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下旬，赣江西岸，陈赓、周希汉面对一场看似难得的胜仗，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不解的决定：停止追击，立即撤回东岸。此时，白崇禧调来的9个师正在后撤，解放军已经俘虏数百人，并缴获了一批火炮，战场形势明显有利。
按常理说，敌军一乱，正是扩大战果的时候。兵团指挥部里，不少人主张乘胜追赶，争取把白崇禧的部队打得更狠一些。周希汉也报告说，敌人已经动摇，部队正在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陈赓却没有顺势下令。他拿起电话，语气十分严厉：“立即停止追击，撤回赣江东岸，拂晓前，西岸不能留下部队。”命令传到前线，许多人心里都犯嘀咕：敌人明明在退，为什么反而要往回走？
关键不在眼前的战果，而在身后的渡口。
周希汉率第13军两个师渡过赣江后，部队实际上已经深入敌军控制区域。白崇禧发现这一情况，马上调集9个师围拢过来。人数看上去很多，但赣江沿岸地形狭窄，敌军无法把9个师同时展开，正面能投入的兵力有限，因此解放军两个师仍然能够稳住阵脚。
陈赓判断，白崇禧真正想要的并不是立刻强攻，而是故意后撤，引诱解放军拉长队形。只要第13军继续向南追，敌军便可能分兵切断渡口。到那时，西岸部队与东岸主力隔江相望，支援无法及时展开，两个师就可能被围在敌后。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擅长的正是这种借退为进、诱敌深入的打法。他不一定急于在正面硬碰硬，却很重视调动对手，让对手在追击中暴露弱点。陈赓没有被眼前的溃退牵着走，而是先看渡口，再看退路，最终选择放弃一时的战果。
这份谨慎，与一年前的一次教训有关。
1948年5月，中原战场上，陈赓指挥部队准备围歼张轸兵团。解放军已经完成部署，张轸部一度向东运动，似乎正朝着预定方向靠近。可是，张轸通过侦察察觉到异常，随即设法摸清了中原野战军的意图。
张轸没有直接撤退，而是制造继续东进的假象。他一面通过公开电台传递迷惑性消息，一面秘密与白崇禧沟通，准备回撤南阳。白崇禧同样十分警觉，双方都清楚电台可能被监听，于是故意真假交错，使解放军误判敌情。
1948年5月31日，张轸兵团突然西返，原本准备实施的围歼未能完成。这个结果让陈赓受到批评，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场上，敌人败退未必是真败，电台里的消息未必是真话，甚至越是顺利的追击，越可能隐藏着新的危险。
因此，赣江边的那道命令，并不是胆怯，更不是错失战机，而是对敌我态势的重新计算。陈赓明白，第13军此时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多俘虏多少人，而是保住渡口，保持与主力的联系。
这也关系到整个湘赣地区的作战安排。1949年5月，武汉解放军政权控制局面逐步扩大后，白崇禧率部南撤，企图依托湖南、江西的山地和交通线保存实力。第四野战军和陈赓兵团承担了压迫、牵制与追击任务，但各路部队尚未完全集中，粮食、疾病和气候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白崇禧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不轻易把主力摆在解放军面前决战，而是不断后撤、转移，等待解放军之间出现空隙。7月8日，解放军第15兵团向奉新、高安一带推进时，原计划打击的敌军已经提前撤离，随后各部转入追击，仍未能形成有效合围。
湘赣作战歼敌数量不多，暴露出一个问题：面对熟悉南方地形、机动能力较强的对手，单靠局部穿插和快速追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要压缩白崇禧的活动空间，必须把作战范围拉大，从两翼实施迂回，切断其通往两广和西南的退路。
值得一提的是，陈赓在1949年6月4日的日记中，已经提出集中二野、四野兵力，从两翼进军、截断敌军退路的设想。7月16日、17日，中央相继作出相关部署，战略思路与陈赓此前的判断相互呼应。
所以，赣江边的撤退命令，表面看是放弃追击，实质上却是避免重蹈覆辙。战场上的胜负，有时不在于追上了多少敌人，而在于能不能看穿敌人为什么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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