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谷地、共和盆地以及青海湖周边，地处青藏高原东部，是研究这一区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核心地带。依托沙隆卡遗址保存完整、延续时间较长的地层资料，再结合拉乙亥、江西沟等遗址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可以发现：高原东部史前社会的经济转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模式。一方面，当地拥有源远流长的细石器狩猎采集传统；另一方面，黄土高原从事农业的人群向西迁徙，带来了粟黍旱作农业体系；再叠加全新世气候波动，以及不同海拔带来的生态差异，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这场转变。本地原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群，和西进的农业人群之间，主要通过文化交流、技术互鉴、资源互补开展互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人群替代或是全盘的文化置换。与此同时，河湖洪水等事件造成的地层间断也说明，高原东部不同海拔区域，旧新石器时代的转型存在明显的时间落差，整体发展并不同步。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是史前考古领域备受关注的全球性核心议题。在我国华北、长江中下游等核心区域，这一转型根植于本土广谱狩猎采集经济的自身演化,先民在长期采集活动中逐步完成植物驯化，陶器、磨制石器与定居聚落相伴而生，形成一套完整的发展脉络。长久以来，学界在解读青藏高原东部旧-新石器过渡的考古材料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把高原全新世细石器遗存看作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孑遗，认为当地狩猎采集经济缺乏自主演进的潜力，农业人群的迁入才是终结高原狩猎采集生计的唯一动因；第二种观点则将高原细石器文化全部归为外来迁徙人群创造，忽视了本地人群数万年适应高原环境、发展本土文化的漫长历史。
近些年，河湟地区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沙隆卡遗址经过系统发掘与年代梳理，搭建起区域全新世早、中期完整的文化序列；青海湖周边的江西沟、151等细石器地点，地层、石制品、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资料也不断丰富。这批新的考古材料突破了过去的传统认知，为重新还原青藏高原东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真实过程，提供了扎实的实证依据。
考古材料呈现的区域面貌：从湖滨狩猎营地到黄河河谷阶地
青藏高原东北缘全新世早中期细石器遗存，受海拔、地貌与生态环境的限制，可划分为青海湖湖滨、共和盆地、河湟河谷三个差异明显的分布区。各区域在生业模式、文化面貌与发展阶段上各有特点，合在一起，共同勾勒出高原东部史前社会转型的整体图景。
青海湖以江西沟1、2号遗址和151遗址为核心，海拔约3300米，年代跨度在距今13000~6000年之间。这些遗址都属于季节性湖滨狩猎采集营地，石制品继承了华北细石叶工艺传统，器物组合以锥形、楔形细石核和细石叶为主。部分遗址的晚期地层里可见少量陶片，但始终没有发现规模化的磨制石器、长期性定居聚落，农作物遗存也十分罕见。当地人群依托湖滨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持生计，保持高流动性的生存方式，并未自发产生发展农业的需求，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高海拔区域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形态。
共和盆地的拉乙亥遗址群校正年代约距今6700年，是中海拔地带代表性细石器遗址。遗址揭露出三十余处火塘，出土上万件细石器，还有大量磨盘、磨棒。大量研磨工具的发现说明，先民已经对野生植物种子开展高强度加工利用。不过该遗址不见陶器、成熟磨制石器与农作物遗存，形成一种特殊的狩猎采集模式，对野生植物资源高度开发，但没有作物驯化，也不存在农业生产。这一材料也表明，狩猎采集经济本身能够构建稳定、自洽的生存体系，并非必然会向农业社会转变。
化隆沙隆卡遗址位于黄河二级阶地，凭借连续完整的地层堆积，成为低海拔河谷史前文化演变最重要的证据。仅7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就清理出29层地层，建立起距今8500~3900年的年代序列，涵盖细石器、仰韶晚期、齐家文化三大文化阶段；各文化单元之间被纯净的河湖洪水淤积层隔开，不存在渐变过渡的地层。遗址距今8500~7300年的细石器文化层出土700 余件石制品，石器小型化特征突出；同时发现大量烧石、火塘、柱洞、临时居址、装饰品、骨针与石器加工坑等遗迹遗物，说明这里是一处半固定的活动与石器加工场所。浮选结果显示，遗存以藜属、蒿属野生植物和兔、小型鹿类动物为主，仅见极少量粟类颗粒，只能说明人群和农业区存在一定交流，本地生业经济依旧以狩猎采集为主体。
图一 沙隆卡遗址⑲层发现的房址柱洞
细石器层上方的纯净淤土层，对应黄河洪水泛滥阶段，遗址在此期间长期被废弃。距今5029~4643年的仰韶文化层直接叠压在淤土层之上，出土庙底沟类型彩陶、陶纺轮与陶环，粟、黍遗存数量显著增多，标志着成熟的粟黍旱作农业正式进入湟水河谷；地层中找不到从狩猎采集逐步转向农业生产的过渡性文化遗存。此后遗址再次受洪水影响遭到废弃，直到距今4082~3892年的齐家文化阶段，大量定居灰坑与聚落遗迹出现，形成以粟黍种植为主、麦类作物为辅，农业、畜牧与渔猎并存的混合生计模式。
图二 沙隆卡遗址T1405南壁
综合上述三大区域的考古遗存不难看出：青海湖湖滨与共和盆地长期延续本土狩猎采集文化传统，而海拔更低的河湟河谷，则先后接纳了狩猎采集、旱作农业以及农牧混合不同生计类型的人群。不同生业系统之间多被自然沉积地层所分隔，现阶段尚未发现能够证明同一社群在原地由狩猎采集逐步演化为农业人群的连续考古记录。这一现象提示，青藏高原东部旧—新石器时代的转型过程，更可能是不同生业群体先后进入同一区域空间、交替占据生存资源的过程，而非单一本土人群在本地完成内生式的经济与社会演化。
生业转型的本质：两套生业模式的相遇而非内生农业革命
中原地区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转型，大体依托本地广谱采集经济，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完成植物驯化，呈现出农业、制陶与定居生活近乎同步发展的演化特征。青藏高原东部的这一转变则有所不同：在全新世气候条件的背景下，区域内成熟的细石器狩猎采集传统，与自黄土高原向西传播的仰韶粟作农业发生接触、交流并逐步融合，该区域的农业起源并非当地狩猎采集人群独立自发开启的农业革命进程。
高原本土狩猎采集体系拥有自身完整的自主性与稳定性，不宜简单视作相对滞后的史前文化遗存。拉乙亥遗址叠压火塘、成套野生植物加工工具，沙隆卡遗址的半固定居址、规范化细石器工艺，以及青海湖周边延续数千年的狩猎营地，共同表明本地人群业已适应高原特殊生态环境，形成可持续的生存策略，并不必然需要借助农业生产维系族群存续。沙隆卡遗址仰韶阶段出现的成体系粟黍农业，更倾向外来文化传入的产物。该遗址仰韶文化层的器物组合，可与关中、甘肃东部相关遗存建立对应关系，或可指示外来农业人群的迁入。遗址内洪水淤积层所形成的文化间断，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支持本地狩猎采集人群就地完成向农业人群转型的推论。与此同时，仰韶文化层中仍出土数量可观的细石器，反映外来农业群体并未完全舍弃原有狩猎采集技术，而是吸纳整合本土细石器工艺，服务于日常生产与生计活动。
文化融合并不等同于人群的完全替代。河湟地区多处遗址可见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现象，既可能是农业人群吸纳本土狩猎技术，也可能是狩猎采集群体接纳农业文化要素并继续就地生活；现阶段尚无考古材料能够证实该区域曾发生大规模人群置换。农业在低海拔河谷地带扎根之后，中高海拔区域的狩猎采集传统仍得以长期延续，本土人群或仅向更高海拔空间退缩，维持其原有的生计模式。
此外，黄河水文波动所形成的地层间断，容易使人对文化发展产生误判。沙隆卡遗址多层洪水淤积，反映阶地曾遭受洪水淹没、人类活动在此处暂时中断，仅代表该遗址阶段性废弃，并不意味着人群消亡。先民有可能迁往周边更高的台地继续活动，自然沉积层割裂了原地的文化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生业体系变迁的断层，这也是黄河上游阶地遗址较为普遍的地质背景。
海拔、环境与人群互动造成区域发展不同步
青藏高原东部旧-新石器时代转型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节点，该过程受到海拔梯度、气候波动、水文变迁、人群互动等多重因素共同约束。现有考古材料揭示出河谷地带率先完成转型、高原腹地转型相对滞后的区域发展格局。
海拔梯度是制约青藏高原东部史前农业扩散与生业转型的核心环境因素。不同海拔的热量条件、生长季时长及低温胁迫差异，直接决定粟黍农业的落地与发展进程。海拔约2000米的河湟河谷水热条件适配旱作种植，沙隆卡遗址距今5300年地层出土仰韶彩陶与炭化粟黍遗存，证明低海拔河谷是承接黄土高原仰韶粟作农业西传的核心区域。海拔2580米的共和盆地环境限制性较强，盆地内拉乙亥遗址距今7000~6000年遗存中，浮选与动物考古材料均未发现稳定栽培农业线索，距今6700年前后仍以细石器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农业因素直至马家窑—宗日文化阶段才逐步传入。海拔3300米的青海湖周边高寒区域难以支撑粟黍规模化种植，尖嘴遗址遗存显示，该区域稳定的农牧混合生计迟至齐家—卡约文化时期才逐步确立，且生业结构以畜牧业为核心。总体而言，海拔越高，作物生长季越短、低温风险越高，农业发展的环境约束越强，生业转型越滞后。低海拔河谷成为史前农业西进的优势通道，而中高海拔区域依托适配本土环境的狩猎采集体系长期维持原有生业模式，最终形成河谷先行转型、高原腹地滞后发展的空间梯度差异。
思考青藏高原东部的旧-新过渡机制
长期以来，学界常将陶器、磨制石器、农业、定居聚落作为旧—新石器过渡的判别标准，并将这一范式引入青藏高原东部考古研究。但高原遗存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殊性，说明该模式存在局限，难以直接套用于高原独特的生态与文化进程。
首先，应重视高原细石器狩猎采集体系的主体性与完整性，摒弃将其看作“孑遗残余”的固有看法。拉乙亥遗址显示先民已大量加工野生植物种子，但未见陶器与栽培作物遗存；沙隆卡细石器层仅见零星炭化粟粒，缺乏储藏坑、农耕工具、稳定居址等成套农业配套遗存。青海湖南岸江西沟2号遗址上文化层出土高原较早陶片，石制品仍为典型细石器组合，可见在高原东部，陶器的出现并不必然与农业相伴。上述遗址的遗存组合提示，高原狩猎采集经济拥有完整生产体系与稳定存续能力，是适应高寒环境的成熟生计模式，缺乏自发转向农业的内在动力，不应简单视为等待农业改造的落后遗存。
其次，研究需明确区分谷物偶尔跨区域交流接触与本地常态化农业生产两类文化现象。零星炭化粟黍遗存仅能反映区域间有谷物的传播互动，不足以作为本地农业起源的判定依据。稳定农业体系的建立，需依托农作物出土占比、成套农耕工具、谷物储藏遗迹及持续性定居聚落等多重遗存组合综合判别。沙隆卡遗址仰韶文化层之前发现的少量谷物遗存，更倾向是文化交流所致的零散遗物，无法证实本地形成稳定农业生产模式。反观河湟胡李家遗址，沙隆卡⑬层留存有成体系的粟黍相关遗存，可较为完整反映农业定居人群的生业特征。
在上述环境背景与考古证据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还原高原东部文化互动的过程。全新世气候与自然条件变化为人群移动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承袭华北细石叶技术传统的高原本土狩猎采集群体，与自黄土高原向西拓展的仰韶农业人群发生接触，双方开展技术借鉴与资源交换。文化交融主要发生在水热条件优越的河谷地带，外来粟黍农业在此落地扎根；而受高寒环境制约，中高海拔区域的本土狩猎采集生计长期延续。高原内部不同海拔区间在同一时段并存多种生业模式，生业转型有早有晚，最终形成空间分层、时序不一、多元并存的区域转型格局。
综上，青藏高原东部旧—新石器时代转型并非本地狩猎采集人群内生演化产生的农业革命，而是本土细石器狩猎采集文化与黄土高原农业文化，在环境约束下沿海拔梯度发生接触、融合与长期并存的复杂过程，塑造了高原东部独有的转型模式和路径。对这一转型机制的梳理，既完善了高原东部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也为中国不同区域史前变迁研究提供了差异化的理论视角与实证案例。
（作者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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