鞭打和刀剑赴死；凡是欧摩尔普斯命令的一切，作为真正的角斗士，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全部交付于主人的支配”。
签下誓言之后，他们成为lanista（经纪人）的私有财产。
Lanista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带有轻蔑的意味，后来被西塞罗用来骂人。
但经纪人本身通常并不富有，他们往往是退役的角斗士或自由民出身，靠着出租角斗士给举办比赛的editor（赞助人）来谋生。
训练从木剑开始。
每天清晨，角斗士被放出牢房，带到学校的训练场，领到一柄木剑，然后进行长时间的对练。
训练的方法据后世医学家盖伦的记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注重体能、耐力和技巧的结合。
角斗士的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载，他们有一个绰号叫hordearii，大麦人。
日常食物是大麦粥、煮豆、燕麦，有时加入干果和一种由植物灰烬调制的饮料，据信能增强骨骼密度。
在土耳其以弗所发掘出的角斗士墓地中，对骨骼的化学同位素分析证实了这种以大麦和豆类为主的饮食结构。
他们没有想象中那般精瘦。
大麦饮食使他们摄入大量碳水化合物，身体脂肪的比例反而高于普通士兵。
考古学家在分析以弗所骨骼时发现，这些角斗士在训练中留下了大量愈合的伤痕——骨骼上的骨痂表明他们受过伤、被治好了、又重新上场。
医疗条件在当时属于上乘。
盖伦在公元157年前后受雇于帕加马的角斗士学校，担任了大约四年的医官。
他在那里处理骨折、缝合伤口、复位关节、施行烧灼止血。
他在处理创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一侧大脑受伤会导致身体另一侧失去功能。
这个观察为他后来在罗马的医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盖伦还观察到，角斗士在被刺中心脏之后，直到死前仍然保持清醒。
这个观察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心脏是理性所在的观点。
他清洗伤口时使用浸泡过葡萄酒的亚麻绷带，这种消毒方式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做法。
但是，再好的医生也挡不住沙地上的刀剑。
以弗所墓地的68具遗骸中，死者年龄集中在20到30岁之间，死者颅骨上的伤痕与角斗士武器的类型高度吻合。
根据德国考古学家乔治·维尔对墓碑数据的研究，角斗士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7岁。
不过这个数字需要谨慎理解——那些战死沙场或死于狱中的角斗士根本不会有墓碑。
真正活到能立碑的，已经是被筛选过的少数。
沙地上的战斗有一套固定的规则。
角斗士分为不同的兵种，每一种都有专门的装备和对战组合。
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Murmillo，意思是“鱼人”，因为他的头盔顶部有一道鱼鳍状的装饰。
他手持长直剑和大盾，盾牌重量在13到25罗马磅之间。
他的对手通常是Thraex，来自被征服的色雷斯地区，手持一把短而弯曲的匕首，配小盾。
Retiarius是轻装的“网斗士”，没有头盔，手持三叉戟和一张网，靠速度和敏捷对抗重甲对手。
Secutor是“追击者”，全身重甲，头盔上只有两个小圆孔供观察，视野极为有限，专门用来对付Retiarius。
图密善皇帝据说因为有人当着他的面夸赞一个Thraex，就把那个人扔去喂了狗。
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存疑，但它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在罗马，角斗士的粉丝团体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
一场比赛结束后，败者不一定死。
如果双方都展现了足够的勇气和技巧，观众可以喊出“missio”——赦免。
这个决定通常由赞助人做出，观众的手势和喊声构成压力。
如果赦免被拒绝，胜者会用剑结束败者的生命。
如果赦免被批准，败者可以活着离开沙地，但要在下一次比赛中继续上场。
弗拉玛在三十四次出战中，被赦免了四次。
墓碑上写的是missus IIII，赦免四次。
很多后来的叙述把这段铭文误读为“被授予木剑四次但拒绝接受自由”，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解。
Rudis是一柄木剑，授予退役的角斗士作为自由的象征，获此荣誉的人被称为rudarius。
而弗拉玛碑文上写的是missus，意思是他在被击败后获得了赦免，并非自由。
不过，关于弗拉玛拒绝自由的说法，确实出现在一些通俗历史叙述中。
英国广播公司的文章直接称他为“他那个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说他四次拒绝了自由。
国家地理的印尼语版也持类似说法，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弗拉玛的家乡在战争中被摧毁，自由对他而言没有去处。
但这些说法缺少原始史料的支撑。
墓碑上没有任何关于Rudis的记载。
我们能确知的，是他活了三十岁。
对于那个时代、那个行当来说，三十岁已经是相当高的年龄。
那么，真正活到退役的角斗士，拿到了木剑之后，去了哪里？
史料给出了一些线索。
退役的角斗士称为rudarius，拉丁语“持木剑的人”。
他们有些人留在学校担任教练，有些人的名字出现在墓碑和铭文中，身份是summa rudis（首席教官）或doctor（训练师）。
在庞贝出土的涂鸦中，有角斗士之间互相致意的文字，也有人用退役角斗士的名字给酒馆命名。
还有一些人成为经纪人。
自己经历过沙地的人，最了解如何训练和安排角斗士。
Lanista这个职业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收入稳定。
更少的一部分人选择重返沙地。
从以弗所出土的骨骼来看，至少有一位死者年龄超过了五十岁。
他的骨骼上有大量愈合的骨折痕迹，其中一些伤口的愈合方式表明，他在受伤后仍然继续参加比赛。
罗马文献中有一位角斗士活到了九十岁退休的记载，但这可能是孤例。
在罗马帝国时期，角斗士获得自由后并不一定自动获得罗马公民权。
如果他们是战俘或奴隶出身，获得Rudis意味着脱离角斗士身份，但社会身份仍然是peregrinus（外邦人）或libertus（被释放的奴隶）。
真正的罗马公民权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比如在军团中服役满一定年限，或者由皇帝特别授予。
退役之后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角斗场上积攒了多少钱。
角斗士在比赛获胜后可以获得奖金，金额根据比赛的规格和重要性而定。
一场普通比赛的胜者可能获得几百到几千sesterces（塞斯特斯，罗马银币），而在大型比赛中获胜的头等角斗士，收入可以相当可观。
在庞贝古城出土的一则广告上，清楚地写着某场角斗表演的阵容：三十对角斗士，由经纪人某某提供，赞助人某某出资。
赞助人出资的金额和角斗士的数量、质量直接挂钩。
一场有二十对以上角斗士的比赛，花费相当可观，属于有钱有势的人才能负担的规模。
这些钱有多少进了角斗士的口袋，史料没有给出精确的比例。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战绩辉煌的角斗士，在退役时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积蓄。
他们的墓碑由同伴或家人出资修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能力的证明——弗拉玛的墓碑是由他的战友Delicatus出资修建的。
另一个战友出资修碑，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有某种共同体性质，也说明Delicatus本身有可支配的收入。
但如果把目光转向另一个舞台——马克西穆斯赛车场，退役运动员的经济状况完全是另一个量级。
Circus Maximus，马克西穆斯赛车场，是古罗马最大的竞技场。
它坐落在帕拉廷山和阿旺廷山之间的谷地中，始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由伊特鲁里亚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修建，后来被凯撒和历代皇帝反复扩建。
赛道呈U形，直道长约600米，宽约200米。
据狄奥尼修斯记载，可容纳15万人，普林尼给出的数字是26万，而四世纪的《区域志》给出的数字是38.5万人。
赛车场中央有一道纵贯赛道的中轴墙，叫spina，上面立着方尖碑、雕像和计数装置。
赛道两端各有一组转折点，叫metae，是最危险的地方。
比赛通常跑七圈，每圈都要绕过metae，全程约8.4公里，耗时约十五分钟。
参赛的战车通常由两匹、四匹或六匹马牵引。
一辆四马战车叫quadriga，是最常见的赛制。
最多可以有十二辆战车同时出发，车手站在敞篷的双轮车上，缰绳绕在腰间，左手持缰，右手持鞭。
这意味着一旦翻车，车手无法迅速脱身，常常被拖行或被后面的马匹踩踏。
翻车有一个专门的说法：naufragia，字面意思是“海难”。
在罗马艺术中，赛车翻车的场景频繁出现在浮雕、马赛克和陶器上。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有一件罗马浮雕，描绘了赛车场上的翻车瞬间：前面的马匹跪倒，车辕断裂，后面的马匹惊惶跃起，另一辆战车在后方紧急转向。
这种场景对观众来说极具刺激，也是比赛最有吸引力的看点之一。
车手来自社会底层，通常是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也有少数自由民自愿加入。
赛车场的四支队伍——factiones——以颜色区分：红、白、蓝、绿。
最初只有红白两队，后来蓝绿两队加入，成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蓝绿两队的粉丝团体规模庞大，延伸到帝国的各个城市。
卡里古拉是绿队的狂热支持者，据说他经常在绿队的马厩里吃饭。
维特里乌斯支持蓝队。
赛车手是明星。
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观众记住他们的胜利次数和获胜方式。
如果成名，他们可以获得巨额奖金，其财富水平远远超出普通角斗士的想象。
盖乌斯·阿普莱乌斯·迪奥克勒斯是最著名的赛车手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数据被刻在两块铭文上，保存至今。
他生于公元104年，来自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18岁开始赛车，先为白队效力，后转投红队，职业生涯长达24年，参加了4257场比赛，赢得1462场胜利，其中单场胜利868次，团队胜利1462次。
他的职业生涯总收入是35863120塞斯特斯，约合900万第纳里。
这个数字被精确地刻在铭文上，现代学者罗伯特·B·斯特拉特将其换算后指出：以现代购买力估算，这笔钱足以给全罗马城的人提供一整年的粮食。
迪奥克勒斯的收入超过了一个普通元老一年的收入——老普林尼和小塔西佗这样级别的元老，年收入也不过如此。
一个赛车手赚到了比帝国高级官员更多的钱，这在罗马社会引发了持续的不安。
赛车场上有速度带来的危险，也有速度带来的财富。
但大多数车手并不像迪奥克勒斯那样幸运。
弗拉维乌斯·斯科尔普斯，一个出生于巴尔干的车手，是公元一世纪九十年代最耀眼的明星。
同时代的诗人马提亚尔为他写过两首诗，其中一首提到他在一个小时内赢得了十五袋金币。
他的胜场累计达到2048场。
他在27岁时死于一场赛车事故。
马提亚尔的另一首诗直接哀悼了他的离世，暗示他死于车祸。
斯科尔普斯不是孤例。
赛车场的铭文记录中有多位年轻车手的死亡：Fuscus，绿队，首次参赛即获胜，死于二十四岁；Crescens，死于二十二岁。
赛车手可以从奴隶和自由民出身一路攀升到财富和社会声望的顶峰。
到三世纪，赛车手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已经高到让他们开始取代骑士阶层在赛车组织管理中的位置。
但这条路是用命铺出来的。
翻车、拖行、踩踏，每一次转弯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
角斗士和赛车手，一个在沙地上用剑搏命，一个在跑道上用命换钱。
这两种表演在罗马帝国中扮演的角色，用尤维纳利斯的一句诗概括最为精准：“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马戏。
这句出自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十篇。
他笔下的罗马民众已经放弃了政治参与，只关心两样东西：免费的面包配给和竞技场上的表演。
这句诗后来成了形容罗马帝国“娱乐政治”的经典表述。
但实际情况比尤维纳利斯讽刺的更为复杂。
免费粮食配给制度始于盖乌斯·格拉古，到奥古斯都时代已经制度化，每月向符合条件的罗马公民发放定额粮食。
竞技表演则从共和时代的私人丧葬仪式逐渐演变为帝国时代的公共娱乐工程。
帝国皇帝们很清楚竞技场的政治价值。
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城举办大型角斗表演时，他会在城市各要道部署卫兵，防止因全城出动观赛而导致治安真空。
这个细节说明了一件事：竞技场具有将整个城市的人口集中到一处的能力，而这种集中本身就带有政治风险。
弗拉维王朝在这一点上尤为用心。
韦斯帕芗修建斗兽场，提图斯举办长达百天的开幕庆典，图密善在斗兽场东侧修建卢杜斯·马格努斯学校——这三步棋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链条：用宏伟建筑彰显帝国威严，用盛大表演收买民心，用常设学校确保表演的持续供给。
斗兽场在其存在的数百年间，经历了多次改建和修复。
公元217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上层木制部分，亚历山大·塞维鲁进行了修复。
公元238年增加了第四层。
到公元五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帝国财政的衰退，角斗表演逐渐减少，最终在公元404年或438年被正式禁止。
马克西穆斯赛车场比斗兽场更长寿。
赛车活动一直延续到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那里的赛车场（Hippodrome）继承了罗马的传统。
蓝绿两队的竞争甚至卷入了拜占庭的政治斗争，在公元532年的尼卡暴动中，蓝绿两队的粉丝联合起来反抗查士丁尼皇帝，几乎颠覆了帝国政权。
回到弗拉玛。
他的墓碑上没有记载他是否获得了木剑，是否真正退役，退役后住在哪里，以什么为生。
我们能知道的只有：他活了三十岁，打了三十四场，胜了二十一场，平了九场，被赦免了四次。
他的战友Delicatus为他立了碑。
三十岁。
在一个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7岁的行当里，三十岁意味着他至少经历了那些数字所无法传达的东西：三十四次进入沙地，三十四次面对一个拿着武器想要杀死他的人。
他赢了其中的二十一次，但也输了四次——如果没有赦免，输一次就够了。
他的墓碑上没有写他怎么死的。
考古学家在以弗所发掘出的角斗士遗骨中，看到了一些清晰的模式：很多伤痕出现在骨骼的一侧，说明角斗士在战斗中倾向于保护身体的某一侧。
颅骨上的钝器伤多于锐器伤，这可能和比赛规则有关——有些比赛在对手受伤后由裁判叫停，而钝器伤更容易在叫停之前造成致命后果。
骨骼上大量的愈合伤痕表明，这些人反复受伤、反复愈合、反复回到场上。
弗拉玛的墓碑在叙拉古。
叙利亚人，死在西西里，墓碑由战友出资。
他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火焰”。
那柄他可能从未获得过的木剑，那个他可能从未真正拥有的自由，两千年后刻在他墓碑上的只有这些：vixit annos XXX， pugnavit XXXIIII， vicit XXI。
活了三十年。
打了三十四场。
赢了二十一场。
叙拉古的太阳照着石碑，石面上的刻痕还清晰可辨。
那个叙利亚人的名字下面，是战友Delicatus的名字。
他是谁——一个和他一起在卢杜斯训练的人，一个和他一起在沙地上走过的人，一个最后活着替他刻下这段话的人。
石头还在。
名字还在。
至于他退役后过上了怎样的生活——那块石头上，一个字也没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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