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桂兰，今年五十六，负责槐安路南段，从天桥到菜市场门口这一截，扫了六年。夏末那天的班前会，赵明拿着平板站在工具间门口念名单，念到阿芬的名字，说她下周调去北段。我手里的扫帚还没放下，人就先站起来了。

我问能不能把我们俩排在一段，路口对路口，好歹互相搭把手。赵明说满岗排班没有空位，路线是按系统划的，他改不了。阿芬在旁边没吭声，低头把她那把磨秃了边的扫帚往墙角靠。我这才反应过来：从下周一起，这条路上就只剩我一个人的红点了。

公司的规矩是每半小时在带定位的软件里打一次卡，还要上传一张全身在岗照。后台认照片，不认人。以前阿芬在隔壁路段，到点了我们隔着路口互相拍一张，两句话的事。她走了，这条街上的十六次打卡，就得有十六回我得开口求人。

阿芬调走前一晚收工，她把半袋洗衣粉塞给我，说以后你自己想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她说你找个熟人呗。可这条街上哪有那么多熟人，谁又能每半小时空出手来站在我面前，把我和扫帚一起拍进去。

第一次自己打卡是第二天下午，天桥底下人多。我追上一个高个子年轻女孩，脸先红了，说姑娘你帮我拍张照吧，要全身的。她摆手说不用不用，以为我是推销的。

我赶紧说不买东西，就一张，我在岗上，必须拍。她愣了一下，才把我的手机接过去。

她拍完递回来，我一看，系统弹了一行字，说照片不合格，没有拍到全身在岗。手机在我手里烫着，我站在那儿，又厚着脸皮说能不能再拍一张，你往下一点，连扫帚一起拍进去。

她这回听明白了，蹲下来把我和三轮车框在一起。我连声道谢，走出去十几步，才发现自己刚才一直没敢看她的眼睛。

那天下午我推着车一路算：八个小时，半小时一张，一天十六张，十六回张口。扫地我不怕，怕的是每隔三十分钟就得把脸递到陌生人面前，证明我还在。

我在这一片扫了六年，菜市场的摊主、天桥底下修鞋的老陈，见了面都打招呼。以前我推着车过去，他们说刘姐今天扫得挺干净。现在我最怕的倒是那张照片——路面干净没人拍，照片没交才是事。

高温是隔了三天来的。中午那阵日头打在柏油上，反光晃眼睛。我把天桥上的果皮烟头扫完，坐到花坛边的树荫里，喝了半壶水，又脱下一只鞋，倒里面的小石子。

工牌在腰上震了一下，屏幕亮起一行提示，说我停留时间过长。我瞄了一眼，没细看，穿上鞋接着扫。

第二天早上，手机跳出通知：因在岗停留超时，扣五十元。我一个月到手两千出头，五十块不是小数。小孙子的本子铅笔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要么就是三天的菜，降压药也能再买两盒。

晚上回家我没提这事。老伴前年从厂里退下来，在家给孙子做饭，他要是知道歇二十分钟就扣五十，肯定要念我。吃饭时孙子问我，奶奶你怎么老举着手机转圈。

我说单位要拍照。他哦了一声，低头写作业去了。我那份工资不高，可每月按时发，社保也交着，家里那点药钱、孩子的文具钱都指着我这一份。

我去找赵明申诉。他翻开手机给我看，说系统只认停留时长，他只能把复核单往上交。我问，路面扫干净了能不能抵。他摇头，说后台红点不好看，上面看的就是数据。

我站在办公桌前，工牌还挂在腰上，忽然觉得我一上午扫的地，一句都用不上。

光靠陌生人不行，我开始找固定的人。菜市场口药店的小许，早上人少时愿意帮我拍，可她一忙起来，我站在店门口等，等到手机催下一张。

桥下有个保安老周，人也实在，但他守的是桥北，我扫的是桥南，有回我小跑过去还是超了两分钟，被记了一次异常。他后来教我，把手机架在三轮车斗上，自己站远点。

我试了，车斗是斜的，怎么摆都对不上，他叹口气说，这系统真是折腾人，可再折腾也得干。

其实在这之前，我自己也试过。有天中午我把手机靠在垃圾桶沿上，退后几步按了延时，想自己拍。第一回只拍到半条腿，第二回后面有人推着自行车过，照片里多出半个车轱辘，系统照样退回来。

我又把手机夹在扫帚柄上试，风一吹就倒。站在那儿折腾了二十分钟，比扫一条街还累，最后还是去追了一个路过的大姐。

扣罚下来那几天，我一直没敢跟小梅开口，怕耽误她扫路，也怕人家嫌我麻烦。可手机里的提醒一天响十六回，总得想个长久办法。

那天收工，我把小梅叫到工具间，跟她说了扣五十的事，又说我不能再每半小时去拦陌生人。她想了想，说反正她也要打卡，从天桥北头走到中点多不了几步，两个人对着拍，比各自求人省事。

我们就在工具间地上用粉笔画路线。她比我小几岁，负责北边那一段。我们把天桥中点那只垃圾桶当碰头的地方，每半小时各自往中间走，拍完一张再各回各段。阿芬蹲在旁边看，说她去了北段尽量绕过来，但不敢保证。

我们算过账：每人每趟多走两百来步，一天下来多绕一千多步，脚底板知道。更要紧的是歇脚没了。以前扫完一段能坐在花坛边喝口水，现在水壶挂在车把上，走着喝。

想坐也不坐满，两三分钟就得起身，怕工牌再震。歇是歇了，就是拆成了好几截。

卫生检查是月底来的。那天后台数据全绿，我一张照片没漏，卡点也准。检查的人在桥下转了一圈，指着路牙边一层落叶说不合格。

其实那阵风刚过，桥下那几棵树一直在掉叶子。赵明被他的上级叫去说了一顿，回来脸是沉的。

下午他到我三轮车边上来。我说那时候我正赶着去中点拍照，落叶是刚吹下来的，不是我留着不扫。他站了一会儿，说他知道光看数据不行，那些照片证明不了路面。

可系统不是他说改就能改的。他说下个月把阿芬调到相邻路段，工友之间互相拍，上面不会专门来管这一条。

我问他，我那五十块呢。他说复核单交上去了，结果还得等。又过了两天，手机里先跳出结果：按系统判定，不予退回。他说纸质单子他签完字给我，让我收工的时候等一下。钱就是没退。我把这话记在心里，没再问第二遍。

现在我还是每半小时拍一次照。腰上的工牌还戴着，该震还震。只是我不再红着脸去拦陌生人了——小梅会准时靠在天桥中点那只垃圾桶旁边，老周路过看见了，也顺手帮一把。

工作保住了，人脸也少丢了。代价是每天多走那一千多步，少坐那几分钟，这笔账我自己扛着。

收工了，我坐在工具间的小板凳上等赵明把那张签好字的单子给我。扫帚靠在门边，水壶里还剩半壶。再过十几分钟，手机里的提醒会响，那时候我得往天桥中点走，小梅的扫帚应该已经靠在那只垃圾桶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