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春，辽东抚顺以东，明军统帅杨镐面对四路大军，试图用一场决战解决后金问题。出兵前，有人提醒：“辽东天寒，粮道又远，是否再等一等？”杨镐却只能回答：“朝廷催得急，军饷也等不起了。”
这场战役的结局，很多人只记住了“明军惨败”。但若把宁夏之役、朝鲜战争、播州之役与萨尔浒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种战争。前面三战，明军是在不同条件下各个击破；萨尔浒却是一次准备不足的远征，而且对手已经成长为一支善于集中兵力、熟悉辽东地形的军队。
万历三大征之所以能够取胜，离不开明朝当时仍然存在的军事底子。宁夏之役发生在1592年，叛将哱拜据城固守，董一元、麻贵等部进攻受阻。明军后来采取筑垒、围困和引水灌城等办法，经过较长时间才攻克城池。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宁夏并不是靠一次猛攻拿下的，而是依靠后勤、工程和持续施压。明军的优势，体现为能够调动各地资源，组织大规模围城作战。这样的对手，和后来在辽东野战中快速机动的后金军，并不相同。
朝鲜战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明军人少却打败日军”。1592年日军入侵朝鲜后，明军最初派出祖承训部救援，因准备不足而失利。随后，李如松率军入朝，经过集结和侦察，于1593年攻克平壤，迫使日军退却。
平壤之战的胜利，既有明军火器、骑兵和攻城能力的作用，也有日军兵力分散、补给线过长等因素。碧蹄馆一战中，明军曾陷入险境，并非一路横扫。战事最后转入谈判，双方长期拉锯，直到1597年日军再次北进，明军与朝鲜军队才继续作战。
播州之役则发生在1599年至1600年，杨应龙据播州起兵，明军调集多省兵力，从四川、湖广、贵州等方向推进。叛军控制的是山地城寨，明军却拥有更完整的组织体系和持续补给，经过分进合击，最终攻破海龙囤。此战说明，明军擅长的是有计划的区域作战，而不是毫无准备地在辽东平原上与强敌决战。
更不能忽略将领因素。李如松在宁夏和朝鲜战场都表现出较强的临机判断能力，麻贵也长期在边疆作战。名将的作用，不只是敢打，更在于能够判断何时进攻、何时停顿，以及如何让不同兵种相互配合。
遗憾的是，李如松于1598年战死，万历三大征结束后，明军的统帅层出现了明显断档。到了萨尔浒，杨镐虽有边务经验，却缺少李如松那样的战场威望和统合能力。更棘手的是，四路出兵的方案本身就把风险放大了。
明军原计划由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等部从不同方向推进，形成合围。这个设想看起来周密，实际却要求各军在山地、严寒和通信困难的条件下保持同步。只要其中一路受阻，其他各路就可能暴露在后金军面前。
努尔哈赤很快抓住了这个弱点。后金军没有平均分兵，而是集中主力，利用道路和时间差，先后攻击明军各部。杜松部在萨尔浒附近遭到围攻，马林部在尚间崖方向失利，刘綎部深入后被击破，李如柏部则撤回。明军名义上兵力不少，真正交战时却始终难以形成合力。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萨尔浒之战发生在1619年，正值辽东严冬。明军从各地抽调而来，许多士卒并不适应当地气候，粮秣、火器和马匹也受到运输条件限制。后金军则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熟悉山川道路，能够迅速集中骑兵发动突袭。
朝廷并非不知道粮饷紧张。问题在于，明军已经无法像三大征时期那样从容调集资源。宁夏、朝鲜和播州接连消耗了大量银粮，尤其朝鲜战场路途遥远，持续多年；播州又动员多省军队。战争没有立刻拖垮明朝，却不断削弱了它进行下一场大战的能力。
因此，萨尔浒的失败不能只归咎于杨镐一个人，也不能简单说成明军战斗力突然崩溃。它更像是多种问题同时爆发：主帅能力不足，作战计划冒进，军情泄露，四路兵力彼此脱节，后勤准备不充分，而后金军已经学会了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
三大征打赢的，是明朝尚能调动全国资源时的战争；萨尔浒输掉的，则是一个财政紧张、将领断层、军制僵化的帝国，在错误时机发动的一场决战。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恰恰共同揭出了明军由盛转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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