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飞机经过镇江上空，看到北固山，随手写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谈到“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时，他没有只讲刘备的仁厚，而是把话题落在用人和处事上：“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于成就了事业。”

这句话看似简短，分量却不轻。刘备并非起步最早、兵力最强的人，早年屡遭挫折，先后寄身于不同势力之间。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不只是所谓“仁义”二字，更在于能够把不同来路、不同性情、不同能力的人，拢到共同目标之下。

刘备身边的核心集团，既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北方人物，也有诸葛亮、庞统等谋士。入主益州后，队伍成分更加复杂，刘璋旧部、地方士族和原有官吏，都成了蜀汉政权必须面对的力量。外来者若只顾排斥本地人，政权很难扎根。

毛泽东曾把刘备率部入川说成“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并特别肯定他能够同地方干部合作。这个评价抓住了刘备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环：占据一块土地并不等于真正拥有它，能否让原有力量参与进来，才决定统治能不能持久。

刘备对益州旧部的处理，颇有现实意味。法正、李严、黄权、刘巴等人，或是刘璋旧臣，或曾对引刘备入川持保留态度，却没有因此被一概排斥。刘备重用他们，让他们在军政事务中发挥作用。黄权后来虽因形势变化归魏，刘备仍善待其家属，没有迁怒。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内部震荡，也使蜀汉获得了一批熟悉益州情况的人才。

有一次，关羽、张飞对诸葛亮受到厚待颇有不满。刘备只说：“我得到孔明，好比鱼儿得到了水。”这句话出自《三国志》相关记载，也被《三国演义》进一步文学化。它说明刘备明白，领导者不能只依靠个人勇力，还要把善谋之人放在合适位置，并给予足够信任。

毛泽东谈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常用“鱼水”作比。不过，这个比喻并不是单纯赞美上下亲密，而是强调依存关系。刘备需要诸葛亮的判断，诸葛亮也必须通过刘备的政治威望和组织能力施展抱负。没有彼此支撑，所谓“隆中对”很难从谋划变成现实。

这也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干部从哪里来，如何与地方力量相处。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根据地由外来队伍开辟，又离不开本地干部熟悉民情、组织群众。毛泽东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本地优秀干部还要得到培养和提拔。若只信任“自己人”，队伍就会变窄，工作也难以深入。

但毛泽东对刘备的评价，并非一味褒扬。夷陵之战，是他反复提到的反面教训。公元219年，关羽失守荆州并被东吴杀害；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率军攻吴。诸葛亮等人曾劝阻，刘备仍决定出兵。陆逊采取坚守和反击的办法，蜀军深入作战，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最终在夷陵遭到惨败。

这场失败不只是军事部署失误，也暴露出刘备把私人情感带进国家决策。关羽既是部将，也是多年并肩作战的兄弟，刘备的愤怒可以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认可。毛泽东在1949年途经涿州时谈到刘备，指出他“好感情用事”，甚至“用感情代替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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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还有一层战略错误。刘备没有继续坚持“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方针，把原本可以利用的次要矛盾，提升成了眼前的主要冲突。曹魏仍是蜀汉最大的对手，孙吴虽与蜀汉有利益冲突，却并非当时最需要集中力量解决的敌人。战略次序一旦颠倒，局部胜负就可能牵动全局。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能感情用事。”这句话并不是要求人变得冷漠，而是说处理公事时，必须把个人关系、亲疏爱憎放在整体利益之后。西安事变的处理，就是从民族大局出发，争取和平解决，避免内战扩大。这样的决断，和夷陵之战形成了鲜明对照。

刘备的长处，在于聚拢人才、善待旧部、能够借助他人完成事业；他的短处，则是在亲近之人受损后，难以保持战略克制。毛泽东评点刘备，看的正是这两面：会用人，可以成事；感情失控，也可能坏事。读三国不能只看英雄悲喜，还要看一个集团怎样形成，怎样扎根，又怎样因一次判断失误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