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三，西安人，搞测绘的。去年十月，我一个人进秦岭，差点没能活着出来。不是遇见了野兽，是撞见了不该看的一幕，那一幕让我愣在原地，腿像钉进了石头里。

先说为啥进山。单位派我复查一段废弃的测绘点，在沣峪口里头，往秦岭深处去，一个叫黑沟的地方。领导说现在都是无人机，你去走一趟，拍几张照片存档，就算交差。我知道那意思，这活儿没人愿去，嫌远嫌险。我接了。一是图那两天补助，二是那阵子家里正闹心，我想躲个清静。

家里闹心什么呢。我前妻带着孩子去了深圳，走的那天没吵没闹，就说了一句，跟你过日子，像住在一间漏雨的屋里，天天盼着修，永远等不到人。这话像刀子。我承认我不是个好丈夫。测绘这行，一年两百多天在山上，在家也是对着电脑画图。她走以后我才明白，有些屋漏了，不是雨的问题，是修屋顶的人根本没打算修。

进山那天早上，雾大得邪乎。我带了干粮、水、一把工兵铲、一部手机一部老式对讲机。手机在沟里没信号，对讲机能联系上沟口的检查站，但也就到那。我六点从沣峪口进，顺着废弃的林场道往里走。那条路我二十年前走过一回，那时候跟着师傅来放线，两边还有伐木工人的窝棚。这回走，路早没了，全是碎石和倒木，苔藓厚得能崴脚。

走了大概四个钟头，日头偏西，雾还没散。我掏出GPS，发现我偏了航道，走到了黑沟西边的一条支沟里。导航上那一片全是空白。我有点慌，赶紧顺着山势往下找路。就在一棵老冷杉底下，我看见了烟。

不是炊烟，是那种细细的一缕，从倒木后头飘起来。深山老林，有人生火，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偷猎的，要么是护林员的窝棚。我喊了一声，有人吗。没人应。烟还在飘。我提高了嗓门又喊，还是没人应。

我当时就该走的。干测绘的都知道规矩，深山里头，不明的情况，躲远点。可我那天的脑子不知道怎么了，也许是家里那档子事闹的，心里堵着一股劲，非要去看个究竟。我拨开灌木，绕到那棵倒木后头。

就那一眼，我站住了。

一个女的。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迷彩服，头发用根树枝胡乱别着，正蹲在一小堆火前头烤什么东西。她面前吊着一口熏黑的铁锅，锅里咕嘟咕嘟煮着东西，闻着像肉汤，可深山里哪来的肉汤。她脚边放着一个竹篓，篓里是草药，摊着晾。

这些都不算什么。让我腿发软的，是她旁边站着的一个男人。

那男人背对着我，站得笔直，一动不动。我第一反应是死人，或者木头桩子。可那"木头桩子"穿着一条西裤，一件旧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那女的头也不抬，对着那男人说话，说的什么我听不清，语调很慢，很平，像在拉家常。说完，她还站起来，用手拍了拍那男人袖子上的灰。

我嗓子发紧。那男人没有反应。他要是活的，不可能一点反应没有。

我脚底下踩断了一根枯枝。那声音在山沟里响得吓人。那女的猛地回过头，我们的视线撞上了。她脸上没有任何惊吓，没有喊，也没有跑。她就那么看着我，看了足有五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忘不掉的话。

她说，你来了。

我懵了。我说，你说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你来了。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搅她锅里那锅汤，好像我只是个迟到的客人。我壮着胆子往前凑了两步，问，大姐，这深山老林里，你一个人？

她还是没抬头，说，两个人。

我说，那这位是？

她这才又站起来，走到那男人身边，手扶着他的胳膊，说，我爱人。他在听呢。

我这才看清那男人的脸。蜡白，浮肿，眼睛半睁着，瞳孔不转。他不是活人。是一具干尸，或者半具。深山里干燥阴冷，他居然没有烂透。他身上那件夹克干干净净，领口系着扣子。一个女人，在这种地方，守着一具不腐的尸身，天天跟他说话。

我当时腿一软，坐在了地上。脑子里嗡嗡的，什么山规什么险境全忘了，就剩一个问题：这人是谁，她是谁，这是怎么回事。

那女的给我盛了一碗汤，递过来。手很稳，一点也不抖。她说，喝点，暖暖。你从外头来的吧，外头现在，是不是都穿羽绒服了？

我说是。她点点头，说，他不喜欢羽绒服，他穿夹克，说穿夹克精神。

她说着，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我说不上来。不是爱，也不是恨，像看一件摆在家里多年的家具。

我就那么坐在那堆火边上，喝了一碗说不清是什么肉的汤。天一点点黑透。那女的不让我走，说山里夜路不能走，你就在这睡，那边有个窝棚。我哪敢睡，可也不敢走。半夜我眯了一会儿，惊醒的时候，看见她坐在那男人边上，头靠着他的肩膀，嘴里哼着一支老歌，咿咿呀呀的，调子很旧。

天一亮我就爬起来要走。她没拦，递给我半块烤干的馍，说，带上，路上吃。然后又塞给我一样东西，一张折了四折的信纸。她说，你既然撞见了，就替我把这个带出去。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得快听不见了，说，我不方便出去。

我问她，带去哪儿？

她说，西安。城里。她报了一个地址，报了一个名字。那名字我听着耳熟，可一时想不起在哪听过。她说，你把这个，交给她。她要是问我在哪，你就说，不知道。

我拿着那张纸，手直哆嗦。我问她，大姐，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这待了多久了？

她没回答我。她转身走回那堆火边上，背对着我，又开始跟她那个不说话的丈夫拉家常。她说，今天雾大，你别乱跑啊，外头冷，我给你把夹克扣好了。

我几乎是逃下山的。那张信纸在我怀里揣了三天，我才敢拿出来看。

信上没多少字。前两行是她写给那个地址、那个名字的人的，我只记住个大概：闺女，妈对不住你。你爸走那年你才六岁，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往后我不回去了，你别找。那具尸身旁边，压着一张身份证，我趁着递汤的时候偷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和信里那个名字，差一个字。户主是她，亲属那一栏，填的是那个地址上的名字。

下山以后我报了护林站，报了森林公安。警察进山找了一个礼拜，人没找着。窝棚是空的，火堆是冷的，那个男人，连人带那个窝棚，一起没了。地上除了一圈被坐塌的草，什么都没有。警察问我是不是看花了眼，是不是编的。我把那张信纸交了。他们拿去做比对，回来以后，再没人问我细节，只是让我签了一堆字，让我最近别进山。

那张信纸警察收走了。可我至今记得信纸最后一行的那个问题。

她问那个她叫闺女的人：你六岁那年，我留了一碗红糖水在锅里，温着的，你喝了吗？

我现在每次路过那个地址，都忍不住往楼上瞅一眼。那栋楼的灯，有的亮，有的黑。我就想知道，那碗红糖水，到底有没有人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