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乌鲁木齐河畔，王震和水利工程师樊宝兰站在结冰的河滩上，望着一堆等待搬运的石料。北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施工现场却没有停下来。那条后来被称为和平渠的引水工程，正面临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七千立方米石料，如何运到数十里外的渠线上？
樊宝兰做过测算。石料要从较远的采石点运来，若使用一百辆汽车，至少也要三十天。可当时的新疆，汽车数量十分有限，燃料、道路和维修条件更是捉襟见肘。没有现代运输工具，工程就只能依靠人力。
“照这个条件，恐怕要拖很久。”樊宝兰说。
王震没有争辩，只是指了指正在赶制的木制爬犁：“汽车少，不等于办法少。二十天，先把石料运到。”
这句话听起来近乎冒险。可王震并不是凭空乐观。他很清楚，修渠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也是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干部作风的较量。设备不足，就改用人力；道路不通，就把运输任务拆解到每一个人、每一副爬犁。
爬犁所需的木料和金属部件并不充足，部队便就地设法筹集。工匠和战士昼夜赶制，运输队很快铺开。每副爬犁装上石块，由数名甚至十几名战士牵引。路面结冰，石块沉重，绳索勒进肩膀，走一趟并不轻松。
乌鲁木齐的冬天，水汽少，寒风却厉害。人一旦停下，汗水很快变冷，衣服也会发硬。许多战士不敢长时间歇息，饿了就吃随身带的干粮，渴了便喝热水。运输距离不断增加，队伍仍然一趟接着一趟往返。
有意思的是，王震并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催促。他和普通战士一样拉爬犁，军长、师长也参加劳动。官兵之间没有特殊的运输线，谁也不站在旁边只看别人出力。这样的场面，对刚刚经历旧式军队统治的当地群众而言，冲击很大。
围观的群众逐渐多了起来。有人送来热茶和馕，有人把自家的爬犁也推到工地。起初只是看热闹，后来便变成了主动帮忙。石料运输线上的人越来越长，军队和百姓之间，也在一次次递水、让路、搭手中建立起信任。
和平渠并非凭空出现。早在民国时期，乌鲁木齐一带就有过引水工程设想，但由于资金匮乏、施工断续，原有渠段质量并不理想，渗漏问题严重。新疆降水稀少，农业生产长期受制于水源，土地即使分到农民手中，没有稳定灌溉，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王震看重的，正是水利背后的民生意义。新疆地域辽阔，许多地方年降水量很低，绿洲农业依靠河流和渠系维持。把河水引向荒地，不只是增加几块耕地，更关系到粮食、定居和地方经济能否站稳脚跟。
这种思路，与王震过去的经历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在南泥湾开展生产建设，部队既要承担战斗任务，也要开荒、种粮、修路。那段经历让他明白，边疆建设不能只靠文件和口号，必须让干部带头，让劳动真正落到土地上。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的条件逐步成熟。11月，王震率部进入迪化。摆在部队面前的不是单一的军事任务，而是治安、生产、交通、粮食和水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当地百姓生活困难，基础设施薄弱，许多事情都要从头做起。
因此，和平渠的修建很快被提上日程。樊宝兰的计算没有错，按照常规运输方式，七千立方米石料确实需要较长时间。但王震改变了作业方式：把远距离集中运输变成分段接力，把单一机械运输变成军民共同承担，把工程期限变成全体人员共同盯住的目标。
二十天里，石料一批批抵达渠线。严寒没有让工程停摆，困难也没有变成推诿的理由。1950年5月1日，和平渠一期工程完成并通水。河水沿着新修的渠段流向下游，原本缺水的土地获得了灌溉条件。
这项工程的价值，不只在于提前完成了运输任务。它让新疆群众看到，进入这片土地的部队并不只是负责驻防，也愿意承担最苦、最累、最具体的建设工作。王震所说的二十天，最终不是一句口头保证，而是由冰雪、石料、爬犁和无数双磨破的手共同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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