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公司裁员那天，我的名字排在名单第三个。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九年，被老板指着鼻子骂了无数次。我早就想好了，今天走之前，要把攒了九年的火，当面全撒在他脸上。
可就在我收拾完东西的时候，他的秘书悄悄走过来，说老板叫我去办公室，让我把门反锁。我推开门，看见桌上摆着的东西，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一，天阴得像一块旧抹布。
我挤进“宏景包装设计”所在的写字楼时，才八点二十。电梯里的人比往常少，也没人说话，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紧绷。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公司群里，行政小刘半小时前发了一条通知：
“上午十点，全员会议，务必到场，不得请假。”
后面没有表情，没有“收到”，一排人沉默地点了一读。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干了九年的人都知道，宏景开全员会，从来不是好事。
我叫许宁，三十四岁，设计部主管。九年前，我拿着一份只有两页纸的简历，坐在这家公司逼仄的会议室里，对面是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国字脸，眉毛粗，眼神像钉子。
他叫贺永年，宏景的老板。
那天面试，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做一个包装盒，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说：“创意。”
他把我的作品集往桌上一摔：“出去。”
我愣在原地。
“创意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盯着我，“做包装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盒子能不能装得住东西，能不能运得到，能不能让人打开的时候，不骂娘。回去想想，想明白了再来。”
我灰溜溜地走了。三天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又去了一趟，把一份重新做的作品集，连同一个手工折出来的纸盒，一起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五分钟，抬头说：“明天来上班。”
这一来，就是九年。
这九年，我被他骂过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
入职第一个月，我做了一个化妆品礼盒的结构图，自认为精巧漂亮。他拿过去，翻了两页，“啪”地一声拍在桌上：“你这图，是给人看的，还是给鬼看的？”
第二年，我加了三天班，赶出一套茶叶包装，客户很满意。他不但没夸，反而在周会上点我的名：“许宁，客户满意，不代表你做得对。你这个内托，成本比同类高了百分之十二，你知道吗？”
第三年，我带着第一个项目组，因为一个色号的问题，被他当着全部门的面，骂了整整二十分钟。
他骂人的时候，嗓门特别大，一只手撑着桌子，另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一句话里，能夹三个“废物”。
那个“废物”的发音，我到现在，闭着眼都能听出来。
比骂人更让人憋屈的，是他的“抠”。
宏景从来没有过“加班费”这个词。夜里十点以后下班，他会叫外卖，永远是同一家的盖浇饭，十二块一份，加个蛋要自己出钱。去年冬天，全公司连着熬了两个通宵，赶一个大客户的方案，他给每人发了一个面包，保质期还剩两天。
最让我寒心的，是去年的年终奖。
公司明明接了不少单，账面看着还挺漂亮，年底他却在会上宣布：“今年效益不好，年终奖取消。”
整个办公室，没有人说话。我低着头，指甲掐进了掌心。
那天晚上，我老婆姚瑶问我：“你们老板，是不是缺德？”
“缺德。”我咬着牙说，“比缺德还缺德。”
可我还是没走。
说起来很没出息：房贷还有二十年，孩子下半年要出生，行业不景气，我一个三十多岁的设计主管，想找个同等待遇的，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忍着，忍到了今天。
九点五十分，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三十八个人，一圈一圈围着长桌坐。有人低头玩手机，有人盯着窗外，有人偷偷交换眼神。我坐在靠后的位置，旁边是设计部的赵姐，她四十一岁，在公司干了十二年，比我资历还老。
“许宁，”她凑过来小声说，“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有人看见，昨晚贺总办公室的灯，亮到凌晨三点。”
我一愣：“他经常这样。”
“不一样。”赵姐压低了声音，“清洁阿姨说，他在里面……像是在打电话，打了很多个，语气很低。”
我正要说话，会议室的门开了。
贺永年走了进来。
他今天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领口洗得发白，头发比上个月白了一大截，眼袋重得像是挂了两个小布袋。他在主位上坐下，一言不发，把一叠纸放在桌上，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那个眼神，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平时那种带着火药味的凌厉，而是一种……像是在清点什么东西的眼神。
“各位，”他开口，声音很沉，“今天叫大家来，有一件事，我要宣布。”
没人动。
“公司最大的客户，鑫达食品，上个月，申请破产了。”
会议室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人在水里扔了一块石头。
鑫达是宏景最大的客户，占了我们全年订单的百分之四十。他们一垮，宏景的现金流，等于被人抽走了一根大梁。
“账上的情况，我不想多说。”贺永年的声音没有起伏，“总之，公司必须裁员。”
“裁多少？”有人问。
“十二个。”
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会议室的温度，往下掉了好几度。
他拿起桌上的那叠纸，抬起头，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念。
“设计部，赵玲。”
赵姐浑身一震，脸一下子白了。
“工程部，孙海。”
“财务部，周莉。”
“设计部，许宁。”
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他嘴里，平平淡淡地吐了出来，就像念一个陌生人的快递单号。
我没有动。
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嗡嗡作响，周围的声音像隔了一层水。我听见有人倒吸凉气，有人小声哭泣，有人拍了一下桌子。
我只觉得，一股火，从脚底，一路烧到了天灵盖。
九年。
我在这家公司熬了九年。他骂了我九年，克扣了我九年，现在，一句“裁员”，就把我打发了？
我站起身，看向主位上那个人。
他也抬起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没看懂。
我张了张嘴，想把心里的话，全部倒出来，却在那一瞬间，听见他先开口了：
“具体的补偿方案，行政会跟大家一一对接。散会。”
他合上文件夹，转身出了会议室。
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震得桌上的水杯晃了晃。
我的那句话，卡在喉咙里，像一块烧红的炭。
下午，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被裁的十二个人，围在茶水间里，有人在抹眼泪，有人摔了水杯，有人对着墙壁骂了一句脏话。
“什么黑心老板！”孙海一拳砸在流理台上，“年终奖不发，加班费不给，现在说裁就裁，良心被狗吃了！”
“就是！”财务部的周莉哭着说，“我刚还完了房子的首付，下个月就……”
“他活该！”有人冷笑，“这种人，早晚破产！”
赵姐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手里攥着一包没拆封的纸巾，眼睛红红的。
我靠在门边，听着他们的骂声，心里却奇怪地，没有半点痛快。
“许哥。”
我回头，看见设计部的小夏，探头探脑地站在门口。
小夏是今年刚入职的新人，二十三岁，圆脸，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总带着点怯意。他不在裁员名单上。
“许哥，”他压低了声音，“我……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吧。”
“我昨天晚上，忘了拿充电器，十一点多，回了一趟公司。”他咽了咽口水，“贺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听见里面有人在打电话。”
“他经常熬夜，不稀奇。”
“可是，”小夏的声音更低了，“我听见他说，‘求您了，我就这一个请求，您帮我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的简历’。”
我愣了一下：“什么孩子？”
“我不知道。”小夏摇摇头，“我只听见他一直在说，‘求您’，‘拜托’，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那个声音，我从来没听过。”
“许哥，贺总那种人，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我没吭声。
我的眼前，浮现出九年里无数个画面：他拍桌子，骂人，摔图纸，把我的方案扔进垃圾桶。
可我没有一个画面，是他低声下气求人的样子。
“你想多了。”我拍了拍小夏的肩，“也许是在跟银行说话。”
“可是……”
“好了，你先去忙。”
他讪讪地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工位，开始收拾东西。
一个纸箱，几个相框，一只用了六年的马克杯，一盆已经半枯的绿萝。我一件一件往里放，动作很慢，脑子里却一直转着那个声音：“求您了。”
下午三点，行政小刘走到我桌前。
她今年二十六岁，是个性格软软的姑娘，平时说话都不敢大声，此刻她的脸色，却有点奇怪：既紧张，又带着一点说不清的郑重。
“许哥，”她小声说，“贺总让你过去一趟。”
我一愣：“现在？”
“嗯。”她顿了顿，压低声音，“他让你到了之后，把门反锁。”
我的手，停在了半空。
反锁？
“他说了什么吗？”
“没有，”小刘咬着嘴唇，“他只说，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站起身，心里翻江倒海。
好，来得正好。
我早就想好了。这九年的账，今天，我要一笔一笔，当面跟他算清楚。我要问他，年终奖去哪儿了，我要问他，为什么骂我骂得最凶，我要问他，凭什么在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把我裁了。
我一路走过空旷的走廊，脚步声在地砖上回荡，每走一步，心跳就重一分。
贺永年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
那扇厚重的木门，漆都掉了几块，门把手上有一道深深的磨痕。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三下。
“进来。”
我推开门。
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开了一盏旧台灯。空气里有一股泡面和烟草混合的味道。贺永年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背对着我，面朝着窗帘，一动不动。
办公桌上堆满了图纸，一只泡面桶，半截没抽完的烟，还有一只冷掉的茶杯。
“关门。”
我顺手关上，咔哒一声，把门锁拧上了。
他慢慢转过椅子，面向我。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一条一条的，像刀刻的。
“坐。”
我没有坐。
“贺总，”我的声音带着刚压下去的火气，“我时间不多，有话直说。”
“不急。”他看着我，嘴角动了动，似乎想笑，却又没笑出来，“许宁，你骂我，骂了九年了吧？”
我愣了一下。
“在厕所里骂，在群里骂，在你老婆面前骂。”他的声音很平，“我都知道。”
我的脸，一阵发烧。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只牛皮纸袋，轻轻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
“看看吧。”
我盯着那只牛皮纸袋，没有动。
“打开。”
我伸手，抽出里面的纸。第一份，是一份厚厚的《个人房产抵押借款合同》，抵押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贺永年。
抵押物：临川市老城区，建国路32号，三室一厅，住宅。
借款金额：八十万元。
日期，是昨天。
我的手开始发抖，翻到下面一页。
那是一张泛黄的转账凭证复印件，边角有折痕。付款人：贺永年。收款方：祥云食品有限公司。金额：贰拾壹万叁仟元整。
日期，是三年前的三月十七日。
我整个人，像被一道雷劈中，僵在了原地。
我认得这笔钱。
三年前的三月，我主导的“祥云”春季礼盒项目，因为我的疏忽，把一个专色的色号，标错了一位数字。成品印出来的时候，整整十万套包装盒，红得发暗，像凝固的血。
祥云的采购，当场就黑了脸，要求全额退货，并索赔二十一万三千元的物料与误工损失。
我记得，那天我站在车间里，腿软得几乎站不住，整个人像被人抽了魂。
二十一万，是我两年的工资。
我准备好了辞职信，晚上，一个人坐在天台上，对着夜风抽了半包烟。
第二天，贺永年把我叫进会议室。当着祥云采购、全部门同事，劈头盖脸，骂了整整四十分钟。
“废物！”他拍着桌子，“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也犯？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知不知道，这十万套盒子，是多少人的饭碗？”
“你自己说，你该怎么赔？”
我站在那儿，脸烧得像着了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字也答不出来。
骂完之后，他转向祥云的采购，换了一种语气：“张总，这件事，是我们宏景的责任。损失，我们公司承担。该赔多少，赔多少。”
事后，采购走了。我也被他罚了一个月奖金，调离了“祥云”项目组。
至于那二十一万，我一直以为，是公司的赔付，或者是保险。
我从来没问过。
此刻，那张转账凭证，就摊在我眼前，付款人，赫然是“贺永年”三个字，不是公司，是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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