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5日，福建厦门前线某师驻地，开国少将、人民解放军第31军副军长李发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地图摊在桌上，参会干部全副武装，门外的警卫也保持着高度戒备。谁也没有想到，危险并非来自海上的炮火，而是藏在身边。
当时的厦门，仍处于前沿阵地。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不时以炮火袭扰大陆，飞机也曾参与侦察和轰炸，部队训练、巡逻、战备几乎没有间断。李发此次到基层检查工作，正是要了解防务部署和官兵训练情况。
会议进行到一半，李发站在地图前，正指示重点防区。突然，一名警卫员起身，从近处拔枪射击。枪声连续响起，李发身中数弹，当场倒下。凶手随即撞开窗户，按照事先踩好的路线逃离临时驻地。
现场顿时大乱。有人立即封锁出口，有人抢救伤员，参会人员则迅速检查周边情况。临时驻地的警戒力量毕竟不如军部严密，凶手对地形和道路十分熟悉，一度逃出了追捕范围。
这名警卫员叫吴亮。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战场上负伤，李发见他年纪小，特意安排救治，后来又把他留在身边工作。多年的相处，使吴亮获得了李发的信任。也正因为如此，这起案件带来的震动格外强烈。
三天后，吴亮在厦门沿海一处礁石附近被抓获。审讯表明，他并非普通士兵，而是早年潜入部队的敌方潜伏人员。长期的军旅生活没有改变其真实立场，在与台湾方面的特务组织取得联系后，他接受命令，伺机实施刺杀。
李发被送往福建军区医院后，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但由于枪伤距离过近，伤势过重，最终医治无效，牺牲时年仅44岁。据当时人员回忆，他倒下时仍紧握着那支指向地图的钢笔。这个细节，后来一直被战友们提起。
案件上报后，军队保卫机关和地方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吴亮供出了部分联络人员，相关人员随后被陆续抓获并依法惩处。对于刚刚建立不久、又处在海防前线的人民政权而言，这不仅是一起刺杀案，也是一次对保卫工作和内部审查的严峻考验。
李发原名李友忠，安徽六安人。幼年父母早亡，曾给人做雇工，饱尝生活艰辛。红军来到家乡后，他报名参军，从基层战士做起，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打仗勇敢，遇事善于判断，是他早年留给战友的印象。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敌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曾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副总队长，后又担任山东纵队有关部队的指挥职务。面对日伪军频繁“扫荡”，他组织部队机动作战，依托群众建立根据地，逐步形成了较强的战场指挥能力。
有意思的是，李发并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他重视整训，也重视部队与地方的关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时，他参与反“扫荡”作战，配合兄弟部队粉碎日军对沂蒙山区的大规模进攻。战斗中，他先后九次负伤，却始终没有离开一线太久。
解放战争期间，李发先后担任渤海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参与多次重要战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福建前线负责部队建设，抓训练、修工事、建道路，也组织官兵参加生产劳动。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李发的妻子迟玉华，同样是一名经历过战火考验的革命者。她后来改名张桂淑，1922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38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做过宣传员、干事，也参加过胶东地区多次战斗和反“扫荡”行动，两次负重伤。
1942年，迟玉华与李发结为夫妻。1943年，他们的儿子出生。那时的夫妻二人长期分处不同岗位，聚少离多，家庭生活被战争切割得支离破碎。1945年，迟玉华因伤病复发，在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去世，年仅23岁，留下年幼的孩子。
由于后来墓地所在区域进行开荒造田，迟玉华原先的安葬地点难以查找，遗骸也未能保存。李发遇害后，部队在厦门东南山坡为他立碑，并在墓旁刻下妻子的姓名和事迹，以这种方式完成迟来的合葬。
墓碑记载着两人的军旅经历，也留下了儿子李东生的名字。一个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病逝，一个在海防前线的会议桌旁遇刺身亡，他们没有共同走到晚年，却最终并列于同一方山坡。碑文上的字迹经风雨侵蚀，仍能辨认：“李发同志革命二十八年如一日，为人民解放事业竭尽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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