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来源：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胜 著、《张爱萍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编、《新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李又兰：两代将门家风的传承者》 中国妇女报 报道。
一九四一年春，项英没能从皖南的山中归来。李又兰与他结婚不久，尚未等到安定的日子，就成了遗孀。夺走丈夫生命的枪，偏偏来自同行的人。
一年多以后，她重新作出成家的决定。纸上的批准可以结束等待，战场上的分别却远没有结束。怀孕转移、携幼子护送伤员，接连落到她身上。
后来，儿子们也穿上了军装。可从那个突然破碎的家，到各自承担工作的成年子女，中间隔着的并不是一个将军姓氏能够填平的路。
01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山区的路被雨水浸透，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正向外转移。队伍带着伤员和行李挤进山路，前方的枪声却越来越密，原定的行程很快变成了突围。
项英身在这支队伍中。作为新四军副军长，他面对的已不是一条路怎么走，而是被截断的部队还能从哪里出去。山口被封锁，传递消息的人难以及时返回，身边能够掌握的情况不断减少。
激战延续了七个昼夜。弹药、粮食和可以立足的阵地相继耗尽，完整队伍被冲散，指挥机关也失去了原先的联系。叶挺后来在交涉时被扣押，项英则与部分人员进入山中。
离开大部队并不等于脱险。山外有搜索，山下有盘查，几个人只要暴露，就可能把附近藏着的战友一并牵连进去。白天，他们把活动压到最低，等到天色暗下，才设法找食物、换藏身处。
周子昆和警卫员黄诚也在突围中走散。他们借助荆棘和树林躲过搜索，后来与项英会合。聚在一起的人不多，却总算重新有了能够商量事情、分担警戒的同伴。
接下来要做的是找到当地党组织，再把失散人员接上。没有稳定的通信，过江路线也不能凭空确定，他们只能一面隐藏，一面等待联络人员带回消息。
当地群众给了这支小队帮助。有人熟悉山路，有人能够把消息带出封锁，有人设法送来吃食。项英和周子昆逐渐在赤坑山一带落下脚，附近零散的战友也被陆续找到。
蜜蜂洞便在这一带的山腰。洞不大，四五个人躺下，空间就十分局促，外面的草木却能遮住入口。对暂时无处安身的人而言，能够避开搜山者的视线，比住得舒展更要紧。
山洞保住了他们的行踪，也把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出去走一趟就要考虑是否留下痕迹，生火取暖又可能让烟暴露位置。潮湿和寒冷只能忍着，等联络和转移的机会出现。
三月，项英与周子昆仍在山中。山下的干部、战士守着通路，联络工作没有停止，下一步的目标还是离开这片被封锁的山区。能否重新回到队伍中，越来越取决于身边每一个人是否可靠。
刘厚总就是在突围途中加入这支小队的。他的正式身份是军部副官，原先在副官处负责过木工班和饲养班，平日并不在项英身边担任贴身警卫。
眼前人手紧缺，他又有体力，会用枪，于是留在了这支突围队伍里。当所有人都在防备山外的追兵时，这个同行者也得以接近项英和周子昆，进入他们夜里休息的山洞。
三月十三日夜，洞里住着项英、周子昆、黄诚和刘厚总四个人。黄诚靠里，刘厚总在洞口一侧。山下另有人员警戒，外面的防线尚在，危险却已经越过了那条防线。
项英和周子昆入睡后，刘厚总没有继续守候天亮。十四日凌晨，他向洞中的同伴开了枪。项英、周子昆当场遇害，黄诚也身中枪弹，失去了知觉。
枪声停下，刘厚总搜走随身财物，逃下山去。这不是又一次与追兵交火，而是同行的副官向熟睡的同伴下手。一个多月的转移与隐蔽，就这样在洞内被截断了。
山下的人听到异动，赶到蜜蜂洞，眼前已经无法挽回。两位首长没有了生命迹象，黄诚却还活着。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短，凶手离去后，原来的隐蔽处随时可能暴露。
刘奎等人先掩埋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再把重伤的黄诚带走。这里既不能久留，也没有条件完成郑重的告别，活人需要抢救，其他战友也必须尽快撤开。
黄诚后来被安置到群众家中，靠照料和救治活了下来。真正担任警卫员的人，也险些死在那场枪击里；军部副官刘厚总却带着抢走的财物离开了。
山中的战友只能先把尚能救出的生命背下山。江北还有人在等项英归队，李又兰就在其中。她没有跟在丈夫身边，也不可能隔着长江知道，蜜蜂洞里的枪声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
02
皖南军部陷入困境时，李又兰已先期转到江北。道路被战事和封锁隔开，部队的去向与个人的消息常常同时中断，她能知道的，只是原来的军部遭到了严重打击，许多熟悉的人尚未归来。
她与项英结婚不久，来不及经营一个安定的家，就已分处两地。新婚之后的日常没有延续下去，身边的人忙着收拢队伍、转移机关，她也只能在同样的环境里等消息。
项英遇害的消息终究传出了皖南。等待不再通向一次重逢，李又兰成了遗孀。丈夫没能从山里走出来，他们之间也没有留下共同的孩子。
她生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项英牺牲时还只有二十一周岁。人们用年份相减，常把这一年的她说成二十二岁，实际却还没有过二十二周岁的生日。无论怎样称算，她都刚从少女时期走出来，就必须独自面对丧偶。
死亡的方式又让失去多了一层难以排解的痛。丈夫躲过突围中的枪火，却被同行者杀在隐蔽的山洞中。她能够面对敌人的残酷，却无法预先防备这种从队伍内部发生的背叛。
悲伤不会因为周围仍在工作就自动消失。机关里还有会议、通知和需要整理的文字，来往的人各有任务，李又兰也得重新把自己的日子放进这些具体事务中。
能够接下文字工作，靠的是她此前已经学过的本领。她在皖南军部接受速记训练，后来长期用纸笔整理会议内容。换了地方，她仍能在熟悉的岗位上接下任务。
参加新四军以前，李又兰在上海读过书。抗战爆发后，她回到家乡参加宣传和救护，后来与兄弟姐妹等青年一道寻找抗日队伍。家庭能够给她安稳，她仍走出了家门。
一九三八年，这群青年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希望得到前往延安的介绍。北上的路受阻，他们经周总理介绍，改赴南昌，最终加入了新四军。
到了部队，李又兰先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工作，面对乡亲做宣传，也到台上演出。她需要让陌生人听懂正在发生的战争，还得在行军和临时驻地中迅速接手新任务。
后来参加速记班，她把听到的发言记下来，再整理成能够传阅、保存的文字。写得快只是第一步，意思不能遗漏，前后关系也不能因整理而走样。她练出的手艺，正是机关工作随时需要的。
皖南事变后，这些工作仍然要有人做。队伍重建，人员更替，原来熟悉的环境已经改变，会议和组织工作却不能停。李又兰继续留在这条工作线上，悲痛也就不得不同每天要完成的事情一起存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下旬，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召开扩大会议。各地干部来到单家港小学，战斗中积累的经验要汇到一起，再带回各自的部队。受过专门训练的李又兰被抽调参加速记。
教室里坐的是从不同地区赶来的干部，讲的却都是眼下怎样坚持。地方武装如何发展，艰苦环境里怎样站住脚，这些话若只停留在当场，散会后便难以供更多人使用。
张爱萍也到了会场。此时他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曾经带过第九旅。会上请他介绍九旅的发展经验，他没有现成讲稿，便把自己经历过的情况当场讲出来。
李又兰随着发言记录，再把内容整理成稿。发言中的层次，需要在纸上重新理顺；能够保留的个人表达，也不必一概磨平。递到张爱萍手中的，因而是一份可以直接阅读的完整记录。
张爱萍读完后，开始留意负责记录的李又兰。吸引他的不只是一笔好字，还有这份稿子里体现出的理解力。一个人能不能听懂实际工作，往往就在取舍和整理之中显出来。
李又兰也从这次发言中认识了张爱萍。他面对突然交来的题目，仍能把事情讲清，讲的是自己怎样带兵、怎样把游击武装发展起来。两人的联系先落在了工作上，一份记录稿让他们有了继续交往的理由。
03
会议还没有结束，张爱萍已经想向李又兰请教速记。他习惯把遇到的事情写下来，也知道一份清楚的记录能省去多少反复解释的工夫。找到记录者，比单纯赞叹这份稿子更有用。
李又兰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无法接近的首长向她客气。速记是她学过、做熟的工作，怎样听，怎样记，怎样从简略符号还原成通顺文章，都有可以说清楚的方法。工作位置上的差别，并不妨碍她在这件事上成为教的人。
一次会议结束，李又兰找不到自己的露指手套，又返回会场寻找。冬天要长时间握笔，少了手套很不方便，她找过桌边和座位附近，仍没有找到，只好先回住处。
张爱萍后来把手套送了过来。接着谈到的还是速记，他确实想学，李又兰也愿意把自己掌握的方法告诉他。原本一次递交记录的工作关系，有了会场之外的往来。
两人接触多起来，谈到各自经历，才发现早已见过。四年前武汉办事处接待那群要去延安的青年时，张爱萍就是当时的值班参谋。
当年谁也没有预料到，匆忙见过的一面会在苏北接续。李又兰已经能够独立承担机关工作，张爱萍也从办事处走到了敌后战场。他们不用把旧事说得多么传奇，熟悉感便从共同经历里生出来了。
张爱萍爱摄影，也喜欢诗词，眼前的人和正在经历的生活，都会成为他想留下的东西。他为李又兰拍照，来往中渐渐把原先只围绕工作的谈话，扩展到两个人都愿意分享的日常。
李又兰对张爱萍的了解，也不再停在那次发言上。张爱萍有锋芒，遇事愿意讲清自己的看法；与她相处时，又肯把时间用在学习、交谈和倾听上。她开始把面前这个人，同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
会议将要结束，各人都得回到自己的岗位。分别前，张爱萍把一把带鞘的匕首和一个小银圈送给李又兰；李又兰回赠了自己抄写的会议报告，还有一个黑色封皮的记录夹。
张爱萍回第三师，李又兰回华中党校，带着礼物，也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两地并非远到无法往来，见面却不再像开会时方便，沿途道路和战事仍会影响行程。
张爱萍在能够抽出时间的时候去看她，也把信送往她工作的地方。军中生活聚少离多，写信便成了没有见面时继续说话的办法。纸张到达对方手里，关系才能往前走。
奇怪的是，信送出去，一封封都没有回音。张爱萍不知道李又兰究竟怎样想，李又兰则一直没有见到那些信。两个人之间的空白，不能简单解释成谁在故意冷落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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