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腊月，机械厂大雪。
我娶杨慧琳那天，车间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有人吹口哨，有人喊：“李立诚，你图啥？”她穿着红棉袄，肚子已经藏不住，低着头，手攥着衣角。
我牵她进宿舍，背后全是笑。
婚后七个月，孩子出生。
产房里消毒水味呛人，她脸色白得像纸，从枕头下摸出一张折得发皱的纸，递到我手里。
我展开一看，手抖得哗哗响，腿一软，差点跪在床前。
那张纸，我藏了三十年，没让第二个人知道。
01
1987年刚入冬，机械厂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
那天中午我端着搪瓷缸在食堂打饭，前面排着铸工车间的两个女工，一个压着嗓子说：“广播室那个杨慧琳，你听说了没？”另一个筷子往菜盆里戳：“都传遍了，说是跟罗厂长的儿子。”
“罗承德？他不是跟供应科那个……”
“嘘。”
两人端着饭盒走了。我站在原地，大师傅敲了敲盆沿：“李立诚，你到底要不要？”
我打了半份白菜炖粉条，找了角落坐下。筷子插进馒头里，半天没动。
杨慧琳是厂广播员，每天中午十二点整，喇叭里准时响起她的声音：“机械厂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那声音清亮亮的，像冬天挂在屋檐下的冰凌子，透着一股脆劲儿。
我修了八年机器，耳朵最灵，她的声音一响，手里的扳手都会慢半拍。
可这两天喇叭没响。
下午车间里，何国安凑过来递了根烟。我没接，他自个儿点上，吐了口烟圈：“听说了吧？”
“听说啥。”
“杨慧琳，怀孕了。”何国安压低嗓门，“罗承德不认账，今天上午她在厂长办公室哭了一场，好几个人都听见了。”
我手里的锉刀停了一下。
何国安拿胳膊肘捅我：“你不是一直……”
“别瞎说。”
“我瞎说？去年厂里放电影，你搬着凳子往她旁边凑，以为我没看见？”
我没搭理他，锉刀在铁块上推得呲呲响。何国安讨了个没趣，叼着烟走了。
那天下了班，我没直接回宿舍。绕到厂区后面的小卖部买了包烟，拆开抽了一根，呛得直咳嗽。天擦黑的时候，我看见杨慧琳从办公楼侧门出来。
她穿着一件蓝色棉猴，领子竖起来，脖子缩在里头。
走得急，没看路，差点撞上路边卸货的板车。
她往旁边一躲，脚下一滑，扶着墙站稳，又接着往前走。
我跟了几步，想喊她，嗓子眼像塞了棉花。
她拐进女工宿舍楼，铁门在身后关上，发出一声闷响。我站在电线杆底下，手里的烟烧到了指头，才回过神来。
第二天一早，何国安在车间门口拦住我，眼睛瞪得溜圆：“杨慧琳找你。”
我扭头一看，她站在车间外面的老槐树底下。还是那件蓝棉猴，脸比昨天更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两只手插在兜里，肩膀微微缩着。
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血丝，底下乌青一片。
“李立诚。”她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像在砂纸上磨过，“你……能娶我吗？”
风从车间那头刮过来，卷着铁屑和机油的味道。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啥？”
她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攥着棉猴的下摆，指头关节发白。
“我怀孕了。罗承德不认。我爸妈还不知道。”她一句一句往外蹦，声音越来越低，“我需要找个人结婚，给孩子上户口。我知道这很过分，你要是觉得不行，就当我没说过。”
她说完就要转身。我伸手拉住了她袖子。
“你让我想想。”
她回过头，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硬是没掉下来。她点了点头，把手抽回去，快步走了。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树上的枯枝被风吹得嘎吱响。头顶的天灰得像一块脏抹布。
晚上回到宿舍，何国安正在洗脚，看我脸色不对，问了一嘴。我说了。他脚也不洗了，把毛巾往盆里一摔。
“你疯了？”
我没吭声，脱了鞋坐在床沿上。
“李立诚，你听我一句。”何国安凑过来，“她肚子里揣着别人的种，你娶她？全厂人怎么看你？你妈那边你怎么交代？”
“她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的人多了去了，你都要管？”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光晕昏黄，照得整个屋子像泡在旧茶水里。
“她广播的时候，声音好听。”我说。
何国安愣了半天，骂了句“不可理喻”，翻身上床，把被子蒙在头上。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去年的年画，画上是个抱着金鱼的胖娃娃。我伸手把年画撕下来，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第二天一早，我去广播室找她。
门虚掩着，我推开一条缝，看见她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动。
桌上摊着一份稿子，蓝黑墨水的字迹被水渍洇开，模糊了一片。
我敲了敲门。她猛地直起身，手背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
“李立诚？”
“我答应你。”
她愣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广播室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指针指向七点四十分。
“但是，”我说，“我有个条件。”
“你说。”
“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孩子生下来，我养。你别再跟罗承德有任何来往。”
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稿纸上，把蓝黑墨迹洇得更大。
“好。”她说。
那天上午，机械厂的大喇叭没有响。很多人后来回忆，那是杨慧琳唯一一次没播午间新闻。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中午我去食堂打饭，打菜的师傅看了我一眼，勺子里的白菜多舀了半勺。
我端着饭盒往座位走，旁边一桌人的说话声忽然小了，几双眼睛瞟过来，又飞快地收回去。
何国安坐在角落里冲我招手。我走过去坐下，他凑过来低声说：“罗承德今天在技术科放话，说谁要是接了他的盘，他让谁在厂里待不下去。”
“随他。”
“你倒是想得开。”何国安叹了口气，扒了口饭，嚼了半天，“你妈那边，你说了没？”
“还没。”
“趁早说。别等传到她耳朵里，那就不是商量了。”
我扒了两口饭，白菜帮子嚼在嘴里没滋没味。
下班后我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往家赶。
家在厂区北边的筒子楼，骑车十五分钟。
我妈罗银花正在楼道里生炉子，看见我回来，拍拍手上的煤灰：“今天怎么回来了？”
“妈，我有事跟你说。”
她瞅了我一眼，把手里的火钳子放下：“进来说。”
屋里不大，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父亲的遗像。李万福走了六年了，肺上的毛病，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翻砂工。
我坐在椅子上，我妈坐在对面，两手叠在膝盖上，眼睛盯着我。
“我要结婚了。”
她愣了一下：“谁？”
“杨慧琳。广播室那个。”
我妈的眉头拧起来，半天没说话。屋外有人喊“罗婶，你家炉子还烧不烧了”，她没应声。
“广播室那个，是不是就是……”
“是。”
“李立诚。”我妈的声音沉下来，“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她人不错。”
“人不错？”我妈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茶缸盖子跳了一下，“她肚子里揣着别人的孩子，你跟我说人不错？你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跟你姐，图什么？图你给人当便宜爹？”
“妈。”
“你别叫我妈。”她站起来，胸口起伏得厉害，“你要是敢娶她，以后别回这个家。”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墙上的遗像里，父亲戴着帽子，眼神平静地看着前方。
“她走投无路了。”我说。
“走投无路的人多了，你都要管？”
“她不一样。”
我妈看了我很久，最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发抖。
“你走吧。”她说，声音哑了，“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还是背对着我，一只手撑在桌沿上，指头攥得紧紧的。
我下了楼，骑上车子往回走。
风刮在脸上，冷得发疼。
骑到厂区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门卫室的灯亮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唱着戏。
我把车支在路边，蹲在马路牙子上，点了一根烟。烟抽到一半，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直到脚冻麻了，才站起来，蹬上车回了宿舍。
何国安看我回来，翻了个身：“怎么样？”
“我妈不同意。”
“意料之中。”他顿了一下，“那你打算怎么办？”
“该办还得办。”
何国安没再说话。宿舍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北风呜呜地刮。
02
接下来几天，厂里的议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去车间上班，路过技术科门口，罗承德正跟几个人站在走廊里抽烟。看见我过来，他歪着嘴笑了一下。
“哟，李师傅。”他故意把声音拖得老长，“听说你要办喜事了？”
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
他在后面提高了嗓门：“李师傅风格高啊，替别人养儿子，活雷锋嘛。”
旁边几个人跟着笑。我攥了攥手里的工具袋，指头把帆布带子勒出一道印子。何国安从后面赶上来，拽了我一把。
“别理他。”
我跟着何国安进了机修车间。铁皮门在身后关上，外面的笑声被隔成一片模糊的嗡嗡声。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赵忠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四十来岁，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喜欢背着手在车间里转悠，看见谁干活慢了就咳嗽一声。
“立诚啊。”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头敲着桌面，“你的技术，在机修班是数得着的。厂里最近考虑提一个班长，我本来是想推荐你的。”
他顿了一下，端起茶缸抿了一口。
“不过你也知道，个人作风问题，组织上是要考虑的。”
我站在办公桌前，看着他那张油光光的脸。
“赵主任，我有什么作风问题？”
“这个嘛……”他把茶缸放下，手指头又敲起来，“群众有反映嘛。你娶杨慧琳，她那个肚子……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我娶谁，是我个人的事。”
“话不能这么说。”赵忠摆摆手，“你是厂里的骨干，厂里培养你这么多年……”
“赵主任。”我打断他，“班长我不当了。没别的事我先回去干活。”
我转身就走。赵忠在后面喊了一声，我没回头。
晚上我去广播室找杨慧琳。她正在收拾东西，桌上摆着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几本播音教材和两盆小仙人掌。
“要搬？”
“嗯。宿舍那边让我搬到楼下去，说楼上要腾出来给新来的大学生。”她把纸箱抱起来，“其实我知道，是有人不想跟我住一层。”
我接过她手里的箱子：“搬哪儿？我帮你。”
“不用，我自己能行。”
我没理她，抱着箱子往外走。她在后面跟了两步，又停下了。
“李立诚。”
我回头。
她站在广播室门口，走廊的灯从头顶照下来，把她脸上的倦意照得分明。
“你要是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
我把箱子往怀里拢了拢：“箱子放哪儿？”
她看了我几秒，没再说什么，走过来领路。
女工宿舍楼在厂区东边，三层红砖楼，外墙上的爬山虎枯了大半。她原来住二楼，现在搬到一楼最里头一间，紧挨着水房，墙皮上洇着大片水渍。
我把箱子放在桌上，环顾了一圈。屋子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窗户朝北，见不着太阳。
“这屋子潮。”我说。
“挺好的。”她把箱子里的东西往外拿，背对着我，“比露宿街头强。”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后颈露出一小截，白得有些刺眼。
“明天我去跟后勤上说，给你换一间。”
“别去了。”她转过身，“李立诚，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不想你再因为我得罪人。”
“我不怕得罪人。”
她低下头，把一盆仙人掌放在窗台上。
“我知道你不怕。”她的声音很轻，“可是我怕。”
从宿舍楼出来，天已经黑透了。路灯坏了两盏，忽明忽暗地闪着。我走到厂区小卖部门口，看见里面亮着灯，推门进去买了包烟。
柜台后面的老师傅认识我，找钱的时候多看了我两眼：“立诚，听说你要办喜事了？”
“嗯。”
“好事。”他把钱递过来，“杨慧琳那姑娘，我认识。以前常来买话梅，嘴甜，见了人老远就打招呼。是个好姑娘。”
我点了点头，把烟揣进兜里。
出了小卖部，我没直接回宿舍，绕到厂区后面的小酒馆。
那地方不大，就三四张桌子，卖散装白酒和花生米。
推开门，里面一股酒气混着烟味扑面而来。
角落里坐着一个人。蓝棉猴，低着头，面前摆着一个搪瓷杯。
我走过去，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面前那杯酒下去了一大半。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也在这儿？”她反问。
我没回答，招手让老板再拿个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是散装的，一股冲鼻的酒精味。
“别喝了。”我说。
“你管我。”
“我答应了娶你，就能管你。”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李立诚，你说你图什么？”
“不图什么。”
“骗人。”她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眉头皱起来，“全厂人都知道我是个破鞋，就你不知道？”
“你不是。”
“我是。”她放下杯子，手撑着额头，“罗承德跟我说，他会离婚娶我。我信了。我等了他两年。结果我怀孕了，他跟我说，让我自己去医院处理掉。”
她的肩膀开始抖。
“我不去。我凭什么去？他老婆找上门来骂我，他站在旁边一声不吭。李立诚，我是不是特别贱？”
我把杯子里的酒一口闷了，辣得嗓子眼冒火。
“别说了。”
“我要说。”她抬起头，脸上全是泪，“你知不知道，我有时候真想从广播室那扇窗户跳下去。可是我不敢。我肚子里还有一个。”
“杨慧琳。”
“你让我说完。”她抓着桌沿，指节发白，“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我连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我都不确定。”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她没回答，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呛得直咳嗽。我伸手去夺杯子，她躲了一下，手肘碰翻了桌上的花生米，哗啦撒了一地。
“杨慧琳，你刚才说什么？”
她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地哭。酒馆老板往这边看了一眼，摇了摇头，没过来。
我坐在对面，脑子里嗡嗡响。她刚才那句话像一根钉子，钉在我太阳穴上。
“我那天喝多了。”她的声音从胳膊缝里传出来，闷闷的，“有一天晚上，罗承德放我鸽子。我一个人在小酒馆喝酒。后来……后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第二天醒来，在宿舍床上。我以为是自己喝多了被工友送回来的。”
我攥着杯子的手在发抖。
“李立诚。”她抬起头，眼睛肿成一条缝，“我是不是很脏？”
我把杯子放下，站起来。椅子往后倒，哐当一声摔在地上。我绕到她那边，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
“走。”
“去哪儿？”
“送你回去。”
她被我拽着往外走，脚步踉跄。酒馆老板在后面喊“杯子还没收呢”，我没理。
外面的风一吹，她打了个寒战。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缩了缩肩膀，没拒绝。
走到女工宿舍楼下，她站住了。
“你今天听到的话，忘了它吧。”
“忘不了。”
她低下头，把外套脱下来还给我。手指碰到我的手背，冰凉的。
“明天去领证。”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我说了，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把外套重新披在她身上，“上去吧，早点睡。”
她转身上楼。走到楼梯拐角处，她停了一下，没回头。
“谢谢你。”
我站在楼下，看着她房间的灯亮起来。过了一会儿，灯灭了。我在黑暗中站了很久，直到脚冻得没了知觉。
回宿舍的路上，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照得地上的薄雪泛着冷光。我想起杨慧琳刚才那句话，脑子里乱得像一团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在一片大雾里走，前面有个模糊的人影，我追上去，人影转过头来，是杨慧琳。她张了张嘴，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清。
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何国安还在打呼噜，我翻了个身，看见窗外开始飘雪花了。
03
领证那天是十二月初八，腊八节。天阴得厉害，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
民政局在城关镇，离厂区六里地。
我骑车载着杨慧琳，她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抓着车架，一只手按着被风吹起来的围巾。
路上结着薄冰，车轮碾过去嘎吱响。
到了地方，办事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看了看我们俩，又看了看杨慧琳的肚子，什么也没问，啪啪盖了两个章。
“九块钱。”
我交了钱，接过两张结婚证。杨慧琳的那张她没要，让我收着。
“放你那儿吧。”她说。
回来的路上雪下大了。我把围巾解下来递给她，她没接。
“你自己戴着。”
“我不冷。”
“你嘴唇都紫了。”
她没再犟，接过去绕在脖子上。
到了厂门口，何国安带着机修班几个弟兄等在传达室，看见我们回来，噼里啪啦放了一挂鞭炮。
鞭炮是两百响的小鞭，在雪地里炸开，红纸屑撒了一地。
“走走走，食堂二楼，我订了一桌。”何国安拍着我肩膀。
那顿饭吃得热闹。
机修班来了七八个人，杨慧琳那边只来了她同宿舍的两个女工，一个叫周美惠，一个叫韩佳琪。
两个人坐在杨慧琳旁边，不怎么说话，筷子在盘子里扒拉来扒拉去。
何国安举着杯子站起来：“来，敬新郎官一杯。”
我端了杯子，白酒辣嗓子，一口下去从喉咙烧到胃里。
酒过三巡，门被推开了。罗承德晃晃悠悠走进来，身后跟着技术科的两个跟班。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头发上落着雪，嘴角挂着笑。
“哟，喝上了？”他扫了一圈在座的人，目光落在杨慧琳身上，停了两秒，“李师傅，恭喜恭喜。”
何国安站起来：“罗承德，你来干什么？”
“来喝喜酒啊。”他自顾自拉了把椅子坐下，拿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李师傅娶了我们厂花，这么大的喜事，我能不来？”
他端起杯子冲我举了举：“李立诚，你可真行。替别人养儿子，一般人没这个肚量。”
桌上安静了。周美惠拉了拉杨慧琳的袖子，杨慧琳低着头，脸白得像桌上的馒头。
我把手里的杯子放下。
“罗承德。”
“嗯？”
“你再说一遍。”
他歪着嘴笑，把杯子举到嘴边。
我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何国安伸手拦我，没拦住。我走到罗承德面前，他仰着头看我，笑容还挂在脸上。
“李立诚，你想干什……”
我一把攥住他手里的酒杯，往桌上一墩。酒洒出来，溅了他一手。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我盯着他，“你要是来喝酒，我欢迎。你要是来闹事，门口在那边。”
罗承德脸上的笑僵住了。他身后的两个跟班站起来，何国安和机修班的人也站起来。食堂二楼的气氛一下子绷紧了。
罗承德慢慢站起来，比我矮半个头。他仰着脸看我，嘴角抽了两下。
“行。李立诚，你行。”他甩了甩手上的酒，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杨慧琳一眼，“杨慧琳，你找的好男人。”
门在他身后关上。桌上的人半天没人说话。何国安先开了口：“来来来，接着喝。”
筷子重新动起来，但气氛已经不对了。杨慧琳坐在那里，一口菜没吃。周美惠给她夹了块鱼，她拨到一边。
散了席，我送杨慧琳回宿舍。雪已经停了，地上的雪没过了脚面。她走在我前面半步远的地方，围巾裹到鼻子底下。
“今天的事，对不起。”她说。
“跟你没关系。”
“罗承德那个人，你以后离他远点。他心眼小，肯定记仇。”
“我知道。”
走到宿舍楼下，她站住了。楼道的灯坏了，黑漆漆的，只有二楼走廊透出一点光。
“你妈那边，要不我去跟她说说？”
“不用。我自己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
“那我上去了。”
她转身要走，我叫住她。
“明天我去后勤上问，看能不能申请一间夫妻房。总住在女工宿舍不像话。”
她没回头，声音很轻：“好。”
我看着她走进楼道，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上，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回去的路上，雪又开始下了。
我推着车子走，雪落在肩膀上，积了薄薄一层。
路过厂区宣传栏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玻璃橱窗里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安全生产标兵”名单，第一个名字是罗承德。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推着车子继续往前走。
何国安在宿舍等我。看见我进门，他从床上坐起来。
“送回去了？”
“今天这出闹的。”他叹了口气，“罗承德那小子，你以后真得防着点。他爹是厂长，他在技术科横着走，你一个机修工，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没想拧谁。”
“那你今天……”
“他嘴欠。”
何国安看了我半天，摇了摇头：“你这个人，平时蔫了吧唧的，关键时候倒硬气。”
我没接话，脱了衣服上床。
躺下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遍一遍过着今天的事，罗承德那张歪着嘴笑的脸，杨慧琳白得像纸的脸，我妈背对着我的肩膀。
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梦里又下雪了，我站在一片白茫茫的空地上，四周一个人都没有。
远处有个声音在喊我，我跑过去，跑着跑着，脚下的雪变成了水，我往下沉，水没过了膝盖、腰、胸口……
我猛地睁开眼。天已经亮了，何国安正在穿衣服。
“做噩梦了？”他问，“你刚才喊了一嗓子。”
“没事。”
我坐起来，揉了揉脸。窗外的雪还在下，比昨天更大了。
04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的平淡。
杨慧琳从女工宿舍搬进了机修班后面的筒子楼。
后勤上给了一间朝南的屋子，十二个平方，比原来那间强了不少。
何国安带着几个弟兄帮忙搬东西，半天就收拾利索了。
屋里摆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三屉桌，一个铁皮炉子。杨慧琳从广播室搬来的那两盆仙人掌搁在窗台上，一左一右，像两个哨兵。
头一个月，我们分床睡。
她在双人床上铺了两床被子，中间隔了一掌宽的距离。
我没说什么，每天下了班打热水给她泡脚，早上起来煮两个鸡蛋放在桌上。
她孕吐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我托何国安从老家捎了一袋子酸萝卜，她嚼了两根，总算压住了恶心。
“你听谁说的酸萝卜管用？”她问我。
“我妈怀我姐的时候，就吃这个。”
话一出口，我顿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我妈那边，我回去过两趟。
第一趟她没给我开门，隔着门板说“你走吧”。
第二趟她开了门，让我进去坐了一会儿，倒了一杯水，没问我杨慧琳的事。
临走的时候，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包袱，递给我。
“你爹的旧棉袄，我改小了，给……给孩子穿。”
我把包袱接过来，我妈扭过头去擦灶台，手在灶台上抹了半天，什么也没擦掉。
“走吧。”她摆摆手，“好好过日子。”
我拿着包袱出了门，下楼的时候，包袱里的棉袄掉出来一只袖子，我弯腰捡起来，发现袖口上绣着一个小小的“李”字。
我妈年轻时在缝纫社干过，绣字是她的老手艺。
日子一天天过。杨慧琳的肚子大起来，走路开始费劲。广播室的工作没停，但厂里把她的班调成了早班，中午就让她回去休息。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床上缝衣服，缝着缝着忽然说了一句：“李立诚，那天晚上你要是没走就好了。”
我正蹲在地上修炉子，没反应过来：“哪天晚上？”
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没什么。我说梦话呢。”
我抬头看她。她低着头，针线在布料上穿进穿出，看不清表情。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把针往布上一扎，抬起头来，脸上带着笑。那笑容看着很自然，但嘴角绷得有点紧。
“我能有什么事瞒你。快把炉子修好，屋里冷。”
我没再追问。炉子捅了半天，火苗终于窜上来，映得她侧脸一片暖融融的橘色。她低头继续缝衣服，针脚走得又密又齐。
日子到了腊月底，厂里放了假。
那年冬天格外冷，筒子楼的暖气烧得半死不活，屋里拢着炉子也才十来度。
杨慧琳整天缩在被子里，我买了个热水袋给她焐脚。
大年三十晚上，何国安端了一盆饺子过来，三个人围着炉子吃。窗外有人放炮仗，噼里啪啦响了一阵。
“明年这时候，屋里就多一口人了。”何国安喝了口酒，咧嘴笑。
杨慧琳低头吃饺子，嘴角弯了一下。
“何国安。”我说，“你什么时候也找一个？”
“我？算了吧。”他摆摆手，“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吃完饺子，何国安走了。我收拾碗筷，杨慧琳坐在床边，手放在肚子上。
“他动了。”她说。
“谁？”
“孩子。”她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刚才踢了我一脚。”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她犹豫了一下，把我的手拉过去，按在肚子上。隔着棉袄和毛衣，我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轻轻顶了一下，像小鱼甩尾。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里映着炉火的光，嘴角弯弯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笑。
“你给孩子起个名吧。”
我想了想：“叫李念诚吧。”
“念诚？”
“念着，诚着。”我顿了一下，“我希望他长大了，做个实诚人。”
她把这个名字在嘴里念了两遍，点了点头。
“好。”
那天晚上她没再说什么。炉子里的火慢慢暗下去，屋里只剩下窗外断断续续的鞭炮声。我躺在自己的被窝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很久没有睡着。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她那天在小酒馆说的话：“我连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我都不确定。”她当时喝多了，说的话当不得真。
可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脑子里，时不时地疼一下。
后来我索性不想了。不管孩子是谁的，生下来就是我李立诚的。我认。
正月初八，厂里开工。
杨慧琳的预产期在正月十五前后。
她身子重了，走路要扶着墙。
我每天中午从食堂打了饭给她送回来，晚上下了班就回家，哪儿也不去。
正月十二那天夜里，她忽然把我推醒。
“立诚，我肚子疼。”
我睁开眼，看见她坐在床上，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汗。我一下子清醒了，披了衣服下床，手忙脚乱地找棉袄。
“你躺着，我去叫车。”
厂里只有一辆吉普车，平时归厂长用。
我跑到车队值班室，敲门敲了半天，值班的师傅披着大衣出来，听我说完，犹豫了一下：“李立诚，这车得厂长批条子……”
“人命关天。”
他看了看我，转身回去拿了钥匙。
吉普车在雪地里打滑，一路歪歪扭扭开到筒子楼下。我把杨慧琳背下来，她疼得直咬嘴唇，手抓着我的肩膀，指甲掐进肉里。
到了厂医院，值班医生检查完，说还早，让先在待产室等着。
杨慧琳躺在病床上，满头是汗，头发粘在脸上。
我拿毛巾给她擦，她攥着我的手，攥得指头发白。
“我在。”
“要是……要是我有什么事，你……”
“别胡说。”
她疼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攥着我的手，攥了一整夜。
05
正月十三早上七点，孩子生下来了。
护士抱出来的时候，我正在走廊的长椅上打盹。听见门响，我猛地站起来，差点摔倒。
“男孩，六斤八两。”护士把孩子递到我面前。小脸皱巴巴的，闭着眼，拳头攥得紧紧的。
我伸手想接，又缩回来，怕自己手笨摔了他。护士笑了一下：“没事，你托着头。”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孩子很轻，又很沉。轻得像一团棉花，沉得让我胳膊发酸。
“你媳妇挺顺利的，再观察一会儿就能回病房了。”护士说完就走了。
我抱着孩子站在走廊里，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响，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子里。孩子忽然睁开眼，眼珠子黑亮亮的，看了我一下，又闭上了。
我忽然想哭。没什么理由，就是想哭。我抱着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直到腿发麻了才想起来回病房。
杨慧琳被推回来的时候，脸色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眼睛半睁半闭。我把孩子放在她床边的小床上，给她倒了一杯水。
“喝水。”
她摇了摇头，眼睛盯着天花板。
“你睡一会儿。”
她还是摇头。过了一会儿，她把头慢慢转过来，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害怕，还有一点我读不懂的东西。
“立诚。”
“你把门关上。”
我看了她一眼，走过去把病房门关上。屋里只剩我们三个人，孩子在小床上安静地睡着，偶尔发出一点细碎的鼻音。
“你把孩子抱过来。”
我把孩子抱到她枕边。她侧过头，看了孩子很久。然后她慢慢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折得皱巴巴的信封，边角磨得起了毛。
她把信封递给我。手在发抖。
“你打开看。”
我接过信封，心里忽然慌了一下。信封很轻，里面似乎只有一张纸。我撕开封口，抽出那张纸。
是一张化验单。厂医院的抬头，上面印着几行字。我的眼睛扫过去，手开始抖。
血型：B型。
我盯着那三个字，脑子里嗡地一声。
杨慧琳是O型，罗承德是A型。O型和A型，不可能生出B型的孩子。
我是B型。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别过脸去，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滑下来，浸湿了枕头。
“你……”
“我对不起你。”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我一直以为……我以为是他的。我算了日子，应该是他的。可是孩子生下来，护士说孩子血型是B型。我表姐在化验室，我托她加急验的。”
她停了一下，胸口起伏着。
“李立诚，孩子是你的。”
我攥着那张化验单，指头把纸边捏出了褶子。腿一软，膝盖磕在床沿上，整个人差点跪下去。
“那天晚上……小酒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你送我回宿舍。你不记得了。”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眼泪糊了满脸，“你那天也喝多了。你把我送到门口，我拉着你不让你走。后来……后来你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
她说不下去了。
我蹲在床边，脑子里像被搅碎了的浆糊。
碎片一块一块拼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小酒馆喝多了，后来何国安说我是自己走回去的。
第二天早上我在宿舍醒来，头疼欲裂，以为只是宿醉。
原来那天晚上我根本没回宿舍。
原来孩子是我的。
我抬起头，看着小床上那个皱巴巴的小脸。他睡得很安静，小嘴一张一合，呼吸均匀。他是我儿子。是我的。
“李立诚。”杨慧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要是恨我，就恨吧。我瞒了你这么久。”
我站起来，转过身。她躺在床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整个人缩成一团。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我走到床边，把化验单折好，塞进自己棉袄里面的口袋。然后我伸手把她脸上的泪擦了。
“别哭了。”我说，“月子里哭，伤眼睛。”
她愣住了。
“孩子是我的。”我说，“你也是我的。以前的事，过去了。”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泪流得更凶了，但嘴角在往上弯。
我弯下腰，把孩子从小床上抱起来，放在她枕边。孩子动了动，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无意识地抓住了她的衣领。
“你看。”我说，“他认得你。”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孩子的手指。孩子的小手攥住了她的指头，攥得很紧。
“李念诚。”她轻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李念诚。”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们娘俩。
窗外的雪停了，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窗台上那盆仙人掌上。
那盆仙人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花苞，黄绿色的，小小的，在寒风里轻轻抖着。
病房门被敲了两下。护士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盘：“该喂奶了。”
杨慧琳把衣服撩起来，护士帮着把孩子凑过去。孩子本能地拱了拱，找到了奶，用力吮起来。杨慧琳疼得皱了一下眉，但没躲。
我退到一边，坐在墙角的凳子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化验单。纸已经被我攥得发烫。
“李立诚。”杨慧琳喊我。
“你过来。”
我走过去。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那只手冰凉，掌心有汗，但攥得很紧。
“以后我什么都跟你说。”她说。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嗓子眼堵得厉害，怕一开口就露馅。
孩子吃饱了，打了个嗝，又睡过去了。杨慧琳也累了，闭上眼睛。病房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呼吸机轻轻的嘀嗒声。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们娘俩。手插在口袋里，攥着那张化验单。纸边硌着指头，有点疼。
我把它掏出来，展开又看了一遍。
血型那一栏，B型，清清楚楚。
我盯着那两个字，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在小酒馆，她趴在桌上说“我连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我都不确定”。
她那时候就已经怀疑了，只是不敢说。
我把化验单重新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外面的雪已经化了大半，房檐上滴着水，啪嗒啪嗒打在水泥地上。
远处厂区的烟囱冒着白烟，被风扯成一条斜线。
有工人在扫雪，铁锹刮在地上，嚓嚓响。
我站了很久，直到杨慧琳轻轻喊了一声“立诚”。我回过头，她冲我招了招手。
“你过来坐。”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她把孩子的小床往我这边推了推。
“你看看他。”
我低下头。孩子睡得很沉，小脸舒展开来，眉头微微皱着，像在做什么梦。我伸手碰了碰他的额头，温热的，滑滑的。
“像你。”她说。
“哪里像？”
“眉毛。”她笑了笑，“你眉毛粗，他眉毛也粗。”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那张小脸。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他是我的。是我的儿子。
06
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杨慧琳出院了。
我用厂里的吉普车把她们娘俩接回筒子楼。
何国安带着几个工友在楼下等着，看见车来，噼里啪啦又放了一挂鞭。
我妈也来了，站在人群后面，怀里抱着一个包袱。
杨慧琳抱着孩子从车上下来，我妈走上去，把包袱递过去。包袱里是一件小棉袄，跟上次那件一样的针脚，袖口上绣着一个“李”字。
“给孩子的。”我妈说，眼睛没看杨慧琳，但声音里没有了之前的硬气。
杨慧琳接过来，低了低头：“谢谢妈。”
我妈愣了一下。这是杨慧琳第一次喊她妈。我妈的嘴唇动了动，没说什么，转身往屋里走。
“外头冷，进屋说。”
那天晚上，我妈留下来吃了顿饭。她炒了两个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鸡蛋炒木耳。杨慧琳坐在床上喂孩子，我妈在灶台前忙活，我打下手。
“你媳妇奶水够不够？”我妈忽然问。
“够。她吃得还行。”
“鲫鱼汤下奶，明天我去买两条。”
我看了我妈一眼。她低着头炒菜，铲子在锅里翻得叮当响。
“谢谢。”
她没接话，铲子翻得更响了。
吃完饭我妈走了。杨慧琳把孩子哄睡了，坐在床边看我收拾碗筷。
“你妈今天挺好的。”
“她嘴硬心软。”
“我知道。”她顿了一下，“立诚，那张化验单的事，你别跟任何人说。”
“为什么？”
“罗承德那个人，要是知道了，指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再说……”她低下头，“厂里人本来就嚼舌根，再传出去，孩子以后怎么做人。”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把化验单藏好，这事就烂在肚子里。
“那你呢？”我问，“你心里不委屈？”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我不委屈。”她说，“是我对不起你在先。你肯认这个孩子，我已经……”
她没再说下去。
窗外的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
她靠在床头，孩子睡在她臂弯里，一大一小两张脸，安安静静的。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家，算是立起来了。
出了月子，杨慧琳的身体恢复了一些，但落下个腰疼的毛病。
变天的时候直不起腰来，疼得额头上冒冷汗。
我托人从老家找了个偏方，每天用艾草煮水给她敷。
厂里那边，罗承德没再来找麻烦。
何国安说他在技术科老实了不少，估计是被罗斌骂了一顿。
但背地里风言风语没断过，食堂里有人看见我就绕道走，好像我身上沾了什么脏东西。
“别理他们。”何国安说，“过自己的日子。”
日子确实在过。
李念诚一天一个样，满月的时候长了三斤，小脸圆乎乎的，谁见了都想捏一把。
我妈隔三差五来一趟，每次都带点东西，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时候是几尺布头。
她跟杨慧琳的话还是不多，但两个人能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了。
有天晚上，杨慧琳给孩子喂完奶，忽然跟我说：“立诚，我想回去上班。”
“你身体行吗？”
“差不多了。广播室那边说给我留着位置。”
“孩子谁带？”
“白天送托儿所。晚上我自己带。”
我想了想，点了头。她这个人，闲不住。再说家里多一份收入，日子也宽裕些。
杨慧琳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我在车间里听见广播响了。她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清亮亮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机械厂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我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何国安在旁边咧嘴笑：“你媳妇。”
我没说话，扳手拧下去，螺丝咔嗒一声紧了。
日子要是就这么过下去，也就没后面那些事了。
可罗承德那个人，狗改不了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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