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来中国，特意拜访并采访了萧克。
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萧克偶然提到了一个叫薄复礼的人，这个人是个传教士，当年红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西征到贵州后，他曾帮助红军翻译地图等文字，后来这个人还写了本书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
图|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剧照：薄复礼
采访结束后，萧克托他在国外找人，索尔兹伯后来没有辜负萧克的期待，他不仅找到了这本书，还在英国找到了当时已经年迈的薄复礼。
1986 年 5 月 27 日，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去拜访他，转交了萧克的一封信：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 50 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 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薄复礼和红军
1934年10月，贵州黄平县，旧州城外一个山坡上。
当时三十七岁的瑞士人薄复礼带着妻子从安顺回镇远，走到半路，迎面撞上一支队伍。他后来在书里写这些人的样子：
“这些人都佩戴着相同的帽子和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混乱，简直一人一个样。”
当天正好是他到中国整十二年。
薄复礼很明显是一个中文名字，他原名是鲁道夫·勃沙特。1897 年生于瑞士，随父母移居英国。1922 年 10 月，二十五岁，受英国内地会派遣来华，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也许是为了方便传教，薄复礼就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取自孔子那句“克己复礼“。1925 年贵州大饥荒，他跟着其他传教士一起赈济灾民，饥荒之后疫病流行，他自己染上伤寒，治了五十多天才脱离危险。
图|薄复礼
尽管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薄复礼还是竭尽全力的帮助中国人，后来他在中国收获了爱情，和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
两人婚后定居在贵州镇远一个教堂里。
1934年8月，薄复礼带着妻子离开镇远，到黔西安顺的一个教堂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10月1日，薄复礼结束学习后，带着妻子返回镇远。
当时，住在学校的牧师阿尔伯特夫妇去送了他们，并特意提醒薄复礼，镇远那边出了点乱子。
当时薄复礼并没有想到，就在他出发去安顺的时候，原本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六军团也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要他们转移到湘中去发展。
不过，从红六军团后来进入贵州的情况来看，他们显然没能顺利进入湘中发展。
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已经决定要长征，红六军团的西征显然承担的是探路的重担，和红七军团的职责差不多。
在和川黔湘边活动的贺老总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后，红六军团继续西征，至10月初袭占了黄平的老县城旧州。
无巧不巧，和返回镇远的薄复礼撞上了。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后来决定扣下他们，对于扣下他们的理由，他在回忆录里给出了：
“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
时任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的戚元德后来回忆说：
“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图|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
不过，对薄复礼夫妇，红六军团还是进行了优待，当天夜里，就把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还了回来，连银元也如数奉还。
那几天他吃的是单独做的饭。红军考虑到外国人的饮食习惯，特意把他的厨师留下来给他做饭，还想方设法给他买鸡、鸭、鱼、水果、水饺，甚至炼乳。
在 1934 年的贵州乡下，这些东西不是钱能买到的。
后来红军占领旧州后，旧州城东也有一个天主教堂，里面住的是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
海曼夫妇后来也被红军给带走了。
当时红六军团处境并不妙，从湘赣苏区出发后，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员一天比一天多，药快没了。
红军让薄复礼分别给瑞士驻华总领事、教会负责人和镇远教会写信。七名外国人，每人十万元，一共七十万。换药品，换经费。
几天后，薄复礼和海曼的妻子被释放，他们两个人则是被红军留了下来。
给红军翻译地图
红六军团拿下旧州后，在海曼夫妇所住的教堂里面获得了一张法文的贵州全图，一平方米见方，测得很细。
萧克如获至宝，让人认，两个懂英文的同志看了半天说，这不是英文，看不懂。
这时有人提了一句：
那个传教士也许认得。
萧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命人把薄复礼请了过来，薄复礼上下打量了一下说：
“这是法文，我可以译。”
那天夜里，两个人一句一句地对。薄复礼把地图上的山脉、村镇、河流的中文名字说出来，萧克一个一个标上去。一直译到三更才译完。
萧克后来回忆，红六军团转战黔东、进军湘西，这张地图起了关键作用；靠着它，他弄清了贵州的地形，最后定下了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路线。
薄复礼在书里写了这个只有二十七岁的军团长萧克：
“他只有二十五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跟随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萧克 1907 年生，那一年二十七。薄复礼记错了两岁。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4 月，五百六十天。
薄复礼跟着红六军团，一路走过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行程六千英里，约一万公里，在外宿营三百多处。
后来薄复礼创作《神灵之手》，详细的把过程记了下来。
“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没有休息日和星期日地行军。后来我们开始连续地夜行军，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
“一天晚上，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庄宿营，可这里没有粮食，每人只分得一点白水煮土豆。两小时后，又传令继续前进。”
“连续走了二十七天后，红军得到了一次休息。”
渐渐地，薄复礼惊奇的发现，这支军队似乎和他所见过的军队不一样，红军不赌博、不抽鸦片，而且组织纪律严明；他写：
“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尽管红军自己条件也很艰苦，但还是尽可能的照顾薄复礼，负责照顾他们的戚元德，特意给他们找了一匹骡子，让两人换着骑。
神灵之手
1936 年 4 月，红二、六军团要北上川康，路更难走。萧克在云南富民亲自向薄复礼宣布释放。
“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
那天是 4 月 12 日，复活节。
当晚萧克主持宴会，自己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粉蒸肉。作陪的有被俘后当了红军教员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还有自愿跟着队伍长征的贵州人周素园。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另摆一桌，从中午吃到黄昏。席间萧克说，他不反对薄复礼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可以办一所学校。
临走，薄复礼申请四块银元做路费。红六军团给了他十块，还专门交代了去昆明怎么走。
王震对他说了一句话：
“当你向报纸介绍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
到了昆明，薄复礼没有先去游玩，他找人代笔，把自己口述的十八个月整理出来。后来这部书被整理列出来，一共十二章，二百八十八页，书名《神灵之手》，英文原名 The Restraining Hand。
书中薄复礼给红军下了一个清晰明了的论断：
“由此可见，红军的确是一支有崇高理想，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人民队伍。”
想起来在红军的所见所闻，薄复礼还深有感触的写了首诗，其中还有这么几句：
“感谢“被捕”，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1936 年 11 月，《神灵之手》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次月就在英国脱销，接着印第二版、第三版。1937 年初出法文版，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印行，被欧洲的传教士带到世界各地。
薄复礼的这本书，后来成为传播到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红军的书，要知道当时外界还把红军视为洪水猛兽，随着这本书一出来，一下子就把人的感觉扭转了过来。
要知道在那时候，埃德加·斯诺还没有写完他的《西行漫记》，也就是后来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1937 年 10 月才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 年 2 月由上海复社印行。
薄复礼这本书，比它早了将近一年。也就是说，《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整个西方关于红军长征的公开出版物，只有这一本。
不过很遗憾的是，薄复礼的《神灵之手》后来许多年里都没有再版，加之二战爆发，英文打字稿也毁于战乱中。
一直到1978 年，架不住出版商一再邀约，薄复礼把这段经历重写了一遍，改名叫《指导的手》。
1985 年，山东省博物馆的馆员严强，在馆里一块朽了的地板缝中，才找到了当年英文原版《神灵之手》。它躲过了那些年，躲在一间屋子最下面的缝里。
同年 11 月，索尔兹伯里带着夫人，敲开了英国那位老人的门。
事实上就是，薄复礼作为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还再回到贵州。
1939 年，他在盘县一带传教，同时给当地人看病，一天看二三十个病人。他身边常年带着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
1948 到 1949 年，他在盘县办了一所明恩小学，一到四年级，招了五十多个学生，多是信徒子女，也有穷人家的孩子。
1951 年，薄复礼和妻子被召回国。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走的时候他说了这段话：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1987 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去采访他。记者看到，九十岁的人满头白发，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
薄复礼于 1993 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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