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杜，四十八，南通人，在嘉定干工程二十来年。手底下二十几号老乡，接的都是厂房地坪、仓库翻新这类糙活儿。五年前离了婚，闺女跟她妈去了闵行，我一个人住套小两居。

去年七月，我在安亭接了个汽配厂的活儿。厂门口有个卖盒饭的摊子，老板娘蒋姐，四川人。她那儿有个小姑娘打菜收钱，二十出头，扎个马尾，脸上几颗雀斑，嗓门儿亮，隔老远就喊：“杜老板，今儿有回锅肉！”她叫小鹿，安徽阜阳的。给我打菜手不抖，那勺回锅肉总比别人多两片。

八月蒋姐回四川奔丧，摊子停了。我工地上二十几号人不能没饭吃，我干脆把小鹿雇来记工分，一个月四千，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跟我跑工地。她算账贼清，人也勤快。

干了不到一个月，她说租的公寓要拆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我脑子一热就说我那儿有个次卧空着，你先搬来凑合，一个月给我六百。她瞪眼问我：“杜老板你不怕人说闲话？”我说我四十八你二十一，我闺女都上高中了，咱俩站一块人家以为你是我闺女呢。

她就搬进来了。头半个月确实像个家了。以前我厨房灶台上油点子跟满天星似的，冰箱里就啤酒和速冻水饺。她来了全拾掇干净了，还买了两盆绿萝搁阳台栏杆上。

但住了也就一个月出头，我就觉出不对劲了。

第一个不对劲：她好像不会累。 白天跟我跑一天工地，晚上回来还能把屋里擦一遍、衣服洗了、第二天中午的菜备好。有一回我半夜两点起来上厕所，她屋里灯还亮着，贴着门一听，里头有动静，像在收拾东西。第二天我问她昨晚几点睡的，她说十一点多。我说十二点还亮着灯呢，她眼珠子一转：“哦，起来上厕所忘关了。”

第二个不对劲：她口味忽咸忽淡。 有一阵咸得要命，我得拿开水涮着吃。过几天又淡得没味儿了。我说你这咋回事，她说你不是嫌咸吗，这回少放了。后来我夸她红烧肉烧得好，甜口的我喜欢。她愣了半秒：“哦，我今天多搁了两块冰糖。”过两天那肉又变咸口了，我说你咋又咸了，她说你不是嫌太甜吗？我啥时候嫌甜了？

第三个不对劲：她的记工本。 干了二十多年工程，本子上有没有猫腻我一眼扫过去就知道。小鹿记的工分，有时候工工整整，几点几分迟到都写清楚。有时候同一个人的名字，前面笔画正正经经，后面突然飞起来了，跟换了只手似的。

第四个不对劲，邻居王阿姨。 那天我下楼拿快递碰见她，她拉着我说：“小杜啊，你那外甥女真懂事，前天在菜场碰见我，帮我拎了一路菜，还把我送到楼下。”我说啥外甥女？王阿姨说就跟你住一块那个小姑娘啊，她跟我说她是杜老板外甥女。我说那是我雇来干活的，不是外甥女。王阿姨急了：“咋不是？就是她，马尾辫，脸上有雀斑，我认得清清楚楚。”

我上楼时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前天早上小鹿一直跟我跑建材市场，从七点半出门到中午十二点才回来，她咋可能在菜场碰见王阿姨？

晚上吃饭我装作随口问：“小鹿，你前天早上碰见王阿姨了？”她筷子没停：“前天？没有啊，我跟你去建材市场了嘛。”我哦了一声，说可能王阿姨认错人了。但心里那根弦绷起来了。

第五个不对劲，半夜的说话声。 那阵子我睡眠不好，老醒。有天夜里两点多，听见小鹿那屋有说话声。我以为打电话呢，听着听着不对——是一问一答，两个声音一模一样，都跟小鹿一个调调。“你明天别用那个沐浴露了，味儿太冲。”“我乐意，你管得着吗。”“工分本记清楚点，上回那个八点半写得跟鬼画符似的。”

我躺在黑暗里，后脊梁一阵发凉。两个小鹿的声音在聊天。我第一反应是梦游自言自语，但聊得太有条理了。第二反应——这他妈不会是双胞胎吧？

我决定试一把。九月中旬一天早上，我跟小鹿说：“明天工地放假，我回趟南通，后天回来。”她眼睛一亮：“那我明天也出去逛逛。”我说行。

第二天我根本没走。车停在小区对面修车铺旁边，能看见单元门。八点二十五，小鹿出门了，白T恤牛仔裤马尾辫，往左走去公交站。八点四十七，单元门又开了——又一个小鹿出来了。同样的白T恤，同样的马尾辫，连走路姿势都一样。她往右走，进了小区后门那条街。我下车跟上去，走了七八分钟，她进了一家奶茶店，套上围裙站柜台。我隔着玻璃看了两分钟，推门进去了。

她正低头找零钱，一抬头看见我，一块钱钢镚儿“当啷”掉柜台上了：“杜……杜老板？你不是回南通了吗？”

我往柜台上一趴：“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她嘴张了半天：“你咋知道的？”

我说你俩半夜聊天让我听见了。做饭一咸一淡，记工分一潦草一工整，前天在菜场碰见王阿姨的是你姐吧？那天你跟我跑建材市场，你姐去的菜场。

十分钟后，我俩坐在隔壁沙县小吃。她坐对面，手绞着围裙带子，头低着。我说说吧，咋回事。

她抬起头，眼圈红了：“我姐叫大鹿，我俩双胞胎，她比我早生七分钟，身份证照片根本分不出来。”姐俩去年一块来上海，爹瘫了，妈跟人跑了，家里就剩个奶奶。俩人想多挣点钱，但租房吃饭成本太高，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合租一个单间，合穿衣服，合用一个身份证，一个白天上班一个晚上上班，时间错开。

“蒋姐那儿卖盒饭的是我姐。你早上七点半跟我去工地，我姐九点去奶茶店。下午五点我回来，她六点下班。有时候倒着来，她跟你去工地，我去奶茶店。”

“你俩这四个月轮着跟我去工地？”

“大部分是我，我姐嫌工地灰大。工分本她帮我记了十来天，她说她字比我好看，结果你好像看出来了。”

我闷头吃了半笼蒸饺，问她：“那你俩住我那，咋住的？”

她声音小了：“我睡床，我姐打地铺。你早上七点半出门她还在睡，你晚上回来之前她就起来了，假装从外面回来。她有时候上晚班十点才下班，你就见不着。”

合着这四个月她姐就住我隔壁打地铺，我一次没撞见过。

“你俩打算瞒到啥时候？”

“攒够五万就回老家，奶奶一个人带着我爹。”

我沉默了半天，问她：“你姐奶茶店一个月多少？”“四千二。”“你跟我干呢？”“四千。”“你俩合起来八千二，省着花能攒六千？”

“差不多。”

我把蒸饺推她面前：“咋不早说？早说我给你加五百。你俩住我那儿一个睡床一个打地铺，我老杜又不是黑心老板。”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了：“杜老板你不撵我俩走？”

我说撵你干啥，又没偷没抢，就是耍了个心眼。但打今天起你俩分开住，储物间收拾出来摆张折叠床，你姐住那。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大鹿。俩人并排站客厅里，我看了半天——确实一模一样，唯一区别是小鹿右边眉毛有颗小痣，大鹿没有。站一块我才看出来。

现在大鹿住储物间，小鹿还住次卧。工地我谁都不带了，让小鹿专心在家做饭收拾，涨到四千五。大鹿还在奶茶店干，下了班仨人一块吃晚饭。有时候她俩同时说话，两个一模一样的声音在客厅嗡嗡嗡，我脑仁疼，就吼一嗓子：“一个一个说！”

上个月蒋姐从四川回来，听说这事笑了半天：“老杜你这是买一送一啊。”我说你拉倒吧，我这叫捡了俩闺女。

我那记账本换了个新的，封面上自己拿圆珠笔写了四个字：别糊弄我。小鹿每次翻开都嘿嘿笑，我说你笑啥，她说杜老板你这字真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