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城楼附近，开国上将苏振华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牵着孩子，身后还跟着几个年幼的儿女。别人抬头看烟火，他却不时回头清点人数，生怕哪个孩子走散。

王光美看到这一幕，赶忙上前帮他接过孩子，感叹道：“老苏，你一个人照看这么多孩子，实在不容易。”

苏振华只是笑了笑：“没办法，家里总得有人管。”

这件事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劝苏振华，既然婚姻已经结束，不妨再找一位合适的伴侣。话说得平实，却点中了这位将军当时最难面对的处境：战场上的事可以咬牙扛住，七个孩子的吃穿、教育和成长，却不是一个人轻易承担得起的。

苏振华原名苏七生，191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少年时期，他家境贫寒，性格沉默，乡亲们甚至给他起了“七结子”的外号。1926年，平江地区革命运动兴起，他接触到进步思想，性格逐渐开朗，也开始参加少年组织。

那时的苏振华还很年轻，曾找到彭德怀要求参加红军。彭德怀见他个子不高，便劝他说：“等长大些再来。”

苏振华没有因此放弃。1929年，他参加地方武装，随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正式进入红军队伍。彭德怀再次见到他时，已经认不出这个少年。听说他就是当年的孩子，便为他改名“苏振华”。

参加革命前，苏振华遵从母亲的安排成婚。那段婚姻带有浓厚的传统家庭色彩，他与余姣凤相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便离家参军。后来，余姣凤生下儿子苏桂璋，独自照料婆婆和孩子，长期躲避搜捕，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损耗，最终早早离世。

多年以后，苏振华才得知这个消息。两人相处短暂，但这段婚姻始终是他心里的亏欠。战争年代，许多家庭并非因为感情破裂而分开，而是被环境硬生生撕扯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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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苏振华在延安军政大学任职。一次组织学员上山背煤，他注意到女学员孟玮体力不支，便替她分担了一部分重量。相处日久，两人产生感情，经罗瑞卿介绍后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岁月。194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1944年，孟玮在行军途中早产，孩子出生后身体虚弱，连抬头都十分困难。夫妻俩没有放弃，用小米糊一点点把孩子喂大。

1949年贵州解放后，苏振华担任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家庭生活才稍稍稳定。他把前一段婚姻留下的儿子接到身边，此时家中已经有七个孩子，照料压力陡然增加。

问题也在繁忙生活中逐渐暴露。苏振华常常工作到深夜，孟玮既要照顾孩子，又难以继续参加工作，长期压抑和疲惫使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1954年，苏振华调往北京担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夫妻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孟玮曾提出离婚。苏振华劝她：“我们有这么多孩子，能不能再想一想？”

但婚姻中的裂痕，并不是一句劝说就能弥合。1957年，孟玮留下离婚报告，搬出家庭。苏振华拖了很久，确认她不会回头后，才在报告上签字。

离婚之后，他真正成了七个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将军的身份没有让家务变得简单，孩子生病、上学、吃饭，样样都要操心。毛泽东的劝告，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不久，苏振华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员陆迪伦相识。陆迪伦比他年轻二十多年，出身于革命家庭，参加工作后长期从事文艺活动。苏振华没有隐瞒自己的经历，把两段婚姻和七个孩子都告诉了她。

陆迪伦明白，这不是一段轻松的婚姻。她面对的，不只是年龄差距，还有七个对继母充满戒备的孩子。1960年，两人结婚后，孩子们一度故意为难她，有人挡在楼梯口，也有人把喜糖盒摔在地上。

陆迪伦没有争吵，只是默默照料孩子。生活拮据时，大女儿想学手风琴，夫妻俩仍想办法满足她，陆迪伦还请同事教孩子练习。时间久了，孩子们逐渐发现，这位继母并不是来取代谁，而是真心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1961年，陆迪伦生下两个儿子。年幼的孩子成了全家共同疼爱的对象，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慢慢融洽起来。这个重组家庭，终于从彼此防备，走到了相互扶持。

1979年2月，苏振华在工作岗位上病逝。陆迪伦没有提出特殊要求，只希望整理丈夫一生的革命经历。此后，她花费多年搜集资料，参与编写苏振华传记。

苏振华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存款约两千元。陆迪伦将其分成十份，九个孩子各一份，另一份留给苏振华长期照料的哥哥。苏桂璋只取走父亲用过的两支铅笔头，作为留给孩子的纪念，其余财物没有索取。

2008年，陆迪伦患病，苏家的孩子们轮流照顾她。2012年2月她去世时，所有孩子赶回北京送行。那十份存折，始终没有人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