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我们泰北云南人大转型时期，泰国政府已经给三五两军（也就是俗称93师）的人发了公民证，我们不再是没有国籍的孤军。
但我们的部队还在，名称叫“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或“泰北民族爱国志愿军”。这里的爱国当然是指泰国，是属于泰国军方管理的民众武装，这是明面上的。私下里大家还是习惯叫三军，五军，师长团长等职务，还是按照以前的晋级程序来处理。
但是到底要依靠武装力量继续在金三角地区与缅甸各种势力来争霸，还是真正融入泰国社会，走和平发展的路？估计领导者还在摇摆。我们成长起来的孤军第二代，大部分人已经利用泰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舞台安身立命了。去台湾或者清迈曼谷打工，还是在家靠种植经济作物发财，那时都有很多路子。人有路子就不会再想过刀口舔血的打杀生活啦。
唐窝的第三军指挥部
因为我大哥一直在部队上，家里已经“两丁抽一”了，所以我就不用当兵，有机会读到华文初中毕业，还读了泰文，我又比较活跃，热爱文体活动，在勐芳组织过青年运动会，随后也参加了“泰北青年会”等组织，我以为这就是发展文体的民间社团，不料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这年9月，我正在开垦梯田，挖掉古茶树，准备改种大叶茶。父亲知道后大骂我：再敢挖古茶树，就把你的脚砍掉。
我没把父亲的话当回事，还是挖山不止。当时我参与管理父亲的茶园，茶厂和公司，业务都很好，我已经开始按照自己新的思维准备扩大经营规模了。我认为古茶树是野生野长的，东一株西一株，布局不美观；我准备建民宿客栈来接待曼谷清迈的游客，要把周围环境布置成美丽的景观。后来才知道古树茶值钱——普洱茶畅销的那些年（2005—2016年），中国茶商专要古树茶制成的普洱春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就是真正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考科战役云南人参战纪念碑，落款是“泰北民族爱国志愿军”
当年9月18日，突然接到三军李朝柱大少爷的通知，命令我去迈宏颂府报到。当时三军部队正与张奇夫部队发生冲突。我自认为不是军人，只是“泰北青年社”的人员，应该没有义务去打仗吧？况且他们来征用车辆时我也送去帮忙了。所以就没有去。
过了二十多天，朋友又来通知我：不去不行，大少爷生气了！我和大少爷私人关系还可以，在他面前说得上话，于是前往唐窝总部报到，准备当面和大少爷解释。自驾车到了热水塘新村王世杰家。而从热水塘去唐窝是弯多坡陡的泥土山路，又赶上雨季，小车很难行走，后来好友王世弼亲自送我上去。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军部大门口，只见那里站着四个荷枪实弹的军人，其中鲁杰、查天明（二人已故）、张建生我都认识。他们走上前对我说：上级命令，一定要用绳子捆起来！我不反抗，也没问为什么，任由他们捆绑。因为是熟人，倒也没把我捆得多难受。随后他们让我往前走，我便直接朝指挥部方向走——我天真地以为，凭我和大少爷的交情，他最多训斥、责骂几句，我好好解释一下就完事。
但他们说：往左边走！我当时就懵了，因为左边是用来关囚犯的木栅栏（俗称“猪栏”）和土洞。
我只好往左边去。大约走了一百多米，见到两个“猪栏”，里面已经关着一个姓李的囚犯；旁边有个草棚，中间是直径一米左右的洞口，上面压着五六根很重的大原木，下面就是令人恐怖的土牢。我走到那里时已有两个士兵在等候，又对我说：上级命令，一定要戴脚镣！很快，一条很粗的铁链——和我家养大象时用的铁链一样粗——把我的双脚锁了起来，再也迈不开大步。锁脚的链子上还用一根四寸钉钉紧。砸钉子时我很紧张，生怕他把钉子扎进肉里。
手没有被铐。四个人把盖着的大原木移开，让我手扶竹梯慢慢下洞。我下到洞底后，他们把竹梯抽走，再用大原木盖上。不见天日，只看到一丝光线。洞深五米左右，直径只有一米半，根本无法伸腿睡觉，只能弯腰侧躺，像虾一样蜷着。后来有人告诉我，之所以给我戴脚镣，是因为我学过武功。其实再会什么武功，在土洞里也施展不开——那些能飞檐走壁的，武侠小说里才有。
AI绘的土洞
洞底中央堆着多年来从洞口落下的灰尘垃圾，约有七十公分厚，把本来不大的空间又隔成两半：人睡一边，像虾一样弯着腰躺下；另一边当厕所。
洞里可以点一根小蜡烛。把洞底点亮时，只见洞壁爬满了上百种小虫，密密麻麻，在外面根本没见过，看了令人浑身发痒，反胃得想吐。洞里氧气有限，蜡烛点着会影响呼吸，只好赶紧吹灭，以为可以对那些小虫“眼不见心不烦”。可它们却会主动爬到我这个“闯入者”身上，抹都抹不掉；再加上空气污浊，根本无法休息。
那时我反复在想：我又没当过兵，凭什么用军纪来处置我？为什么要给我受这种残酷的苦刑？我在心里诅咒了无数遍：让所有陷害我的人都遭天诛地灭！结果不到二十年，陷害我的人中，有三个（这里就不提名了）一个个惨死了。
41年前就是在这里被捆的
当晚也许是太累，也许人在绝望之下会麻木，不知半夜什么时候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还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睡在这里？当发现昨天在对面解的大便奇臭无比，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已经身陷土牢！
发现我有动静后，土洞上面关在“猪栏”里的人对我说：“老兄，你昨晚的大便怎么处理？”我告诉他，就解在对面，像猫一样用土盖上了。他说：不能这样，要把报纸铺在地面，解在报纸上，把大便包起来，再用塑料袋装好扎紧、不透气，就不臭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恶心。当时我非常感激这位难友的提醒——看来他坐牢都学到这种令人寒心又窝囊的知识了。唉！
看守每次送饭是用竹篮吊下来，上面放着用塑料袋装好的简单饭菜。其中有个看守张治平，是我在贺肥读书时的同学，我就和他说：我想看报纸，给我找几份旧报纸来吧。张治平同学就给我送来好些旧报纸，真感谢他。收到报纸后，我就按照“猪栏”里难友教的办法处理大便，臭味果然减弱，第二天晚上就好睡多了。
唐窝三军指挥部的大门宣传照，还是突出泰国皇室
就这样，居然一天比一天能适应。每天不分白天黑夜，醒了就呆坐，或站立着，但空间太小没法走动；困了就像虾一样弯着睡，也不觉得难过了。当时我没想太多，也没有恐惧感，因为我觉得，我和大少爷之间没有什么血海深仇，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最多是听信了个别小人诬陷我的话，或者只是了整顿这个半军半民泰北部队的纪律，拿我开刀，起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吧。
关到第五天早上，有人把竹梯放下，在洞口叫我上来。我欣喜万分，以为可以自由了！可爬到上面，他们又说暂时还要关在“猪栏”几天，然后把我的两副脚镣打开，让我自由行走。吸到上面的新鲜空气时，才觉得空气是这么香呀！
在“猪栏”里又关了三天两夜，到第七天早上传达正式命令：可以放我回家了，但要王世杰（泰北青年社总干事）来保我；回家后还要继续去迈宏颂府服务，为他们卖命。到这个时候我也不好再问“为什么”了，恢复自由太珍贵啦！
当年的土洞，被填平了
释放我这天，刚好是我满三十六岁的生日（公元1985年10月18日）。来接的家人和很多好友已等在热水塘村，还送我去观音寺拜拜，并在热水池里洗澡——洗去污垢，洗掉霉气，换掉穿了整整七天的衣裤，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样。
经过这次波折，我感悟很多。我已结婚十六年，却还没有子女，父母一直逼我再婚，我都一直拖着，没当回事。遭此一劫，我突然想到：如果死在土洞里，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这条命就太悲催了。我们华人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还是再找一个太太吧。
我二十岁第一次结婚是父母安排的。虽然我和太太是贺肥读初中时的同学，但我说不上爱她；而且我还想升学读更多的书、提升自己，所以不想过早结婚。后来经不起父母催逼，又想到家中两位姐姐都已出嫁，妹妹还在读书，大哥又当兵去了台湾，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要继承家业（经营茶生意），孝不如顺，就同意和她结婚了，遗憾的是没有一儿半女，算是缺陷的婚姻，父母按老观念要我再婚。
决定再婚后，我就要寻找一位我爱的人，于是就向自己早已关注的目标展开追求，她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马嘉琴。追求了一年多，终于得到她的同情，也得到岳母大人和亲友们的认同。她同意嫁给我，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时她才二十四岁，是清迈芳县的美女之一，接受我这个37岁的二婚中年人。真是我的荣幸，也算因祸得福吧。
现在的老李客栈
她虽是回教徒，但我们之间约法三章，各信各的教。一般来说，娶回教女孩，男方都要入回教，而我还是信我的佛教。夫妻互相尊重，也是难能可贵。
公元1985至1994年期间，泰缅边境还是战乱不断。张部（坤沙）、李部和南佤互相追杀对方的重要部下，时局就像古时的战国时代那样乱。我也是被张部当成李部的人而列入黑名单。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丢下父母家人，到缅甸瓦城去避难，并为宏邦公司开发农场。那段时间全靠我的太太照顾老小，那时我们老李村到芳县城的车路是黄泥路，一到雨季，车轮都要挂链条才能上坡，她一个女人管理家业，照顾年迈的父母，真的太辛苦了，我衷心感激她！
如今我俩已结婚四十年，有两女一男，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两个外孙子、一个孙子，可算是圆满家庭。虽不富有，但不愁吃喝，很满足啦。
回顾我坐土牢的经历，应该是我们泰北云南人这个特殊团体在转型时期观念上的冲突吧。我自以为没有当兵，过自己的泰国平民生活，没有必要去参与那些和缅甸武装的冲突；而陷害我为“逃兵”进行处罚的人，凭借的理由大概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团体，再怎么样都必须服从命令”。
往事如烟还是如水般流去都无所谓了，庆幸我们孤军第三代后已经真正融入泰国的文明管理，一切冲突按泰国国家法律来处理。
土洞，被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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