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庆这个名字前面，经常被冠以“最牛县长”四个字。
县长是他在绩溪挂职时的身份，干了三年，当地百姓送过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几个大字。
挂职结束之后，他回安徽大学继续当教授，按理说“县长”这一段就该翻过去了。
但何家庆没有翻过去。
他后来的经历，绑架、吃猪食、在西南山区流浪三万公里，都和“县长”这个身份留下的问题有关。
绩溪那三年，何家庆骑自行车或者步行，跑遍了全县二十三个乡，采集了一千五百多件植物标本，写出十五万字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
而真正让他找到方向的是一场魔芋试验。
他自费从湖北引进芋种，在全县31个点试种，500亩魔芋丰收之后，收益超过400万元。
魔芋这种东西耐瘠薄，山区阴湿的环境正合适，技术门槛也不高。
何家庆在绩溪看到的是一种作物，一套可以教给农民的操作方法，就能让一个村的收入发生变化。
1992年他离任回合肥，但魔芋这件事并没有跟着结束。
中国三分之二的贫困县集中在西南山区，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比绩溪更适合魔芋，但种植方式落后，产量上不去。
何家庆手里有一本自己写的《魔芋栽培技术》，他知道这东西管用，问题是怎么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的农民手里。
1998年2月，他动身了。
走之前给女儿何禾留了一封信，信里写到：“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
何家庆带的东西不多，十几年攒下的27000多元钱，一张学校介绍信，一份刊登了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困县名单的报纸，还有一只不太听得清声音的耳朵和一身病痛。
他没有告诉单位自己要消失多久，也没有沿途政府接待的安排。他坐车到能坐车的地方，然后走步行。
305天，8个省区，108个县，426个村寨，31600公里，其中靠两条腿走的，有4000公里左右。
在贵州雷公山和广西的山村里，他两次夜宿山洞，被毒蛇咬伤，腿肿了二十多天抬不起来，幸亏自己懂中草药才没有把命丢在山里。
在广西百色的一片林子里，他遇到一群飞鼠，被啄咬得浑身是伤。
他坐过的一辆中巴被洪水困住，他从车窗爬出来不到十分钟，车被冲走，车上二十七个人全部遇难。
整个西南之行，何家庆遭遇十七次车祸，被抢劫两次，还被绑架到深山里砸了一天矿石。
钱花光之后，他靠乞讨撑了两个月。饥饿到没有办法的时候，靠吃猪食充饥。
这些遭遇不是他主动去找的，是他选择的那种走法必然要面对的东西。
一个带着介绍信的人，如果按部就班地找当地部门安排，日子会好过得多。
但他路上遇到的一些干部，听到“扶贫”两个字，连眼皮都不愿意抬。
他后来在一份材料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大小官员不理解、不接受，百姓因干部的阻隔失去了学习技术的机会。
他改变不了别人的态度，只能改变自己的路线，绕开那些不愿意开门的人，直接走到芋农的田里去。
真正支撑他走完这三百多天的，不是“县长”的旧身份，也不是任何外在的差事。
他在路上办了两百六十二次培训班，受训的芋农超过两万人，指导了五十七家魔芋加工企业。
在重庆酉阳一个乡，他发着高烧，农民陈远长把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杀了煨汤给他喝。烧退了之后他执意要走，一位老奶奶把孙子拉过来，说“好人啊，你对山里人有大恩，让孩子给你磕个头”。
何家庆回到家的时候，体重只剩四十公斤。
后来，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意思相近的话：“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是教师，必须这样做”。
这句话放在他身上，不是一句姿态。
他没有官职可倚仗，没有经费可支配，身体也在走下坡路。
他唯一能拿出来的东西，就是自己懂魔芋，而且愿意走到田埂上去讲。
2019年7月，七十岁的何家庆在安徽潜山调研栝楼产业的时候晕倒在路上，随后被查出结肠癌晚期。
栝楼是他退休之后的另一个念想，他觉得这种植物皮、仁、络都能入药，山区种它有市场。
于是又像当年跑魔芋一样，自费跑了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好几个省，看种植情况，教农民怎么晾晒、怎么炮制。
病床上，他让家人录了一段视频，说全身器官只有眼角膜可以捐，要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2019年10月19日，何家庆去世，眼角膜取出来的时候透明度很好，后来移植给了两名少年。
何家庆留下的遗书里，有一句比“县长”和“教授”都更接近他本人：“因为我是教师，当为人民服务”。
教师这个身份，意味着他相信一件事：知识放在自己手里，只是一本书；走到农民的地里，教会他们怎么种、怎么管、怎么卖，才算是把知识用完了。
从绩溪到西南，从魔芋到栝楼，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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