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前三个月，即1934年7月，为了推动“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钳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中共中央决定，由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7月6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10月到达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奉命合编成红十军团，继续北上抗日。
1935年1月下旬，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大于红军十倍的国民党军堵截包围，战斗失利，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捕后遭杀害。
突围部队600多人，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按照中央指示，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王永瑞为参谋长，黄富武为政治部主任，姚阿宝为政治特派员。
部队编为3个支队和1个警卫班（后扩编为5个纵队15个支队）。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打击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行动。
为了迷惑敌人，挺进师先是西走，后突东返，继而南往，至3月下旬，向北挺进，翻过仙霞岭，进入浙西南。几个月时间，在龙泉、庆元、景宁、泰顺等十几个县内开展了游击战争。
6月5日，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在松阳小吉举行会议，决定派第一纵队向浙东挺进，到永康、缙云、仙居、东阳等县活动，并组成,以刘达云为书记，许信昆为副书记，王永瑞、范连辉、王屏为委员的行动委员会。
6月下旬，挺进师第一纵队，穿过永康，进入缙云，逼近仙居，逐渐向台州挺进。
国民党当局委任宣铁吾为浙江保安处长，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蒋介石亲自下令，把“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从福建的南平迁到浦城，后又迁入浙江江山。
8月上中旬，又从福建、江西调兵进入浙江，并制订了“以各边区大部对付粟、刘”的“清剿”计划，限令在10月15日前将挺进师全部“肃清”。
针对敌人的行动，挺进师政委会于9月19日举行上田会议，决定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二、五两纵队留在浙西南，配合地方武装，开展自卫战争；师部及三纵队南下闽浙边与第四纵队联系；第一纵队向北挺进，到大盘山一带活动，配合师主力牵制敌人，借以保卫浙西南游击基地。
11月初，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专门作出决议，设立“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委王明达为“绥靖专员”（此人于1936年6月29日保安队兵变时被自己部下打死，专员一职由仙居县长刘风兼代），从临海、海门等地调兵进剿大盘山。
挺进师则运用昼伏夜出、远程奔袭、反道而行、敌集我散、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化装巧取、突然袭击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进仙居、三过天台、横穿临海，多次绕过新昌、东阳，活动在大盘山、括苍山、天台山之间，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追击“清剿”。
1935年9月红军第一次进天台时，在一天时间内，从方前乡入境，经过街头镇，穿过天台西区，绕过天台城，跨上金鸡岭，行程100多华里，到天台山上的塔头寺住宿，第二天又离开天台。红军的远程奔袭，突然入境，神速穿过，立即离开，群众说它是“天兵神将”，国民党天台当局被搞得晕头转向。
第二次进天台是10月23日。上午十时，红军突然进入街头镇，未放一枪，收拾了当地国民党驻军保安队的哨兵，缴了全部枪械，没收了大地主曹六妹、曹九妹两家的财产，当场分给群众，吓得敌区长赤脚逃跑。
红军夜宿客溪里，第二天一早翻过牛弓岭，进入三州乡。捉住敌乡长和一个保长。当保长儿子跑去报告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卫团，拔队追击红军赶到梅枝岭时，红军居高临下，还击了几枪，吓得敌人抱头鼠窜，跌碰自伤，狼狈逃跑。
红军在市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并没收地主家财产分给群众。当地反动当局命令保卫团追击红军，红军在行军途中，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敌警长和巡官，又绕道进入天台县境。
1935年12月中旬，红军穿过永嘉、黄岩边境进入仙居，越过括苍山，进入临海县城西阵车村。在临海境内，活动两天两夜，经过城西、双港两个区的近20个村庄，一路上，写大幅标语，同群众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
挺进师第一纵队进军浙东，除了打击反动势力、牵制敌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外，还计划找到当地党组织，建立游击根据地。
但是，当时的台州，白色恐怖异常严重，1935年5月，国民党把浙江省划为九个保安区，在临海设立了保安司令部，除了增加正规部队外，还到处组织地主武装——保卫团和保卫队。
在乡村里，推行“联保”“联乡”制度，实行严密的反动控制，台州的共产党处于绝对隐蔽状态，无法开展活动。
1935年9月，共产党员王德恒，接受上级组织交给的任务，从上海回到家乡天台县溪头王村，联系当地党员，准备建立地下组织，迎接红军。但他回家不到十天，就被国民党天台当局发现，天台县长赵见微亲自带兵抓捕，王不得不离开天台。半个月后，红军才到达溪头王村，没有接上关系。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台州的二师，主力已经失败，余部在海上活动，而挺进师一纵队主要在山区活动。山海相隔，互不了解，也没有接上关系。
挺进师第一纵队进入浙东时，还不到一百人，在强敌区域内不停地游击穿插，给养可以在打土豪中解决，武器在缴获中增添，战士伤亡却没法得到补充，因此队伍越来越小。
1935年11月下旬，纵队长王屏和政治委员杨金山，在战斗中前后牺牲，部分战士失散在深山密林中。由于流动不定，交通不便，一度与师部失去联系。
1936年1月中旬，为了解决军需，红军战士与当地群众一起，组成一支临时游击小队，冒着大雪翻山越岭，赶到离仙居县城只二十里路的官路桥北岙坑，打击大地主、乡长王宇清，抓来他两个儿子为人质，换取银洋。
王宇清一面派人与红军“接洽”，有意拖延时间，一面暗地向国民党政府报告。国民党“大盘山绥靖专员”调集缙云、永康、东阳、仙居四县保安队及地方民团，对八保山、央田地区实行全面“清剿”。
挺进师得到消息后，事先转移到缙云、永康边境的黄弄坑、金竹降等地，与红十三军第三团余部联合起来，又开展游击活动，到3月间；还成立了中共浙东南特委，刘达云任书记，辖永康、缙云、东阳、仙居、天台及永嘉、青田的瓯江以北地区。
红军挺进师在台州，打击反动势力，爱护贫民百姓，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在台州人民心中播下革命种子。
红军第二次进天台街头镇时，缴了保安队的枪，分掉大地主家财，当红军到商店里买毛巾、跑鞋时，店主人还以为他要“白拿”，不敢收钱。红军战士解释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打击的是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军队，要没收的是从劳动人民头上剥削来的地主家财产；对于正当的买卖，一根针也不能白拿。
店主人听了解释，眼看事实，手接货款，心里惊讶：“呀！被国民党政府说成‘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军队，原来是这样的。”
红军过后，国民党军队来了，街头镇公所派人敲锣，叫老百姓一起去追击红军，当地群众许春岳只说了句“听到敲锣就难过”的话，被定为“吃共产党水”的罪名，第二天被枪杀在村边。
劳动人民的血渗染着劳动人民的心。红军在临海里后坑村住宿时，睡在群众屋檐下，不进群众住家；向群众买米、买柴、买菜、买鸡蛋，都付足钱，有的比当时市价还高一些。第二天，红军走了，国民党追击红军的部队进了村，抓人审问、苛鸡打狗，穿门闯户，白拿东西，搞得鸡犬不宁。
“同是中国人的军队，对待群众完全两个样。”群众在比较中心里萌发了“希望”，希望红军早日打回来，打倒那些害民的军队。
红军在日夜兼程的行军途中，饥极、渴极时，也曾挖过群众地里的蕃薯，拔过群众田里的萝卜，但都在蕃薯、萝卜孔边放上铜板。
群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军队，开始时不知道这是什么部队，后来从“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口中得知，这是共产党军队。于是人们把红军的美德，作为新闻，到处传扬。
红军处处爱人民，人民民处处爱红军。红军在天台县大屋基村住宿后刚离开，国民党天台县长赵见微带兵来追剿，进村后向群众追问红军的去向。王天友和他父亲两人为了保护红军，儿子抄小路赶上红军通报消息，父亲故意给赵见微指向另一个方向，使他们“追剿”落空。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大盘山绥靖专员”调部队“清剿”，李炳贵的妻子张小娇被抓。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追问红军去向，张小娇不畏强暴，坚贞不屈，不向敌人透露半点消息，最后被敌人枪杀。张小娇为保护红军献出了生命。
台州人民永远忘不了红军的英雄业迹，也忘不了同红军一起战斗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革命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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