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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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王成伦这篇散文,我久久未能平静。眼眶几度湿润,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又像被什么轻轻抚慰着……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回忆文字,而是一代人用血肉之躯丈量过苦难后,终于能在故土晒场上安然坐下,看一场专为自己放映的电影时,那种百感交集的缩影。
文章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将“孝”字写得既朴素又隆重。为父亲六十大寿做的三件事——寿礼、寿宴、请电影——层层递进,从“给足父亲面子”到“凝聚家族亲情”再到“与乡邻同乐”,孝心从家庭向外扩散,最终化作整个村庄的喜事。这种孝,不是物质堆砌的虚荣,而是一个儿子用半生阅历读懂父亲后,给出的最深沉的体恤。尤其是那场露天电影,在1990年的豫东农村,“就是最高规格的全村福利”。作者用一场电影,让父亲的寿辰成为十里八乡的共同记忆,也让乡邻们在光影中重温了各自走过的岁月。
但文章的厚重远不止于此。当银幕上放映《开国大典》,父亲悄悄拭去眼角泪花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场电影真正的主角不是任何一位演员,而是银幕下那位历尽苦难的黄泛区老农。作者用极简练的笔触,勾勒出父亲的一生:1930年降生于战火与洪水交织的乱世,取名“贵生”,是爷爷奶奶在灾荒与兵戈中许下的心愿——愿这个孩子能珍贵地活下去。1938年花园口决堤,一家七口背井离乡,乞讨、舍粥、骨肉分离、少年扛起生计……这些读来令人心碎的往事,在作者笔下克制而沉重。十六七岁的少年推着独轮车,载着母亲,跋涉三百余里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搭一间草庵子安身——读到此处,我几乎能听见那吱呀作响的车轮声,能看见少年被烈日晒黑的脸庞。
最令我动容的,是文章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历史悄然缝合的笔法。银幕上炮火纷飞,是旁人的历史;于父亲,是亲身走过的岁月。当老友拍着父亲肩膀感慨“当年咱们逃荒的光景”,当母亲轻声说起“住一间坑屋草庵子”的往事,当那位教过书的老人点破“一部《开国大典》回望往昔风雨,一部《抬花轿》讨个喜乐吉利”——这些对话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字字千钧。一个普通农民的六十寿辰,映照的是一片土地从灾荒流离走向五谷丰登的漫漫征程。作者在文末写道:“旁人看银幕,看的是宏大的家国故事;可我知道,父亲看见的,是他跌宕坎坷的一生。”
读到此处,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国同构”——国家的历史从来不只是教科书上的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位老人眼角的泪光里,藏在每一次寿宴上那句“好日子来之不易”的轻叹里。
文章的感人之处还在于它的“见微知著”。晒场上孩子们举着纸折的飞机模仿银幕上的英雄,晚到的人站在幕布后方看反向影像,放映机光柱里翩跹飞舞的小飞虫——这些细节鲜活、温暖,带着泥土与秋收谷物的香气,将一场露天电影写成了一幅豫东乡村的民俗长卷。而当这些欢快画面与父亲回忆中的舍粥长队、饿死的幼弟、失散的嫂子对照阅读时,那种从地狱到人间的跨越感便格外强烈。作者没有刻意煽情,只是让两个时空在晒场上自然交叠,便足以让读者在热闹中品出沧桑,在欢喜里生出敬畏。
最让我感佩的,是文章结尾处对“贵生”二字的点题。爷爷奶奶在洪水与兵戈中许下的心愿——“愿这个孩子能珍贵地活下去”——历经六十年风雨,终于在花甲寿辰的夜晚得以圆满。当父亲坐在故土晒场上,儿孙绕膝,乡邻同乐,银幕上正在放映《开国大典》,那一刻,“珍贵的生命”不再只是一个人的存活,而是一个家族从绝境中站起、一片土地从废墟上重生的全部意义。作者用一场电影、一次寿宴、一份寿礼,写出了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深的理解:他看见的不只是父亲的皱纹和白发,更是父亲走过的每一寸苦难与坚韧,以及那些没能走到今天的乡亲们。
读罢掩卷,我想到自己家乡的父辈,想到那些在时代浪潮中默默承受、咬牙前行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王成伦父亲的经历那般跌宕,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黄泛区”,都有需要咬牙熬过的冬天。而这篇散文之所以感人至深,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当春天终于到来,当儿孙能在故土晒场上为老人放一场电影庆生,那些曾经的苦难便化作了银幕后的背景,衬托出此刻团圆的可贵、太平的难得。
这一夜王家堂的露天电影,放给父亲,放给乡邻,也放给所有从苦难中走来的中国人——它告诉我们,活下来,并且好好地活,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花甲观影,观的是流年,念的是故土,感恩的是这改天换地的好山河。这样的文字,读一遍,记一生。
☆ 本文作者简介:于华,祖籍淮阳,出生於西华,现居周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已在《人民日报》《中国报告文学》《绿风》《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诗文数百篇。著有长篇小说《青春岁月》和《潇潇春雨》《风雪腊梅》等多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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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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