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国安，今年七十六，加拿大籍，一九八六年出去的。

上个月我刚从国内回来，在多伦多家里办了个饭局，一桌老华侨。席间有人问我：“老沈，你这次回去怎么样？”我端着酒杯说了一句话，满桌子就安静了。

我说：“中国现在的日子，差不多相当于加拿大八十年代。”

当场就炸了。有人说我糊涂了，有人说我这是给国内唱赞歌，还有人说我在加拿大待不下去了。我笑着把酒喝完，说了一句：这话不是夸，也不是贬，是我实打实看出来的。

先说说我这个人，不然你们不知道我这话的分量。

我是上海人，一九七三年从复旦毕业，分配到一家仪表厂当技术员。一九八六年出去，那时候出国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不是不喜欢国内，是那年月，外头跟咱们的差距摆在眼前，摆在工资条上、摆在家电柜台上、摆在粮票布票上，你不服也不行。

我在加拿大干的第一份工，是在温哥华一家设备公司画图。头一个月工资，扣完税拿到手一千多加元，折成人民币，相当于我在国内干七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算了三遍，算完坐在床上，半天没动。

这种落差，你们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那一代出去的人，心里的那个“国内穷”，是刻进骨头里的。所以当我说出“相当于八十年代”这话，那些比我晚出去十年的人也愣了。

那你们可能奇怪：既然出去了，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因为我在加拿大住了三十八年，也回去了三十八趟。

我去的时候，多伦多到上海没有直飞，要转两次，路上三十多个小时。现在我上个月回来，十三个小时直飞落地浦东，出关刷护照，二十分钟。

就这么一件事，我每年回去，都比上一年更省事一点。

但我说“相当于八十年代”，不是单指机票。

先说吃。

八十年代我在国内的时候，单位食堂的肉是按份儿配的，逢年过节才能吃红烧肉。我在加拿大第一次进超市，站在那儿看了一整个货架的火腿，看了半天，我太太叫我，我才走。

这次回去，我住在弟弟家，上海闵行。早上去买菜，菜场里活鱼活虾、南方的青菜、北方的苹果、云南的菌子、智利的车厘子，一样不缺。我弟弟住在六楼，买菜不看价钱，只挑新鲜的。我去结账，一袋子菜，六十多块人民币。

我回来跟我太太说：六十多块。

我太太问：贵吗？

我说不贵，跟多伦多比便宜，但跟1986年比，那个时候这一袋菜，大概是半个月工资。

关键是现在的“便宜”，是不用算计的便宜。八十年代的菜场，也要挑，也要讲价，也要早上五点去排队抢。现在呢，我弟媳妇用手机下单，半小时送到门口。

再说住。

这个对比最明显。八十年代的上海，一家三代挤十几平方，谁的亲戚来借宿，晚上睡觉像摆棋子。我弟弟家在闵行，三室一厅，一百多平，他们两个老人住。他们说的是：这套房子我们现在住着都嫌大。

我八六年出去，不敢说这个话。我在温哥华的第一套房，是租的，一室一厅，住了五年。

这在加拿大是常态。你们总以为外国人都住大房子，不是的。加拿大普通人，五十岁前都在还房贷，房子不大，但你要说居住条件，多数人确实是独门独户。这个我认。

但中国的变化，是从“没有”到“有”，这个跨度，比加拿大六十年、一百年都陡。

一九八六年我出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口外头挤着送行的人，蹲在地上啃馒头。现在的浦东，我上个月排过关，后头是一对年轻小夫妻，两个人都提着行李箱，一个箱子贴着好几个国家的托运签，一问，小两口刚结完婚，自己去的欧洲。

他们用的是签证，用的是自己的钱。

这种事在八十年代，是干部出国的待遇，普通人做梦都不敢想。

可是话说回来，我为什么不用“超过”，而说“相当于”？

我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的感受是从三样东西上看出来的。

第一样，人的“慢”。

加拿大八十年代的生活，我最有体会。那个年代多伦多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五点一刻，城市照样热热闹闹。有工会，有保险，有社区活动，孩子在学校不用家长天天盯着。

我这次回去，别的不说，就看地铁站。清早六点半，年轻人在站台上跑，挤上车，一手扶栏一手看手机，好多人眼睛下面一片青黑。我弟弟的闺女，做互联网的，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到家，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交给老人，周末加班。我要说一句“你们太累了”，她笑笑，说：舅舅，这是命。

第二个不一样，是住房。

我住上海弟弟家，楼下那个小区，晚上十点以后，还有送外卖的在门口等着。加拿大八十年代的社区，晚上十点，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我那弟弟，七十了，平时自己一个人在家。他闺女两口子每天忙得像陀螺，孙女从学校回来是奶奶接，写完作业是奶奶看。弟弟、弟媳妇，两个人管一个家，管一个孩子，一天到晚。

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那时候单位有托儿所、有食堂、有卫生院，孩子放了学自己回家，路上有同学，街上有邻居，什么都不用大人操心。

第三个，就是看病。

八十年代中国的医院，钱少，药很少，但是便宜，挂号五毛，看病两毛，打个针几分钱。小病看得起，大病拖一拖也能顶。现在呢？我陪弟弟去医院做检查，挂号手机上抢，网上抢不到，现场排队。

好几十种检查的收费，看得我眼花。

我那天出来，在门诊大厅坐了一会儿。人山人海，排队的、等号的、送饭的、陪着输液的。

加拿大是这样的：看病慢，但要花钱的地方少，很多到了医院，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弟弟那天回头看见我坐着，以为我累了，说：“哥，别看了，跟我们一样，闹心。”

我说：“不闹心。我只是觉得，你们看病像打仗，我们看病像排队。”

他说：“哪个好？”

我说：“排队时间长了，但你们打仗的劲头，我服。”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八十年代的加拿大，中国人要追的不是“跑多快”，是“站多稳”。

我这一辈子，看过国内人拿粮票，也看过侄孙女拿电子医保。

八十年代的加拿大，有很好的社保、很好的劳资关系、很好的社区生活，但也有一堆慢病，一摊子没人管的药价，很多老人一辈子只能等，等去医院，等病房，等家庭医生。

我太太就是这样走的。她在加拿大住了二十多年，查出一个不小的病，从预约到确诊，用了四个多月；从确诊到手术，又等了三个多月。她走的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上，心里想的是——如果在上海，如果我弟弟的闺女那种“打仗”的劲头放在这儿……

这话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说了他们也不信。

去年我腿不好，在加拿大做了一个小手术，从预约到处理用了一周，效率不算低，出院以后我想到的却是国内的一个电话就能挂到号，一个APP就能查报告，一个家庭群就能凑起人。

这几年我回国的次数多了。我去年在虹桥附近住了一个月，早上去菜场，吃生煎，下午在小区里跟一帮老头下棋。小区里有个老头，姓顾，比我小两岁，退休前在仪表厂上班，跟我一个行当。

顾老头带我去他常去的社区食堂，一份饭、两个菜、一碗汤，十八块。吃得干干净净。他跟我说：我们这儿现在有社区养老，老人可以预约上门，每个月有免费体检。我说这挺好的。

顾老头笑了，说：你们国外不是更好？

我想了半天说了一句实话：各是各的好。

后来他问我在多伦多冬天怎么过，我跟他说了那边的户外滑冰道，说了社区图书馆，说了他这辈子没见过的那个安静。

他听完，第二天跟我要了照片。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件事：国与国之间，不是比谁强谁弱，是比谁在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忙、是挤、是房子贵；加拿大八十年代，要解决的问题，是慢、是等、是很多小地方没人管。这些问题，有些是新来的，有些是老毛病。

我说“相当于八十年代”，意思不是说中国还差四十年。恰恰相反，我说的是：中国今天过得的那种日子本身，就是加拿大八十年代自己人回忆里的“好日子”。

有一年，我带我儿子回国。他那时候三十多岁，在那边长大的，中文都不太利索。我带他去看上海外滩，他站在江边，看对岸的灯，说：爸爸，这个地方为什么看起来比多伦多还像未来？

我没回答。我带他去吃了他爷爷当年吃过的一家老面馆，那家店还在，拆了重建的，老板都换了，味道没变。我儿子吃完，说：爸爸，原来你小时候是这个味道。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

我们这代人出来，很多是奔着“过得更好”去的。如今回去了，我承认，那边曾经有的好，这边也慢慢长出来了；这边有的累，那边也在为别的事累。

我这次回来，是来给一个老同学送行的。他走了，在殡仪馆，来了二十几个人，都是校友。席上有人问我们：你们这些外头的，现在回来，还习惯吗？

我说：不习惯。但每次回去，都更习惯一点点。

这就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