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0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一面五星红旗、一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同时被升起,而米字旗则被降下了。与此同时,驻港部队接替了防务工作,谭善爱中校所说的“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任”成为了交接现场最难忘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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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交接并不是在快要回来的时候才突然发生的。它背后是百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中英两国从1982年开始进行的长达两年多的一场艰苦斗争。翻开撒切尔夫人所著的《唐宁街岁月》这本书可以看见英国方面当年不愿意轻易放弃的想法,也可以看见实际的力量对于谈判所产生的影响。

香港问题起源于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8月29日,清朝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给了英国。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也包括了九龙的内容,而到了1898年的时候,英国就获得了对新界的租借权。把几个条约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出以后香港地区所受到的殖民统治的情况了。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谈判所面对的是不同于清朝时期的强弱悬殊的局面。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两天之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她同中方进行了会谈,中方表明态度说主权问题是不能商量的了,1997年要把香港岛、九龙以及新界的土地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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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一出就触及到谈判的核心问题。英国方面本打算用原有的条约来保持现有的局面,但是中国方面不同意把香港的不同部分分开来处理。主权与管治权可以分开讨论吗?这就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

根据英国政府后来解密的相关文件可知,在此之前英国方面就对香港的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关的评价认为驻港英军无法抵抗解放军,一旦开战的话,香港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占领。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谈判桌上的唯一原因,但是也表明了英国方面也要考虑到军事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条约的文字来保持现状能行得通吗?

英国方面不愿意放开的原因也是出于经济以及战略方面的考虑。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了,汇丰银行、怡和公司、渣打银行、太古集团等英国企业在香港都有业务往来,并且香港还是金融、航运等方面的区域性中心。对于伦敦来说,这并不是可以随便丢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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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主权和管治权分离的想法,即表面上承认中国的主权存在,但是实际上的管理权仍然希望保持在英国手中。中方不同意该方案,并且提出香港回归之后可以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

这就是之后所实施的计划,也是谈判由僵局转为具体的方案的过程。中国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同时,香港原有的经济和社会运作方式也应当保持不变,并不一定会产生矛盾。困难之处在于怎样把原则写入条约之中,并且贯彻到规章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去。

中英双方共进行了22轮正式谈判和多场工作组会议,在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签订了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了有关文件。联合声明之后被送到联合国去注册,并且表示中国将会在1997年的7月1号的时候重新获得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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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制度上的准备工作。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2年彭定康就任最后一任港督之后,英国政府推行了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引起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争论,但是并没有影响到香港回归的大局。

回归并不是结束,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以及经济发展方面都要受到时间的考验。香港基本法中关于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的规定有什么意义呢?由于金融、贸易以及城市的信心都要求有稳定的预期,并不是仅仅依靠某个仪式来实现这一点。

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之后也实行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在此之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研究该制度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实施。从香港的角度来看,在2003年内地和香港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之后,就逐渐地推进了贸易、服务领域的合作,并且表明了回归之后的经济联系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条途径,在制度框架之内不断的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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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施行。2024年3月19日,香港立法会以全体一致的结果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要求的地方性立法工作。这两部法律先后出台,并且成为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部分的制度内容。

另外一组观测数据来自于经济状况。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2026年3月26日联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该报告里,香港被列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并且在亚太地区位居第一。关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的发展程度以及声誉方面的评价方面,香港都进入了前三名。

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香港预计会有3384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相比起去年底的时候增加了681个。这些机构一般是由富有的家庭来打理他们的财产,它们的数量的变化能够体现一部分财富管理的需求,但是并不能够单独地反映出整个经济的情况。金融中心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看人才、市场、制度以及与国际上的联系是否能持久下去。

从《南京条约》签订到1997年香港回归交接之间的时间长度为半个世纪以上。撒切尔回忆录中所记载的谈判记录,留下的只是英国方面当年是如何权衡利弊、考虑实际状况的;但是香港回归之后的发展情况却表明主权安排和经济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主要的就是要给历史遗留的问题做出清楚的解释,并且使城市能够在稳定制度预期之下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