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南京刚刚解放，35军军部门前，一辆汽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一位身穿旗袍、举止从容的女士走到警卫面前，开口说道：“我叫陈修良，找一下你们军政委。”

警卫不敢怠慢，立即进去通报。没过多久，军政委何克希快步迎出。随后，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赶到现场。面对这位看似普通的女同志，他握住对方的手，感慨地说：“没想到，为南京解放做了这么多工作的，竟是一位女同志。”

这次见面，并不是偶然的寒暄。此前三年，陈修良一直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地方活动。她掌握着南京地下党组织，也承担着联络、情报、策反和城市保护等多项任务。

陈修良早年参加革命，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为了隐藏身份，她不得不与家人分离。女儿沙尚之年幼时，家中只有外婆和保姆陪伴，母亲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

有一次，陈修良回到上海与女儿短暂相聚。八岁的沙尚之看着眼前的陌生女人，迟疑地问：“您是谁？是新来的保姆吗？”陈修良听后眼眶发红，只能轻声回答：“孩子，我是妈妈。”

相聚很短，分别却很快。那时的地下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私人感情也不能影响组织安全。陈修良明白，自己一旦暴露，不仅个人有危险，身边同志和家人也可能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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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谭震林向她传达了新的任命：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曾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反动特务机构密布，地下组织屡遭破坏。这个职位表面看不见硝烟，实际却步步惊险。

陈修良到任后，没有急于扩大声势，而是从恢复联络、保存骨干、建立隐蔽关系做起。她特别重视党员质量和工作纪律，要求同志们减少不必要的接触，传递情报必须经过反复核实。

有一次，地下党员方休担心家中住着一名国民党特务，提出搬出去居住。陈修良却判断，突然搬家反而容易引起怀疑，劝他暂时留下，行事更加谨慎。后来，那名特务外出，公文包中恰好露出一份军事密码。陈修良迅速安排抄录，随后及时放回原处。这份材料，为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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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下党逐渐恢复后，陈修良把策反工作看得极重。空军飞行员俞渤就是其中一例。1948年12月，俞渤与同伴驾驶飞机起义，飞离南京，抵达解放区。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此前并不多见，这件事对南京守军的心理影响很大。

海军方面，陈修良又通过关系开展工作。1949年2月25日，邓兆祥率“重庆号”起义，舰艇驶离上海，投向人民一方。空军、海军相继出现变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裂痕更加明显。

陆军策反同样艰难。王晏清所在部队被视为嫡系力量，他本人对蒋介石一度抱有较深的旧日情感。陈修良没有简单施压，而是借助其亲属和朋友耐心沟通，让他重新思考个人忠诚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1949年3月24日，王晏清率部起义，南京守军的防线再次受到冲击。

真正决定南京命运的，是长江防线。渡江战役前，地下党搜集了江防工事、兵力部署、弹药储备等情况，并将有关材料及时送出。与此同时，地下组织还争取交通、警察等方面的人员，设法保护城市水电和交通秩序，避免战事来临时出现大规模混乱。

筹集渡江船只，是当时极为紧迫的任务。陈修良组织人员联系运输船、机动船和民用船只，将它们秘密集中到浦口一带。1949年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此前掌握的情报和准备工作，为部队行动提供了重要便利。

几天后，陈修良来到35军军部。她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显眼证件，只凭一句“找你们军政委”，便让门卫意识到来人身份不寻常。何克希见到她后，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陈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

此时的陈修良，已经连续多年生活在危险之中。她的身份长期隐藏，家人难以团聚，许多工作甚至不能留下姓名。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98年，陈修良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