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年前，我趁父亲熟睡，偷偷摘下他戴了三十多年的旧手表，拿去典当，换了一万二千块。
父亲醒来问我有没有见过，我摇头说没有。他看了我很久，什么也没说。
三年后我生意翻身，揣着钱去赎表。典当行的老板接过当票，没去取表，反而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推到我面前。
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是父亲的笔迹，落款日期是三年前。我当场愣住了。
腊月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站在县城老街的“恒信典当行”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已经被汗浸软的当票，攥了足有十分钟，没敢推门。
当票上的日期是三年前的腊月初六，当物一栏写着：上海牌手表一块，旧。当金：壹万贰仟元整。这是我这辈子签过的最丢人的一个字。
我叫周明，今年三十五岁，在省城开羊汤馆。三年前，这家店差点关门。
那年我头一回做生意，把全部积蓄和贷来的钱都压进了店面。开业不到半年，房东来催租，供货商堵在后厨门口要账，大厨说不发工资就撂挑子。腊月里，我手里的现钱不到三千，可年前必须凑齐一万五，凑不齐，店就保不住了。
我跟朋友借遍了，能开口的都开了口。妻子林婷那时刚怀上孩子，我不敢告诉她缺口有多大，只说过年回老家看看父亲，其实是躲出来想办法。
父亲周德海，那年六十七，在县城的铁路宿舍里一个人住。
他是修火车头的老钳工，一辈子话少，手上全是洗不净的黑油。母亲王淑兰走了十二年，妹妹周丽嫁到南方，一年回不来一趟。宿舍里只有一个煤炉，一张板床，一台二十一寸的老电视，还有他腕上那块表。
那是块上海牌的手表，表盘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表带换过三次。他吃饭戴着，干活戴着，连睡觉前洗脚都不肯摘，非要洗完了才放到枕边的小柜上。
我小时候问过他：“爸，这表这么旧，怎么不换一块新的？”
他低头看了看腕子，说：“你妈给的。”
就这三个字，再没有第二句。
那天晚上，父亲炖了一锅白菜豆腐，往我碗里夹了一块又一块的肉。他自己不吃肉，说牙口不好。我知道他的牙口好得很。
吃完饭，他把碗筷收进厨房，我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我坐在板床上，盯着床头小柜上那块表，表针滴答滴答地走，像是有人在我耳朵边数数。
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想得浑身发冷。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有时候明明白白知道一件事不对，**可脑子里那个算盘还是自己拨了起来。**我白天路过街口，看见一家典当行，招牌写着“老物件高价收”，我鬼使神差地进去问了一句。老板说，旧表只要是机械的、走字准，当个一万块不成问题。
一万块，加上我手里的，差不多就够了。
夜里十一点，父亲睡熟了，呼吸又沉又长。我从客屋摸黑走进他的房间，床头小柜上，那块表正安静地躺着，表盖朝上，在月光下泛着一点冷光。
我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再伸出去。
表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我借着月光看了一眼：“1985.5.1 淑兰赠”。
我的心咚咚地撞着胸口。我想，我就是借用一下。我年后就赎回来，他不会发现的。
我把表攥在手心里，那一块小小的铁，沉得像一块石头。
第二天一早，我没等父亲醒就出了门，直奔老街的典当行。老板五十多岁，姓何，戴着老花镜，拿放大镜凑到表盘上看了半天，又把表放到耳边听了一会儿，说：“成色一般，走得倒准。活当，三年期，一万二，月息百分之二。你愿意就签字。”
我愿意。我签了字，按了手印，接过一沓钱，揣进怀里，那沓钱烫得我胸口发疼。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父亲已经起来了。
他站在床边，一只手撑着小柜，另一只手在枕头底下摸索，嘴里念叨着：“表呢？我放这儿的……”
他回过头，看见我，问：“明儿，你看见我那块表没有？”
我的嗓子像被人掐住了，听见自己说：“没有，是不是掉床底下了？”
父亲愣了一下，蹲下去，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他六十七岁的人了，膝盖咔哒响了一声。他在床底下摸了半天，摸出一手的灰，什么也没有。
他慢慢站起来，扶着床沿，抬眼看了我很久。
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不是怀疑，也不是责怪，像是想从我脸上找出点什么，又怕真的找到。
“可能是哪天洗脚的时候落水盆里冲走了。”他最后说，声音很平，“算了，一块旧表。”
他转身去了厨房，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低着头吃，一口也尝不出味道，面条往下咽，像咽一把沙子。
临走那天，他送我到汽车站，往我兜里塞了一包煮鸡蛋，还热着：“路上吃。”
我接过来，目光不小心落在他的左手腕上。
那里有一圈比别处白很多的印子，是戴了三十多年表留下来的。那圈白印子在冬天的阳光下，空荡荡的，刺得我不敢再看。
我上了车，没有回头。
此后三年，我很少回老家。
电话里，父亲从来不提表的事。他只问：“吃了没有？”“生意咋样？”“林婷肚子大了，要多吃点好的。”我一句一句应着，每次挂了电话，心里都空一块。
妹妹周丽的电话是最难接的。她比我小三岁，脾气直，嗓门大。
“哥，爸一个人过年，你为什么不回去？嫂子带孩子，我知道。可你一个人也不回去吗？”
“店里忙。”我说。
“忙到连爸生日都想不起来？”她的声音发颤，“哥，爸这两年身体不如从前了。上次我打电话，他说腿疼，下楼都扶着墙。他不让我告诉你。”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还有件怪事。”周丽顿了顿，“邻居张婶说，爸每个月初五都要出趟门，穿得整整齐齐，说是去县城办事，一去大半天才回来。问他办什么事，他也不说。”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随口应了一句：“老人嘛，也许是去领退休金。”
“退休金是每月十号发。”周丽说，“初五，哥，他初五去哪儿？”
我答不上来。
后来我自己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羊汤馆靠着外卖和老顾客熬过了第一年，第二年扩了店，第三年开了两家分店。儿子豆豆会走路了，会含含糊糊地喊“爸爸”。家里的日子宽裕起来，我却在每一个夜里睡不踏实。
有天夜里，我对林婷说了实话。
我说，三年前我偷了我爸的表，拿去当了。
林婷放下手里的奶瓶，看了我很久，没骂我，也没哭，只说：“你呀，你这是欠了你爸一件东西，不是欠了钱。”
“我想去赎回来。”
“那就去。”她说，“越快越好。”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我，站在恒信典当行门口，攥着那张当票，指节都泛白了。
我推门进去。
何老板还在，头发白了许多，仍旧戴着那副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正拿一块绒布擦一只铜香炉。他抬头看见我，擦东西的手停了。
“老板，我来赎东西。”我把当票放到玻璃台面上，“三年前当的，一块上海牌的手表。”
何老板没有看订票。他看着我的脸，看了足有半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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