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仓人王家祯在明清鼎革之后写过一部小书，叫《研堂见闻杂记》。他是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娄东人，书里记的都是他亲眼看见的事。写到故乡的风俗，他先叹了一句：“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然后一笔一笔往下写：男子入富家为奴，就要立一张身契，终身不敢跟主人并肩站着走路；主人喊一声，脚步不敢差分寸；子孙累世不得脱籍。偶尔有奴仆自己攒了钱，替自己赎了身，名义上脱了奴籍，可走出去还是不能跟旧主人平起平坐。“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他写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平静的，像在说一种天经地义的东西。
在明末，江南的富户，一个官宦人家蓄养一两千奴仆并不稀奇；破产的农民活不下去，卖身为奴，连人带子孙一起契进去。主人分家的时候，奴仆和田产、家具一起分配，可以买卖，可以转让。。
这不是太仓一州的风气。明代江南的仕宦人家，蓄奴成了体面的一部分。松江一府，“子弟僮仆，假势横行，兼并小民”，叶梦珠（松江人，亲历明亡、清兵下江南、嘉定松江之变，一生跨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四朝）在《阅世编》里记本地缙绅大僚之众，连郡守方岳贡这样的廉吏都要靠“执法究惩”才能压一压。奴仆有各种名目：贴身的叫家僮、苍头，种地的叫世仆、伴当，投充献田的叫投靠。一个举人、进士家里，几百上千名奴仆是常事；主家有事，奴仆顶在前面；主家落难，奴仆也跟着籍没。
二、
甲申、乙酉之间，天下剧变。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陷落，消息一路传到江南；次年五月，南京的弘光朝廷也垮了。留都的兵马散了，府县的官跑了，士绅们有的降、有的逃、有的躲进了乡下的老宅。
几十年来，那些被压在最底下的那些人，忽然发现压在他们头顶的那只手松了。
王家祯写道：“乙酉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天下都换了主子，做奴才的规矩凭什么还跟从前一样？这一嗓子喊出去，“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奴仆们成群结队涌到旧主人家门口，逼着人家把当年那张卖身契拿出来。主人家捧着纸，手抖着等他们发落；稍慢一点，“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哪怕是你平日最疼、最信、待他不薄的那个仆人，这时候也换了一副脸。小丫鬟、小厮在主人房里的，当场就牵走，不得缓半刻。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家子，连生火做饭都不会做，这时候不得不自己举火。从城里到镇到各村，东村闹得最凶，每天几千人鸣锣聚众，鼓噪而行，甚至能掌握原来主家的生死“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
太仓城里领头的那个，叫俞伯祥，本是王家的奴仆。他一呼百应，自己觉得这是不世之功，欲在碑上纪录这些事。他给新上来的官府提的要求，内容有点出人意料：他说奴仆们只要这一代解放，“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把这话转呈上台。新定江南的清朝官府听了，嫌“一代”两个字不吉利，把他驳回了。俞伯祥的要求没有得到准许，气焰这才稍稍矮下去。后来浦舒掌了州事，恨他是罪魁，“忽一夕，牵出斩之，而天下始快”。再后来吴抚台到太仓，州里的金姓人家把乱奴的案子递上来，斩了一个，重责了四个，又悬了告示不许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你看，俞伯祥到死都没要求什么改天换地。他要的，不过是这一代人不再世袭为奴。连这，新朝都嫌他晦气。
太仓沙溪镇还有另一桩事，闹得比城里更野。崇祯皇帝归天的消息刚到，镇上几个黠桀者就收集党羽，立了个名目叫“乌龙会”。这伙人成分很杂：有佃农、菜佣、家奴，为首的顾慎卿是徐家的家奴，老而狡黠，从前做过衙蠹、贩过私盐；还有个吕茂成，是沙溪的著姓子弟，补过秀才，文章写得好，偏偏也跳进乌龙会，跟顾慎卿、陈瑶甫鼎足而三。他们打着“倡义”的旗号，干的却是劫掠分赃的事。哪家有冤仇，鸣锣聚众几百上千人，各执凶械打进去，几算打得人半死，再罚银子了事。吕茂成举手投足间就能决定人的生死。到了七月三十日，大兵下乡，吕茂成还飘巾长袖、招摇过市，被清军拿住。军中早听过他的名字，把他剥了衣裳，用枪钻穿胫骨，牵着游街，最后拖到一座牛屋柱子上，先剜了眼睛，再割了势，从胸口到肚脐剖开肚子，钉死在那儿。三天之后，还有人看见那具穿着庙神袍、挑着黄盖的尸骸立在风里。顾慎卿被创，逃了，后来窜居常熟。王家祯写完这一段，叹了一句：茂成才器大佳，假使走正路，“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怎么就落到这个下场。他到底没有问一句：那个“正路”，本来是向谁开的。
太仓是一个地方。同一两年间，江南到处都在闹。松江府上海县，川沙乔家的世仆顾六，快六十岁了，于崇祯十七年七月也以索契约为名倡乱，上海一带的人一呼百应，聚了上千人。孙之騄在《二申野录》中记载：
“群奴持刀，杀主父子，立时焚烬，延至各乡大户，无不烧抢。又有顾六等倡率各家奴辈入城，先至绅家索鬻身之契，其家立成齑粉，主被殴辱，急书退契焚劫，大室为之一空。”
嘉定的奴仆更是踞坐索身契，多达数万余人。湖北麻城的奴仆立了“里仁会”，江西永新的奴仆占了主家的田、散了主家的粮，把主人捆起来问：“奈何以奴呼我？”他们喊出过一句口号，叫“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这句话听起来很新，新得像后来几百年的事；可他们实际做的，又很旧——索契、退契、焚契、还身价、不要子孙世袭。
三、
有一个词语叫：削鼻。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记：乙酉年，溧阳县令李思模用彭家的奴仆潘茂做城守。潘茂这个人，颇有些号召力，彭家主人拿他当爪牙；从前县官金和想办他，他靠贿赂乡绅陈献策逃掉了。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他跟一伙人聚众连结。县里的士绅们一合计，干脆让潘茂当“城守甲长”，陈献策摆酒拉拢，宋劼送了一百匹白布、一对银杯——这是想借他手下这帮市井之徒的力量去挡清兵。潘茂和他弟弟潘珍，这时候做了一件事：“遂倡为削鼻党。”周廷英紧接着解释了一句，“盖江南人每呼家僮为鼻故也”。
这个“鼻”字，值得停下来看一看。吴地骂奴仆，就叫“鼻”。为什么叫鼻？因为涕从鼻出——奴仆跟鼻涕一样，是贱东西。崇祯末年常熟人祝化雍中了举，按说已经是体面人了，可他祖上投在陈家为奴，这层身份隔了多少代还洗不掉。有一回他跟另一位孝廉同席，那人当场开了句玩笑：“今天天真冷，我这鼻涕又流出来了。”满座的士绅都笑，祝化雍只能赔着笑。这就是“鼻”这个字的分量。它不是一个中性的称呼，它是甩在人脸上的一坨东西。而潘茂、潘珍，偏把这个字抢过来，给自己的队伍起名叫“削鼻党”。哥哥潘茂做旧甲长，弟弟潘珍做新甲长，将邑中奴仆都召集其中。他们是不是真的拿刀削去了自己的鼻尖？史无明文。周廷英只解释得名的由来，没提一个字的自残。可“削鼻”这两个字摆在一起，本身就像一个动作：你叫我鼻，我就把这个鼻削掉；你把我当鼻涕，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它从自己脸上削下来。他们把整个江南骂了他们几百年的那个贱称，反过来刻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可这伙人的结局，跟江南所有闹奴变的人一样。潘茂最后带着溧阳的户口册籍降了清。清朝的总兵张尔蟠带兵到溧阳，世袭锦衣卫出身的士绅史顺震哭着为一城请命，张总兵最终只诸首恶数人。溧阳旧族里后来传下一句谚语，说“彭、马、史、狄都做官，乌龟王八都姓潘”；潘家那边回骂“彭、马、史、狄、周，不如潘家一只狗”。周廷英是坚决抗清的人，他写潘茂的时候满纸鄙夷，可他也承认，潘茂这股城市底层的力量，连地方士绅都不敢小觑。谢国桢后来治这段历史，写过一篇专文，题目就叫《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他说《濑江纪事本末》“歪曲了这项事实，不甚可靠”。可问题是，周廷英的偏见，王家祯的恐惧，孙之騄的渲染，这些士大夫的笔记本身，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全部。奴仆们自己没有留下一张契、一句话、一行诗。他们烧了主人的契，可他们自己的契，从来没人替他们写。
四、
清兵一到，江南的天就晴了。吕茂成被剖了腹，俞伯祥被斩于一夕，顾慎卿逃了，潘茂降了又被诛首。但康熙初年，江南的富户果然不敢轻易蓄奴了；一直到雍正年间，朝廷才下诏解除徽州、宁国、池州三府的世仆奴籍，常熟的贱民才取得良民地位。这些后话，是那些乙酉年在主人家门口鸣锣索契的人看不见的。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小：一张退回来的身契，一代不必再世袭为奴，走在街上不必低头，赎了身不必永远“不能与等肩”。俞伯祥只想解放自己这一代人。就这，新朝还嫌他不吉利。
那些在士大夫笔下“易面孔为虎狼”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不是陈胜吴广，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他们甚至没有想过要去坐哪一把椅子。他们只是在改朝换代那短短几个月的缝隙里，伸手去争一张纸——那张写着他们和他们子孙人身归属的纸。
江南的水网还是那片水网，宅院还是那片宅院，卖身契重新立起来，子孙还是累世不得脱籍。只有“削鼻”这两个字，被一群被叫作“鼻”的人，举起来过一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