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仇广德，今年五十六岁，江苏盐城人，在市区一家做纺织机械的厂子里做车间主任，干了三十年。我这辈子没去过西北，最远到过西安。我老婆的娘家有个表弟，二十年前去了新疆，在伊犁下面的一个县里安了家，做农机生意，后来做大了。这些年他每年过年给我们寄东西，红枣、核桃、葡萄干，一箱一箱的。去年八月，他打电话来，说让我们一家人过去住一段时间，说你们江南人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宽的天地，来住半个月。

我一开始不想去。我这个人一辈子在厂里，一年到头忙，出去一趟要请假，还要花钱。我老婆想去，我女儿也想去，我拗不过，就请了半个月假，一家三口八月十号从南京飞乌鲁木齐，转机到伊宁，再坐车两个钟头到他们那个县。

我这一趟十五天，头三天是懵的，中间七天是服的，最后五天，我心里那点东西变了。

先说头三天。

我们到伊宁是下午三点多。我表弟开着一辆皮卡来接的我们。他姓庄，叫庄栋材，比我小六岁，五十岁，人晒得黑，脸上一道一道的皱纹，笑起来眼角的褶子能夹住一根筷子。

从伊宁出来往县城走，那条路我到现在记得。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地，绿的一片一片的，远处是山，山上有雪。我们盐城那边全是平地，一马平川，可是那种平，是挤的，村挨着村，厂挨着厂，房子连成片。这边的平，是空。开一个钟头看不到几户人家。

我坐在皮卡后座，看着窗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老婆说了一句：“这地，真大。”

我表弟在前面笑，说：“嫂子，这才哪到哪。你们那边一个村挨一个村，我们这边，一个村到下一个村，开车要二十分钟。”

到了他家是晚上八点多。八点多，天还亮着。我在盐城，八点天早就黑透了。我老婆问我：“几点了？”我说八点。她说：“天怎么还这么亮？”

我表弟说：“我们这边夏天，十点半天才黑。”

我们盐城人，一辈子按着钟点过日子：六点起床，七点半上班，晚上五点半下班，六点到家，七点吃饭，十点睡。这边的钟点跟我们差两个小时，人的一天，好像凭空多了两个钟头。

头一天晚上在他家吃晚饭，是我这十五天里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他们家的院子，我得先说说。

他那套房子是独门独院，院子有多大？我目测了一下，差不多有我们盐城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院里种着葡萄，搭着架子，一串一串垂下来。葡萄架底下摆着一张大桌，能坐十几个人。院墙边上种着西红柿、辣椒、茄子，还有几棵苹果树。院角有个馕坑，是那种土砌的，圆圆的。院子后头，还有一小块地，种着苜蓿，喂羊的。

我站在他家院门口，愣了半天。

我们盐城，城里人住的是小区，六层楼，一家一百来平，阳台上最多摆几盆花。农村人住的也是楼房，院子小得停不下一辆车。

我表弟这个院子，比我们小区一个单元的一楼住户的面积还大。

那天晚上吃的饭，是馕坑里烤出来的馕，还有一大盘手抓羊肉，一大盘拌面，一盘烤包子，一盆酸奶，还有一大盘西瓜。

那个西瓜，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西瓜。不是因为它甜，是它那个甜法，跟我们那边的西瓜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的西瓜是水甜，那个西瓜是沙甜，咬一口，汁水顺着胳膊往下流。

我表弟说：“这是我们自己院子里种的，今年头一茬。”

我们三个人坐在葡萄架底下，吃着羊肉，喝着他们本地的一种茶。我老婆一边吃一边说：“这肉怎么一点腥味都没有？”

我表弟笑，说：“嫂子，我们这边的羊，吃的是山上的草，喝的是雪水。你们那边的羊，吃的是饲料。”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家客房里，床很大，窗户开着，没有空调，八月的夜里，风吹进来是凉的。我盖着被子，睡了我这辈子最好的几觉之一。

前三天，我看什么都新鲜。

第二天他带我们去了一趟县城的巴扎。那个巴扎，就是集市。我去之前以为也就是我们那边乡镇上的农贸市场，去了才知道不是。

那个巴扎有多大？我走了两个钟头没走完。里面卖什么的都有：卖牛的、卖羊的、卖马的；卖馕的、卖干果的、卖布料的；卖手工的铁器、皮具、地毯的。还有一片全是吃的，烤包子的炉子一排，烤肉的炉子一排，烟熏得人睁不开眼。

最让我惊讶的是价格。

羊肉，一斤三十五块。我们盐城一斤要五十多。牛肉，一斤三十二，我们那边四十五。牛奶，一公斤六块，我们那边一升要十五六。

水果更不用说了。西瓜一公斤一块五，哈密瓜一公斤三块，葡萄一公斤六块，桃子一公斤四块。我们在那边十五天，水果是按箱买的，一箱西瓜二十公斤，三十块钱，吃不完。

我老婆站在水果摊前头，算了一遍账，跟我说：“广德，咱们这十五天，光是水果上省下的钱，够咱们来回机票了。”

我说：“你别光算钱，你算算人家挣多少。”

这话我说对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那边收入不高。我表弟做农机生意，一年挣几十万，那是少数。普通人家，在县城做个小买卖，一个月三四千；在乡里种地，一年挣个几万。这个收入，比我们江苏低不少。

可是他们那个日子的“松快”，是我们那边挣一万的人都过不上的。

这就说到我服气的那七天了。

第四天，我表弟带我去了一趟他一个朋友家，就在他们那个乡里。那个人叫艾山，四十多岁，维吾尔族，是个农民，家里种着两百多亩地，还有一群羊。

他家的院子，比我表弟家的还大。院里停着一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还有一辆皮卡。他家房子是新盖的，抗震安居房，政府有补贴，他自己出了几万块。

艾山不会说几句汉语，我表弟给我们翻译。

我们坐在他家院子里的土炕上，喝奶茶，吃馕。我问了他一句：“你这一年能挣多少？”

他说了一句，我表弟翻译说：“他说，够花。一年下来，除了花销，还能存个几万。”

我问他：“存了钱干什么？”

艾山笑了，说了一串，我表弟翻译：“他说，存钱干什么？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乌鲁木齐上大学，学费国家有补助，他一年给几千块生活费就够了。小儿子在县城上高中，不要钱。他说他存钱，是为了明年换一台大一点的收割机。”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怕不怕没钱？”

艾山愣了一下，然后笑，说了一句话，我表弟翻译完，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他说：“我们有地。地里有麦子，有苞谷，有草。只要有地，饿不死。”

这句话，我在新疆听了不止一回。

第五天，我们去了一趟草原。那个草原离他们那个县有七十多公里，开车一个多钟头。那里的草，长到我膝盖。远处是雪山，雪线在半山腰上。天是那种蓝，蓝得不真实，云是一块一块的，影子投在草地上，慢慢移动。

我们在草原上碰见一户牧民，是哈萨克族，一家人住在一个毡房里。他们家有几匹马，一群羊。男主人叫别克，三十多岁，汉语说得挺好。

我们进去坐了一会儿。毡房里铺着毯子，中间是一个炉子，炉子上煮着奶茶。他媳妇给我们倒茶，孩子们在地上爬。

我问他：“你们一年能挣多少？”

他说：“羊卖了，一年十几万吧。”

我说：“那你们想不想搬到城里去？”

他摇头，说：“不去。城里有啥？我在这，我有马，有羊，有草场。我儿子在这长大，将来他也放羊。”

我问他：“你不担心孩子上不了好学校？”

他说：“县里有寄宿学校，孩子上学不要钱，吃的住的都管。他好好念，能考上就考，考不上就回来跟我放羊。放羊也挺好的。”

我坐在那个毡房里，喝着奶茶，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我们江南人，一辈子在想什么？想孩子考个好学校，想买个好学区房，想找个好工作，想攒钱给孩子娶媳妇买房。我们一辈子都在为一个“将来”活着，这个将来，永远在前头，永远够不着。

他们这些人，也想着将来，可是他们的将来是具体的：换一台收割机，多养五十只羊，儿子要是能考上就考，考不上回来接着放羊。他们的将来，是看得见的，是落在地上的。

第六天，是我们这边最“文化冲击”的一天。

那天中午，我们在县城的一个小馆子吃饭。我表弟点了一盘拌面。那个拌面端上来，我吓了一跳：那个盘子，比我家的脸盆还大。面底下卧着一大片羊肉，还有西红柿、青椒、洋葱。

我一个人吃不完那一盘。我老婆也吃不完。我们两个人分一盘，还剩了三分之一。

我表弟一个人吃了整整一盘，吃完抹抹嘴，说：“这还不够我平时吃的。”

我在盐城，饭店里的盘子一年比一年小，菜一年比一年精致，价格一年比一年贵。东北那边我不知道，可是江南这些年的馆子，盘子越做越小，一盘菜几十块，端上来几筷子就没了。

我在新疆这十五天，几乎没见过小盘子。

第七天，是他们那边的“巴扎日”（集市日）。我表弟带我们去了一个乡里的巴扎。乡里的巴扎比县城的还热闹。

最让我惊讶的是那个牛羊市场。一大片空地，用土墙围起来，里头拴着几百头牛、几百只羊。买的人和卖的人，站在那里，用手比划，用眼神说话。我看见两个人握手，握完了，交易就成了，没有合同，没有收据。

我表弟跟我说：“这边的人做买卖，看人。看着顺眼，就成了。多少钱，写在一张纸上，或者干脆不写，说下半年给就下半年给。”

我说：“那要是赖账呢？”

我表弟说：“他赖一次，这一片的人都知道，以后没人跟他做买卖了。这比合同管用。”

我听了这话，心里想了很多。

我们江南人，一辈子活在合同里、规矩里、各种条款里。我们信制度，不信人。这没有错，可是我看着那些人握手成交的样子，我心里忽然有点羡慕那种“信人”的日子。

最后五天，是我心里变化最大的五天。

第八天以后，我开始不再把自己当游客了。我早上跟着我表弟去他的农机店，看他们怎么卖机器，怎么修；下午在院子里坐着，跟他邻居们喝茶。

我表弟那个店，卖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还修。他的客户都是附近的农民。有一天来了个老大爷，六十多岁，说他的播种机坏了。我表弟看了一眼，说了一个小毛病，他徒弟十分钟就修好了。

老大爷问多少钱。

我表弟说：“不要钱，小毛病。”

老大爷不肯，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塞在我表弟手里，说了句什么。我表弟收了，回头跟我翻译：“他说，你不收钱，我下次不好意思来。”

我说：“那你为什么收？”

他说：“哥，这边的人就是这样。你不收，他心里过不去。收了，他心里踏实。”

这件事我记了很久。

我们那边，修个东西，多少是明码标价，该多少就多少，谁也不欠谁。这边的“收二十块”，不是钱的事，是那层关系。

还有一件事。

第十天，我表弟家来了七八个人，是他生意上的伙伴，有的是汉族，有的是维吾尔族，有的是回族。他们在院子里坐了满满一桌，吃了一顿饭。

那顿饭吃的什么？一大盘手抓饭，一大盘羊肉，几个凉菜，还有酒。

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说的话，我一半听不懂。可是我看得懂他们的样子：他们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笑的时候，声音很大；敬酒的时候，一定是一口干。

吃饭吃到一半，有个人站起来，弹起了一种琴，另一个人跟着唱。我听不懂歌词，可是那个调子，我一辈子忘不了。

那一刻，我坐在葡萄架底下，看着这群人，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们江南人，一辈子活在“分寸”里。我们说话有分寸，办事有分寸，吃饭有分寸，连笑都有分寸。这分寸，让我们把日子过得很精致，也让我们把日子过得很紧。

他们这边的人，活得更粗，也更松。他们说话大声，办事随性，吃饭一桌子，笑起来能把房顶掀了。他们那个松弛，是我们花钱买不到的。

第十五天，我们要走了。

走那天早上，我表弟媳妇给我们装了两大箱东西：红枣、核桃、葡萄干、巴旦木，还有两个自己种的大西瓜。我老婆说不要，她说：“拿着，这是我们这边的东西，不值钱，可是你们那边买不到这个味。”

我表弟开车送我们去伊宁机场。

路上，我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的地，一句话没说。快到机场的时候，我表弟忽然问我一句：“哥，这趟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

我说：“栋材，我这五十六年，在盐城活了半辈子，我总觉得我们那边是最会过日子的。我来了这十五天，我才知道，日子不是一种过法。”

我说：“我们那边，人多，地少，什么都挤。房子挤，路挤，学校挤，医院挤。我们一辈子在挤，挤着挤着，就把心挤小了。”

我说：“你们这边，地宽，人也宽。你们的东西大，盘子大，院子大，心也大。我看着你们这些人过日子，我心里那个紧，松了一点。”

我表弟听了，笑了半天，说：“哥，你这话说得好。”

我又说了一句：“不过我也知道，你们这边也不是什么都好。你们挣得少，好医院要去乌鲁木齐，孩子要上好学校也得出去。我看着你们这边有些人，日子也是难的。”

我表弟点点头，说：“是。各有各的难。”

我们到了机场，下了车，他从后备箱里把那两箱东西搬下来。

我跟他握手，说：“栋材，谢谢你，也谢谢弟妹。”

他说：“哥，你客气什么，咱们是一家人。”

我进了机场，过安检之前，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朝我挥手。

我今年五十六，在盐城活了半辈子，去了一趟新疆，待了十五天。

我回来以后，我们厂里的同事问我新疆怎么样，我说了很多，可是我没说那句最要紧的话。

那句话是：我这五十六年，一直以为自己活得明白，去了那一趟才知道，我明白的只是我们那一种活法。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用另一种方式活着，活得也不错。

我把这十五天的事写下来，不是为了说新疆有多好，也不是为了说我们江南有多差。

我是想说，一个人这辈子，得出去看看。看看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看完了，你才知道自己那点日子，哪里是好的，哪里是紧的，哪里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

我今年五十六，往后还有几十年。我这几年，打算每年出去一趟，去那些没去过的地方，看看别人怎么活。

这十五天，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那些核桃红枣，也不是那些羊肉西瓜。

是我心里那个“理所当然”，被撞开了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