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广州，薄一波在检查“三反”“五反”及干部工作时，反复听到一个名字：叶剑英。有人认为，广东部分干部任用失当，背后有叶剑英撑腰；也有人替叶剑英解释，认为这是特殊环境下的权宜安排。
争议并不只在几个人的升降上，而在一个刚刚接管不久的省份，究竟该怎样使用干部。广东既有南下干部，也有长期坚持地方斗争的本地力量，两套班子在经历、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差异明显，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隔阂。
陶铸的担忧，正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他认为，叶剑英在安排干部时对本地人员有所照顾，容易形成封闭的小圈子。这样的做法一旦延续，便可能削弱中央政策的统一执行，因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工作意见。
当时的干部任用，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权能否稳住，也关系到旧有社会秩序能否顺利改造。陶铸看见的是制度风险，叶剑英考虑的则是广东现实。两种出发点不同，冲突自然难以避免。
广东的情况确实特殊。珠江三角洲经济较活跃，沿海交通便利，社会关系复杂；粤东、粤西不少地区又长期处于武装斗争环境之中。熟悉本地人情和乡情的干部，在清理旧势力、恢复基层秩序方面，往往比外来干部更容易打开局面。
但本地干部也有局限。有些人缺少正规政权工作经验，习惯于战争年代的直接做法，处理经济事务和群众关系时容易简单化。南下干部熟悉新政权的制度建设，却未必了解广东各地的具体情况。
叶剑英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副复杂棋局。若一味依赖南下干部，地方工作可能出现脱节；若过分倚重本地干部，又容易被怀疑为任人唯亲。用谁不用谁，表面看是职位安排，实际牵动着整个广东的治理方式。
叶剑英并非广东本地人，他的革命经历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把地域关系放在党的原则之上。早在长征时期，他就长期承担参谋和组织工作，见过队伍在危急关头因判断失误而付出代价，也清楚干部问题不能只看出身。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在革命年代留下的一个鲜明特点，正是善于在不同力量之间寻找平衡。他重视纪律，却不迷信形式；看重干部的政治表现，也注意实际能力。到了广东，这种工作习惯被带进了干部安排之中。
薄一波对叶剑英的了解，并非始于这场争论。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在延安有过接触。叶剑英当时负责军队和统战方面的重要工作，谈吐温和，处理问题却十分干练。薄一波后来担任地方和中央的重要职务，对这类干部的行事方式并不陌生。
因此，在听到广东方面的集中批评后，薄一波没有立即接受结论。他没有只看会议上的意见，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具体任用结果上：被使用的本地干部是否确有能力，南下干部是否被排斥，重要岗位是否出现明显的地域倾向。
调查之后，情况比传言复杂。叶剑英确实较多使用了熟悉本地情况的干部，但这种安排有现实依据；与此同时，一批南下干部也被放在了相应岗位，并没有因为不是广东人就被全面排除。所谓“只用本地人”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薄一波曾明确表示：“有问题可以查，但不能没有根据地下结论。”这句话的分量，正在于它没有替任何人遮掩，而是要求把工作失误、用人特点和政治立场区分开来。
他向中央汇报时，重点并不是说叶剑英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而是指出，干部使用上的地方性考虑，不能直接等同于地方主义。若把一切不同意见都归结为派系问题，反而可能使干部不敢承担责任，地方工作也会陷入僵局。
中央随后对广东干部问题作出调整和说明，要求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能用者用，有过者改，不能因为地域出身一概否定，也不能以熟悉地方为理由绕开组织原则。
这场争论没有停留在个人名誉上。它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普遍难题：战争年代形成的干部体系，如何转入经济建设和地方治理；不同来源的干部，如何在同一套制度下重新组合。
1984年，薄一波探望病中的叶剑英时，两人曾谈到早年的广东往事。那场争论过去多年，叶剑英仍记得薄一波当年的调查和辩护。对他们而言，真正需要守住的并不是一句评价，而是处理干部问题时那条不能混淆事实、不能轻下结论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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