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
从阿尔布雷达的码头出发，乘坐一艘简易的小木船，在冈比亚河水面上漂流不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昆塔·金特岛。
去程是逆流，船身颠簸严重，同行的伙伴不会游泳，一直心惊胆战。“不用担心。”四十多岁的船长神情轻松，黝黑的脸庞上眉头从未皱过。他十几岁的儿子坐在船头，没有说过话，眼睛一直盯着远处的河面。
船身虽然破旧，至少是电动的，航行时翻涌的河水不时溅在脸上，有点咸——冈比亚河直通大西洋，这实际上是海水。“你知道吗，几百年前，被抓走的人是手动划船去对面岛上的。”导游塔尔突然说，“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沉在了海底。”
8月是冈比亚的雨季，河水泛滥，远处厚厚的云层似乎掉到了海里。几百年前，昆塔·金特岛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个关键中转点，累计有数万名西非黑奴从这里被运至美洲。2003年，这座岛及附近区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26年是中非文化交流年，也是中国和冈比亚复交10周年，两国各层级互动交往不断深化。今年8月底至9月初，新京报记者随团到访冈比亚，从首都班珠尔到东部乡村，从地区医院到村民家中，从关押奴隶的小岛到色彩明丽的集市，我们见到了这个国家的苦难痕迹，也在当地人的微笑中看到了他们无穷的生命力。
远处，小岛静立在河面上，岸边挺立着几棵高大苍劲的猴面包树，粗壮的树干撑起浓密的翠色树冠，树下还能“看见”这个西非小国苦难的记忆：茅草棚子、石砌遗迹与废弃的旧炮台——那是英国人留下的。
猴面包树被称为冈比亚的“生命之树”，是长寿、坚韧、丰饶的象征，其寿命可达上千年，它们见证了冈比亚摆脱殖民、走向独立的坚韧，见证了这个国家从疟疾肆虐到走向逐渐清零的努力，也在见证着这个国家力求发展但始终保持感恩的乐观。
午后的阳光下，整座小岛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只有猴面包树在熠熠生辉。
▲ 昆塔·金特岛被猴面包树笼罩。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奴隶岛”上的三百年
冈比亚河自内陆深处蜿蜒而出，一路向西流入大西洋。几个世纪以前，这里曾是欧洲商人和殖民者进入非洲内陆的重要通道。
昆塔·金特岛位于冈比亚河中，曾被称为詹姆斯岛，也有人直白地称之为“奴隶岛”。岛上的堡垒和相关遗址，见证了欧洲势力在西非争夺贸易利益的历史——最初的货物是象牙和黄金，后来则成为黑奴。
15至16世纪，冈比亚地区遭到葡萄牙入侵。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侵入，在冈比亚河口的詹姆斯岛建立了殖民据点。17世纪末，法国殖民者也来到此地。此后百年间，英法为争夺冈比亚和塞内加尔地区多次大打出手。
直至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签订，冈比亚河两岸划给了英国，塞内加尔划给了法国。1889年，英法达成协议，划定了如今的冈比亚边界——这也造就了冈比亚三面被塞内加尔环绕的独特地缘现状；且两个国家虽共享漫长的边界，官方语言却一个为法语，一个为英语。
▲ 冈比亚河。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历史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比人们愿意记住的要沉重得多。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每年约有六百名被掳的非洲人从詹姆斯岛上被装上船，运往大洋彼岸的“新世界”。整个冈比亚河流域被贩卖的人口，据估算高达数十万之众。
岛不大，现在只剩几片断壁残垣，废弃的炮台，以及一间被称为“奴隶地牢”的石室——那是一个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空间，但最多时里面被关了三四十人。石室天花板很低，只有一扇小窗用于通风和透光。在里面站了几分钟，已觉呼吸困难。
1767年，17岁的曼丁哥少年昆塔·金特被奴隶贩子抓获后，在这个岛上关押了14天，他被锁链束缚，置身于一个“充满尖叫、哭泣、祈祷和呕吐的噩梦般的混乱”之中。之后，他被送上了“利戈尼尔勋爵号”奴隶船，和140名来自不同部落的非洲人一起，作为“货物”被运往北美，最终被卖给了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种植园主。
这是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利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小说《根》（Roots）中的情节。哈利通过十余年的探访追寻，创作出了这部反映奴隶制和黑人历史的小说。他本人说，这也是他的家族历史。
纵有争议，这部小说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荣膺1977年普利策特别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创下了美国电视史上的收视纪录。许多人认为，这部作品掀起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关于奴隶贸易、种族歧视的讨论与反思。
走出石室，外面阳光正盛，满岛的猴面包树映衬着蓝天白云，给人一种身处度假小岛的感觉。塔尔继续带着我们在遗址间行走：这里是议事厅，那里曾经是管理人员的住所；这间房被用于登记被贩卖者的姓名和编号，那间是他们的厨房……
他指着一处遗迹，解释奴隶们如果试图逃跑，或者被殖民者认定违反了规矩，就可能受到惩罚——包括残忍的宫刑。到了后期，女性也遭贩卖，其间可能还会遭受性暴力，成为“买一送一”的怀孕女性奴隶。
如今，岛上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建筑。残存的石墙高低不一，有些地方只剩下墙基。河水、风雨和侵蚀不断改变岛屿的形状，这座岛的面积正在变得越来越小。“随着海平面不断上升，我们也担心小岛最终会被河水淹没。”塔尔说。
▲ 昆塔·金特岛上的遗址。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8月底并非冈比亚的旅游旺季，码头上只遇到了一名尼日利亚游客。但到了旺季，塔尔会接待很多外国游客，有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也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塔·金特岛及相关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并不只有这座岛，还包括附近村庄里的殖民时期建筑、教堂遗迹，以及河口一带与奴隶贸易和废奴历史有关的军事设施。它们共同记录了15世纪以来非洲与欧洲沿冈比亚河发生的接触、交易和冲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这一遗址对非洲侨民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前往这里的旅程，对一些人而言也是一次寻根之旅。到2011年，这座小岛从詹姆斯岛更名为如今的昆塔·金特岛。
离开小岛之前，塔尔带我们去看了一棵小小的猴面包树，那是他们2021年种下的，就是为了记住这座小岛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上面写着，“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但再也不能说自己毫不知情。”
▲ 奴隶贸易博物馆内的纸版画。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消失”的人口和涌来的游客
回程是顺流，小木船平稳了许多。冈比亚河仍在静静地流淌——这个全长超过1100公里的河流，带来了通往非洲内陆的贸易，只是没想到也送走了许许多多人的希望。
历史从来不仅仅是历史。300多年的奴隶贸易、数十万人口的“消失”，让这个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在恩萨·图雷看来，奴隶贸易对冈比亚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影响。图雷是冈比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也是研究冈比亚及塞内冈比亚地区历史的权威学者。
他对新京报记者说，在16至19世纪超过300年时间里，大量最具生产力的劳动力（15-35岁青年）被掳走，这导致许多地区的农业因劳动力流失而崩溃，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
更重要的是，当人成为主要的货币和出口品，土地和生产被放弃，内部经济也崩溃了。“塞内冈比亚地区被整合进世界经济的方式是供应劳动力，而非供应商品。”图雷感慨万千，“那时候的欧洲正在走向工业化，而冈比亚遭遇的是‘去工业化’。”
在小说中，昆塔·金特被奴隶贩子掳走后，他的家人和村民立即前往丛林大范围搜寻，格里奥（注：吟游诗人、口述史保管人）和村中长老则在猴面包树下聚集，占卜、祈祷，向祖先求助。但最终，他们没能找回昆塔。
小说之外，根据亚历克斯·哈利通过实地寻访整理的口述史料，金特家族一直留在了朱富雷村繁衍生息。此后数十年，这个村子也一直面临着奴隶贩子的掳掠风险。与此同时，冈比亚河沿岸的许多村落反复遭袭，再加上饥荒、疟疾反复，生活非常艰难。
直至如今，金特家族仍居住在朱富雷村。那是一个小院落，三侧坐落着数间锈迹斑驳的铁皮屋顶平房，中间有一座小凉亭——80多岁的玛利亚玛·福法纳正坐在凉亭里纳凉，她是昆塔·金特的第八代直系后裔。
玛利亚玛不会说英语，导游塔尔帮忙翻译了几句，他说她欢迎大家去看她。当地旅游业兴起后，玛利亚玛的家成为游客探访的重要地点。她似乎也习惯了陌生人的到来，仍是安静地坐着，静静地看着。
抵达的时候，玛利亚玛的孩子们都外出工作了，只有她和几位女性留在家中。这是典型的冈比亚农村家庭，男人外出工作，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在家中，操持家务。
图雷认为，《根》为数百万非洲侨民家庭一段无名的历史赋予了具体名字，那就是朱富雷。对许多冈比亚人，尤其是朱富雷和阿尔布雷达的人而言，这是骄傲的时刻：“它表明，我们的小村庄对世界历史很重要。”
▲ 朱富雷村内的民房。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安静的朱富雷村把人带回了日常生活。正值午后，天气炎热，红色沙土路上的行人并不多，远远地还能看到炊烟。有几个村民坐在一棵大树下闲谈，还有人提着塑料水壶去取水——仿佛看到了昆塔·金特被掳走前的生活。
两百多年后的朱富雷，似乎没变，似乎又悄悄地变了——那是游客带来的新气息。《根》让世界认识了朱富雷，也有越来越多人走进朱富雷。1996年起，冈比亚政府每年举办“国际寻根节”，吸引海外非洲人前往朱富雷及昆塔·金特岛一带旅游，寻找祖先历史与文化联系。
塔尔算得上是受益者之一。塔尔也来自朱富雷村，他的家就在金特家的院落不远处。四十岁左右的塔尔因为没钱买船无法捕鱼，此前一直以务农为生。到当地旅游业火了，他去考了导游证，当起了导游。
“这样能多挣点钱。”塔尔笑了笑。他有4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已经上高中，最小的女儿刚2岁。他说，希望孩子们以后都能上大学、去大城市、过更好的生活，但这意味着他的经济压力会更大。
“寻根之旅”每年给冈比亚带来数千游客，旅游业也成为冈比亚继侨汇之后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图雷说，对于朱富雷及附近村庄的居民来说，这也意味着新的机遇——船夫、导游、小博物馆、手工艺品等，收入增加不小。
只不过，这种收入也并不稳定。图雷说，大部分“寻根旅游”的收入都留在了班珠尔和沿海酒店，很少留在真正承载遗产的北岸村庄。“一旦发生危机——如2014年埃博拉、2020年新冠——游客停止前来，那些家庭就一无所有。”
但旅游业正成为冈比亚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冈比亚总统阿达马·巴罗2025年在讲话中称，旅游业占到冈比亚GDP的20%左右。它给冈比亚带来了外汇，带来了就业，也推动了餐厅、酒店、文化表演等服务业的发展。
来自朱富雷村的阿卜杜利，目前就在大班珠尔地区的一家度假酒店工作。阿卜杜利成长于朱富雷，在他的回忆中，“朱富雷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不同族群的人生活在这里，大家都能和平相处。”
冈比亚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其中曼丁哥族、富拉族和沃洛夫族占比最大。阿卜杜利的父亲是富拉族，在以曼丁哥族为主的朱富雷村算是少数群体，但阿卜杜利从未感觉到族群矛盾。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下，和许多冈比亚人一样，阿卜杜利能讲多门语言，包括英语、曼丁哥语以及富拉语。
阿卜杜利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父亲主要靠做体力劳动养家，包括种花生、捕鱼等等。他的母亲除了操持家务，也会卖一些自制的食物和牛奶。家中经济拮据，阿卜杜利上完小学后就接受了职业教育，他选择的是裁缝。
对于许多冈比亚年轻人，学习和工作是同时进行的。阿卜杜利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攒下一些钱后，他继续学习时装设计，之后在这个行业内工作了8年。其间，他还学习了计算机，做过一些兼职。
2018年，感觉到旅游业的兴起，阿卜杜利回到学校，学习酒店和旅游管理。那是一个9个月的培训课程，之后他就进入酒店工作，生活逐渐稳定了下来。
“很多冈比亚年轻人都是这样，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无法持续学业，所以先工作一段时间，攒些钱再去学习。”阿卜杜利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他曾经学习的裁缝技能仍在，至今也仍会借此补贴家用。
找不到稳定工作的青年
从朱富雷村的家中出发，阿卜杜利需要先走一段土路到马路边，然后搭汽车去冈比亚河北岸的巴拉码头，在那里乘轮渡去河对岸的班珠尔码头，最后乘车20多公里才能抵达他工作的度假酒店。
酒店位于冈比亚西部大西洋沿岸的比吉洛，是“大班珠尔”地区的一部分。这里有着浪漫的海岸线、宜人的温暖气候，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都会吸引大量欧洲游客的到来。
冈比亚的首都班珠尔位于冈比亚河入海口的圣玛丽岛上，濒临大西洋，市区面积仅有12平方公里。但包括周边多个城镇在内的“大班珠尔”都会区，则容纳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踏入班珠尔地区，总有种矛盾感。城市主干道是一条被称为“OIC公路”（注：冈比亚政府为迎接2024年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峰会而发起的一项大型城市道路升级计划）的道路，连接着机场、旅游区和市中心地区，公路上总有汽车飞驰而过，偶尔也有驴车加入。
▲ 班珠尔的道路。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这条公路可以抵达大班珠尔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但要转入主干道旁的其他地点，都必须开上坑坑洼洼的土路。若是下雨，地上满是水坑，汽车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更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冈比亚几乎没有红绿灯——交通秩序主要依靠水泥减速带、环岛以及高峰期的交警维持。
建筑同样如此。在塞内冈比亚旅游区，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国际化的大超市、豪华的度假酒店聚在了一起。但拐个弯，就能看见铁皮屋顶的低矮平房，拥挤的小商品集市，时不时还有几只小羊缓步走过。
1994年出生的玛利亚玛·卡马拉住在冈比亚最大城市萨拉昆达，这里也是大班珠尔地区的一部分。她的生活也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家中有空调、地毯、电视机；大门之外却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每次雨后，大大小小的水坑让人难以下足。
▲ 萨拉昆达的一个小集市，路上满是泥水。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卡马拉毕业于冈比亚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护理和助产士专业，之后还完成了为期半年的实习，但她并没有申请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得已只能留在家中。
但是，卡马拉并不甘心被做生意的丈夫“养着”。她于2021年结婚，目前已有两个孩子，4岁的儿子在上幼儿园，小女儿只有8个月大——见到她时，她背上背着女儿，正在家门口的街上卖冰淇淋。
卡马拉开始卖冰淇淋，是受一位居住在尼日利亚的表亲启发，她建议卡马拉利用空闲时间开展小本生意以补贴家用。今年1月，卡马拉在杂志上看到了冰淇淋机的照片，于是通过中国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订购了一台冰淇淋机。
与此同时，卡马拉去附近上了一个为期几周的培训课程，学习如何制作冰淇淋。7月份冰淇淋机收到后，卡马拉开始了她的小生意。冰淇淋有三个选择，草莓味、香草味及混合味；小杯的10达拉西（约合0.9元人民币），大杯的20达拉西。
冈比亚地处热带，全年平均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经常超过40摄氏度，冰淇淋很受欢迎，常有附近的儿童捏着皱皱巴巴的现金去她那儿买冰淇淋。卡马拉算过，按现在的销售情况，不到半年她就可以回本。而有了这份收入，她整个人也变得更加自信。
▲ 卡马拉背着女儿正在给顾客制作冰淇淋。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在冈比亚，女性人口略高于男性，但女性就业率远低于男性，收入也远低于男性。在就业女性中，高达78.1%的女性是非正规就业。卡马拉说，她的女性朋友中，很多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少部分和她一样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但这些小生意都属于非正规就业，非常不稳定。
冈比亚的人口不到250万，整体非常年轻，65岁以下人口占比高达97%。这也就意味着，冈比亚在教育、医疗、职业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压力相当大。
然而，冈比亚的就业市场存在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非正规就业占比极高——达到8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青年即使有工作，也缺乏社会保障和稳定的劳动权益。更残酷的数据在于，冈比亚15至35岁青年未就业、未就学、未接受培训（NEET）的比例达到41.3%。
冈比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比超过70%，最主要的作物就是花生。这也是殖民历史留给冈比亚的——自19世纪起，花生就成为冈比亚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欧洲市场的需求促进了花生种植和河运贸易，但也使冈比亚经济更依赖国际市场。
这些正在驱动青年冒险移民——这在冈比亚甚至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Backway”（后门），指的是青年通过非正规途径前往欧洲的移民潮。近些年来，冈比亚已经成为西非移民前往欧洲的主要出发国之一，其国民是2024年抵达欧洲的非正规移民中前五大来源国之一。
卡马拉身边就有很多亲友选择了出国务工，她的父母在塞拉利昂从事金矿开采工作，她的亲友中有的在几内亚，有的在肯尼亚。
“在冈比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有大学学历并获得工作，薪资水平也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卡马拉说，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出国的原因，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薪水，还能汇款支持国内家人的生活。
但这无疑会导致冈比亚国内劳动力流失。为此，巴罗政府曾出台了多项国家战略，以培训青年、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降低青年失业率。如和世界银行共同发起的技能、创新与创业基金（SIE Fund），提出国家青年服务计划，以及宣布了一场全国性的“技能革命”。
然而，冈比亚的宏观经济数据虽然持续向好，微观民生却感受不到相应的改善。贫困、高债务、高青年失业率仍困扰着这个西非小国。2025年该国的极端贫困率仍达到20.3%，且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在增加。
在这样的困境下，冈比亚还面临着一个全国性的难题——消除疟疾。
▲ 萨拉昆达一家医院墙上的“疟疾防控”图画。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消除疟疾的“最后一公里”
从班珠尔沿着南岸公路一路向东开往上河区首府巴塞，路程超过300公里，需要六七个小时。
笔直的道路两旁，是广阔的红色土地。正值雨季，入眼皆是绿色，映衬在厚厚的云层下，仿佛来到了草原。也能看到一闪而过的农田，和正在草地放牛牧羊的小孩，仿佛充满野趣的乡野画作。
远远地，还能看到如华盖般展开的古树，树下或躺或坐着几个人——或许在纳凉，或许在聊村内八卦。这是冈比亚传统的社交方式Bantaba——这是曼丁哥语，字面意思为“议事场所”。
在乡村地区，当地村民会选一棵古树——有时是猴面包树、有时是无花果榕树，作为村子里的议事厅。长老们在这里商议村务、调解纠纷、接待访客，村民也会在这里举行重要的仪式。
▲ 上河区巴塞的一个村庄口，当地妇女儿童在唱歌跳舞。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此行的目的地是冈比亚上河区，那是这个国家疟疾最为严重的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冈比亚经历了漫长的疟疾抗争，迄今仍未彻底战胜。可以说，和奴隶贸易历史一样，疟疾也是冈比亚人的共同记忆。
在冈比亚河上的小木船里，塔尔曾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冈比亚没有人没得过疟疾。”他本人得疟疾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最近一次是在两年前，“非常难受。”
在班珠尔的酒店里，阿卜杜利也说，童年时期疟疾高发，每到雨季，“身边几乎每个孩子都会感染。”他本人幼时也曾感染，但成年后仅得过一次疟疾，当时高烧、呕吐、食欲不振的难受记忆仍然深刻。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经雌性按蚊传播的虫媒传染病，具有高致命风险，尤其威胁五岁以下儿童和孕妇。它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非洲联盟《2025年非洲疟疾进展报告》显示，2024年，非盟各国共报告2.7亿例疟疾病例和59.4万例疟疾死亡病例。如今，全球每年超96%的疟疾新增病例都集中在非洲。
在冈比亚，疟疾已经困扰了几代人，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医院里经常可以看到患有重症疟疾的儿童。当时，因为医疗资源不足，病房里可能有多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有人发高烧，有人不断呕吐，有人在抽搐。
一直到2015年前后，转折点开始出现。2015年，冈比亚报告的疟疾病例数接近25万例，至2019年已降至5.3万例。此后，病例数略有反弹，到2024年升至约10.8万例，2025年又降至约5.8万例。
冈比亚政府曾设立了到2025年彻底消除疟疾的目标，但因为新冠疫情等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后改为2030年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正积极推进《2026-2030年国家疟疾消除战略》。
▲ 上河区巴塞一户村民家门口，卫生工作人员在记录儿童服药情况。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但要彻底消除疟疾，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冈比亚2026年至2030年国家疟疾消除战略初步预算约为1.73亿美元，现有资源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缺口超过1亿美元。冈比亚的疟疾防控资金主要依赖全球基金，但随着全球卫生领域资金骤减，“缺钱”成为冈比亚消除疟疾路上最大的障碍。
冈比亚国家疟疾防控项目主任万迪法·萨马特直言，冈比亚目前已经走向了消除疟疾的关键阶段，这正是需要足够的资源走完“最后一公里”的时刻，但“全球资金的前景令人担忧”，“如果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要消除疟疾将非常困难。”
此外，普通民众行为和认知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一些人知道蚊帐能够预防疟疾，却不一定愿意使用蚊帐；还有一些人会拒绝让孩子吃预防的药物，认为“孩子没生病为何要吃药”；一些怀孕的女性要么因为文化传统，要么因为经济原因，总是在孕后期才前往医院建档，这也阻碍了早期疟疾防控的最佳时期。
阿卜杜利就直言，他拒绝让子女参与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SMC）项目，理由是对卫生部门推出的新药物、新疫苗并不了解。每到雨季——这是疟疾传播高峰期，卫生部门都会派出社区志愿者走入家家户户，为3个月至59个月龄的儿童提供预防性抗疟药物，从而降低其在雨季感染、发展为重症乃至死亡的风险。
事实上，阿卜杜利更相信父亲的传统抗疟办法——吃辣木籽。辣木籽是一种药草，许多人认为它“包治百病”。阿卜杜利说，小时候他和兄弟姐妹们感染疟疾，父亲都给他们吃辣木籽，最终也都好了。如今，他沿用此法，将辣木籽磨成粉末或煮水给孩子服用，“我的两个孩子都没有感染过疟疾。”
不愿吃药的人多，不愿用蚊帐的人也多。2025年，冈比亚政府向全国分发了新一代药浸蚊帐，部分村民却把新蚊帐收起来，留待客人到来时才使用，自己继续睡在旧蚊帐里。另一些人则因为高温和停电，觉得在蚊帐中睡觉太闷热，要么不用蚊帐，要么选择在户外过夜，这无疑增加了蚊虫叮咬的可能性。
在冈比亚，停电成了日常。即使是在冈比亚卫生部、地区卫生局等政府大楼里，停电也很频繁。而9月的上河区，气温仍超过40摄氏度，只要空调一停，室内立马变得异常闷热。
冈比亚的电力供应相当脆弱，约75%的电力从塞内加尔和几内亚进口。今年6月以来，大班珠尔地区及周边持续遭遇停电，部分地区的单次停电长达48小时。至9月初，冈比亚爆发一场全国性的街头抗议，许多人走上街头，燃烧轮胎、设置路障。巴罗称此次电力危机为“国家安全问题”，承诺在10月底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而在许多医护、研究人员眼中，冈比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影响疟疾防控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路上的水坑、马路边的垃圾、糟糕的住房环境，以及频发的停电、极化的天气、脆弱的卫生系统，这些都是冈比亚走向疟疾“清零”进程中的阻碍。
不过，持续数十年的全国性抗虐战后，疟疾似乎更多的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有医卫工作人员说已有20年没得过疟疾，许多年轻人最近一次得疟疾也是几年前——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完全没有得过疟疾。
或许正是这些，让整个国家有了信心：冈比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实现2030年消除疟疾的目标是可能的。但冈比亚的2030年国家愿景不只是消除疟疾，还要“建设一个包容、有韧性、繁荣的冈比亚”。
“保持微笑”
走进班珠尔国际机场，低头就能看见红色的圆形笑脸标识，上面写着“保持微笑”（keep smiling）几个大字。
冈比亚被称为“非洲的微笑海岸”。作为非洲大陆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冈比亚国土狭长，完全沿着冈比亚河两岸延伸，最终通向大西洋。从地图上看，它就像嵌在塞内加尔中间的一道弯弯的弧线——有人把它视作微笑，也有人称其为“蚯蚓”。
但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当地人的笑容。走在路上迎面相遇，陌生人也会给你露出微笑。尤其是儿童，总是兴奋地笑着走近——当你询问能否拍照时，他们总是立即比耶。即使是头顶塑料盆出售面包、烤玉米、花生的小孩，也会先给你露出大大的笑容。
▲ 班珠尔国际机场地上的标语“保持微笑”。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冈比亚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中心（MRC）时——这个研究中心长期为冈比亚国家疟疾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也开展杀虫蚊帐、疟疾疫苗和高灵敏度诊断等研究，一个身高超过1.9米的工作人员总是会用中文和大家打招呼。
他叫阿尔哈桑·德拉梅，是MRC的公众参与专员。看到中国人来访，阿尔哈桑有些激动。今年6月至7月，作为冈比亚执政党国家人民党全国秘书处的一员，阿尔哈桑刚随团到访中国，在北京和哈尔滨等地待了一个多月。
此次访问由该党行政秘书长西塞领衔，一行人主要是来华参加治国理政研修班，其间到访了北京、哈尔滨、浙江多地，与中方就农业、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展开深入交流。此行让阿尔哈桑爱上了中国。“中国人非常热情温暖，也非常尊重其他人。”他说，“最重要的是，冈比亚人在中国从未感受到歧视。”
中国和冈比亚正处于深化交流的时期。两国于2016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24年9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现任总统巴罗2017年上台后，曾多次来华访问，包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等。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冈复交10周年，两国于1月签署了《中冈发展合作协定》，进一步拓展在发展领域的合作。目前，两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方面都有深度合作。
在冈比亚期间，不经意间，就可以看到中国元素。在冈比亚上河区巴塞，一座由中方援建的大桥矗立在冈比亚河上，夜幕下能看到许多附近村民在此纳凉锻炼。巴罗曾多次感谢中方援助，称这将“使冈比亚人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同行的冈比亚记者雅克辛曾来北京学习半年，她说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在中国学习交流，另外还有朋友准备在班珠尔开火锅店。在班珠尔的一家超市外，一位坐在摩托车上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坚持在网上学中文四年了，未来很想去中国。
阿尔哈桑也提到，在冈比亚也有许多中国人，他们大多是来做生意的，这里的中餐馆已经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去中国交流、做生意的冈比亚人也越来越多，“中国正在向世界开放，因此去那里参加交换项目或者做生意变得越来越便利了。”
许多人认为，冈比亚正处于一个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时期。它在经济上有一些亮眼的成绩，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在持续改善，但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严峻的气候挑战，让这个国家呈现出一种“脆弱的韧性”。
今年年底，冈比亚将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在2016、2021年高票当选的巴罗，将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但这一次，选举格局已截然不同，反对党候选人乌赛努·达博和他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巴罗本人称，这次选举是一场关于“进步还是倒退的选择”。
对普通人而言，生活只是日常。在萨拉昆达的土路上，一台订购于中国的冰淇淋机给卡马拉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新意，但她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
卡马拉和丈夫的大家庭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关上大院的铁门，里面是几个小家庭。每个小家庭有自己的独立公寓，里面配套齐全，客厅、卧室、卫生间都有。但厨房是共用的，吃饭时，从老到小30多口人总是一起。
传统的冈比亚家庭都是一个大家族居住在一个院落，而每个小家庭至少有三四个孩子，多的甚至有七八个。除此之外，在冈比亚，一夫多妻婚姻仍然多见，许多男性会有两名或更多妻子。一些人认为这是他们的传统，也有一些年轻人不再认可这样的做法。
卡马拉是介意的，她和丈夫甚至聊过这个话题，但她的丈夫并未承诺不再娶。卡马拉也有些无奈，可她明确表示，若是丈夫执意再娶，她也不会反对，更不会要求离婚，“只要不住在一起就好了。”
院外的土路又积水了，下雨天没什么人来买冰淇淋，但卡马拉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她在电话里对我说，“生活中总免不了种种苦难，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所拥有的，保持感恩。”
这话说得像个哲学家，但我能想象得到她嘴角清淡的微笑。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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