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墓随葬了1928件（此数不包括大量海贝和海螺）器物，这是研究妇好身份、地位与生活，透物见人的基础。根据考古报告，这些器物按照材质与功能被系统分类，各项数据清晰地勾勒出随葬品的宏观结构。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佐证了妇好崇高的社会地位，本文称此类青铜器与玉器为“大器物”。但包含499件骨笄，以及骨匕、骨梳、骨刻刀、骨镞、骨雕等“小器物”，直接被认为是日常生活、装饰或手工艺品等。另有石器、宝石制品、象牙器、陶器、蚌器，以及货贝、阿拉伯绶贝、红螺等也大抵如此。
这无形中构建了妇好墓随葬品价值的层级：居于价值阐释核心、以铜玉为代表的“大器物”因其材质珍贵、体量突出、纹饰庄严等特征，且与甲骨文记载、礼仪制度高度契合，自然成为构建妇好宏大历史叙事的核心材料。而数量更为庞大的骨、石、陶、蚌、贝等材质“小器物”则被推向边缘，其具体的、情境化的日用功能被严重遮蔽，而其与“大器物”同样具有的“礼器”功能更难以彰显。
妇好墓的“大器物”主要埋藏于椁室与棺室内，“小器物”则主要出土于墓室填土内。鉴于上述问题，本文主要从共存、组合与情境的角度分析妇好墓填土埋藏器物的组合与功能，并就墓葬中“小器物”研究的方法、价值与意义进行讨论。
一 妇好墓墓室填土内埋藏器物自上而下被分为六层：
第1层距墓口深1米，在墓室中部埋陶爵1件；第2层距墓口深3米，在墓室东北部埋玉臼1件；第3层距墓口深3.5米，在墓室中部偏北，埋石铲和刻鸱鸮纹的石磬各1件；第4层距墓口深4.3米，在墓室中部偏北，埋有排列较整齐的一组器物，包括2件带柲铜戈，1件弓形器，20件骨镞，10件铜镞，60余枚海贝，一组小铜泡，3件玉嘴形饰等；第5层距墓口深4.6米，在墓室中部偏西埋1件玉戈，偏南埋1件玉圭。（图一）
图一 妇好墓填土第1-5层器物分布图
第1层：1320（后补号）陶爵 第2层：1.玉臼 第3层：2.鸱鸮纹石磬3.石铲 第4层：5.小铜泡一组 6.铜弓形器 7、8.骨镞各一组 9、10.铜戈 11-13.玉嘴形饰 第5层：14.玉戈 15.玉圭（虚线部分表示第6层随葬器物分布位置）
第6层埋藏器物最多，也是妇好墓埋藏“小器物”最为集中的区域。该层距墓口深5.6米，在墓室中部偏南放有450件重叠在一起的骨笄和3件象牙杯，范围南北长0.6米、东西宽0.41米、高约0.25米。这些器物放置整齐，边缘较直，在不少骨笄上还粘有红漆，发掘者认为这些器物原是装在一个长方形“木匣”中。经室内细致清理发现，木匣最上层是2件夔形鋬象牙杯和1件带流虎鋬象牙杯，在其旁侧，散放着夔形头笄；下层有鸟形头笄和少量夔形头笄；再往下是方牌形头笄，最下层为大量鸟形头笄。（图二）
图二 妇好墓填土第6层器物分布图
16.玉盘 17-19.石鸟 21-22.小骨刻刀 23.玉援铜内戈 24、28、32.玛瑙珠 25.石豆 26、37、102-104、106-107、112、114、119、151、152、155.骨笄 27.大海贝 29-30.陶埙 31.铜戈 33.铜丁字形器 34-35.铜镞 38.玉戚 41.铜镜 99-101.象牙杯
在“木匣”之南放有成堆的器物，共八十余件，可分为两层：上层有玉盘1、铜内玉援戈1、石豆1、石鸟4、小骨刻刀2、阿拉伯绶贝1、陶埙2、铜丁字形器1、铜镜1、铜镞2，以及散乱的49件骨笄；下层中部有铜弓形器1、铜镜2，在铜镜的南侧有不少小型雕刻，计有：小石牛、孔雀石兽头、石蝉、小石罐、小石罍各1件，石壶形器2件；南端亦有铜弓形器1，在弓形器西北侧有玉管、小玉璧、骨匕、蚌蛙、蚌戈、红螺壳各1件，另外还有玛瑙珠9，朱绘骨片2，以及玉璇玑1件。
发掘报告所称的“椁顶上层”距墓口深5.7米，与第6层深度只相差10厘米，而距椁顶尚有0.5米。严格意义上来说，“椁顶上层”与“椁顶”这两层均位于墓室填土内，本文称其为第7、8层。（图三）
图三 妇好墓填土第7、8层器物平面图
第7层：甲—丙.殉人 丁.人头 A-E.殉狗 303.陶埙 307.玉圆箍形饰 308-310.铜镞 312.绿松石片 315.石牛 316.小石磬 317.铜斝 318、320.铜尊 319.硬陶罐 第8层：321、322.玉簋
第7层除有4个殉人与5条殉狗外，在墓室东北角放1件铜尊，东南角放铜尊和铜斝各1件，三件均有“子束泉”铭文。在尊（M5∶318）的北边有1件硬陶罐，墓室西壁中部放“妊冉入石”刻铭石磬，墓室中部有“司辛”刻铭石牛，在石牛之南有玉圆箍形饰、陶埙各1件，另有3件铜镞和一块较大的绿松石片。
第8层距墓口深6.2米，在墓室中部偏北放白色和绿色玉簋各1件。其中西边白色玉簋内有2件骨勺和1件铜匕。
据报告可知，填土内器物编号从1至少到329号（329号铜匕与铜钩形器重号）。据此编号，经核查报告内容可知，有些器物应是填土内出土，但在“随葬品的陈放位置”一节中未明确说明，特别是第6层埋藏器物数量众多，器物个体较小，且相互叠压，难以在平面图上全部呈现。在“第6层部分器物分布图”中标注的最大器物编号是标本155号骨笄，在第7、8层器物分布图中标注的最小器物编号是标本303号陶埙，据此判断，第6层中还有156-302号标本，以及第16-155号部分标本都没有具体情况说明。96号龟形骨刻刀，50、58、76、81、89号骨蛙，77号成束铜镞，38号玉戚、72号玉纺轮、85号管状珠、94号玉环，49号石龙形钮器盖、79号石方形器盖（二者在器物描述中明确说明是在第6层填土中）、51与300号石锤、86号穿孔石球、71号柄形器、61与301号石熊，42号孔雀石蛙、52号孔雀石蝉，62、64、80、82号石髓圆形珠，49号骨虎、128号骨圆片应位于第6层填土中。而303号玉熊（与第7层中的陶埙编号相重复）、325号骨梳虽然编号已超出了第6层器物编号，但从功能分析，极有可能也是第6层器物。
二
在考古学研究中，“共存”、“组合”与“情境”是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核心概念，共同构成了从物质遗存解读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基础分析框架。
共存是一个基础的地层学概念，指在同一考古学单位（如一个文化层、一座墓葬、一个灰坑）中同时出现的各种遗物或遗迹。其核心意义在于为遗存提供了共时性的客观证据，是进行分期断代和文化比较的起点。组合是在“共存”基础上的提炼与升华。它特指在特定考古单位中，按照一定功能或文化逻辑集成的一套器物或遗迹。组合强调遗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并存。情境是围绕考古遗存的所有相关环境与关系的总和，包括其出土位置、共存关系、文化背景以及过去行为者的目的和解释者的分析目标。情境分析要求将“组合”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通过比较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发现隐藏的文化逻辑和象征意义。
三者构成一个分析链条：通过考古发掘记录遗存的“共存”关系，根据功能或文化模式归纳出“组合”，再将“组合”置于多维度的“情境”中进行综合阐释，最终解读人类行为与社会结构。“共存”是构建“组合”的客观基础，“组合”是“情境”分析的核心对象，而“情境”则是赋予“组合”以文化意义、实现“透物见人”的最终阐释框架。
从葬仪顺序来说，回填墓室（包括墓道）已接近葬仪结束时刻。在回填过程中举行某种落葬仪式，填埋相应器物的行为在殷墟墓葬中并不少见，但多发现于中高等级贵族墓，特别是商王陵，可见这与墓主的身份有直接关系。在回填并举行各种仪式时，自然是离棺椁越近就越早举行仪式、填埋器物，因此本文从第8层到第1层顺序分析如下。
第8层即椁顶之上放置2件玉簋，其中白玉簋内还有2件骨勺和1件铜匕。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虽然玉器连绵不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但从器类来说，玉质容器数量屈指可数。在殷墟王陵大墓中有一些残件，这2件玉簋与第6层出土的玉盘是迄今殷墟出土3件保存完好的玉质容器。骨勺柄部细长，两端上翘。铜匕头端作货贝形，中心稍内凹。虽然是实用器，但骨勺与铜匕都制作精良，类似器物在殷墟发现极少，甚至是唯一的。玉簋与勺、匕组合，自然表达的是盛装与挹取食物。
除殉人与殉狗外，第7层的器物可分为5组，第1组为3件“子束泉”铭铜器，第2组为“妊冉入石”刻铭石磬，第3组为“司辛”刻铭石牛，第4组为硬陶罐，第5组为玉圆箍形饰、陶埙、铜镞和绿松石。从位置来说，第1、2、4组器物均位于墓室边缘，第3、5组则位于墓室中部。
妇好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达7.5米，椁顶距墓口深6.2米，这说明椁室深约1.3米。椁室是用原木搭建起来的空间，内放随葬品和木棺。历经三千年埋藏，这些木质棺椁早已腐朽，造成的结果是椁室之上的填土会因椁室腐朽失去承重能力而下陷，越靠近下部、中部，填土下陷得越严重，甚至会塌陷成空腔，而靠近墓室边缘的填土因有二层台承重，基本不会下陷。这种现象在殷墟墓葬发掘中十分常见，越是高等级的贵族墓，墓室与椁室也都越大，塌陷也最严重。第6层与第7层相距仅有10厘米，据笔者的发掘经验判断，第7层第5组体量较小的器物，极有可能是第6层塌落下来的，从空间位置来看，第6层木匣之南的器物与第7层石牛之南的第5组器物也基本是上下垂直相对应。第5组的陶埙与铜镞在第6层中也有，而玉箍形器和绿松石应是第6层妆容器物的一部分。
如此可见，第7层器物是以中部的“司辛”石牛为中心，发掘者认为“此石牛有可能是武丁为妇好所作”，而四周则是子束泉、妊冉等人供奉给妇好的随葬品。事实上第4组的硬陶罐同样应是他人从南方或东南方供奉给妇好的，只是不见文字材料。该型硬陶罐在妇好墓另外还有2件，可惜确切位置不明。以武丁为首，至少有4人为妇好供奉或制作了器物，放置在同一层内，这不应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该层中的4个殉人与5条殉狗可能也与其有内在联系。
第6层器物主要分为木匣内及木匣南部两部分。木匣之中及其南部的499件骨笄用于束发或装点冠饰，无疑是妆容器物。但与普通贵族相比，作为王室成员的妇好，其所使用的骨笄不仅仅数量多，而且制作工艺精湛，其中夔形头笄最具代表性。截止目前，殷墟出土此类骨笄数量不多，仅妇好墓就有35件。而且数量众多的骨笄并非一次性全部使用，其应用于多种不同形制的冠饰，满足妇好出席不同公共活动时佩戴不同冠冕的需要。据此可以判断，仅仅是骨笄，就可以从形制、数量，装饰的冠饰的形状、数量等展现出妇好作为王后的独特身份。与之相比，普通的平民可能仅能用一根或几根骨笄束发而已，这种差别在当时特定的场景之中同样是一望而知的巨大差异，同样体现出王后的威仪、地位。这与后世的历代皇帝与皇后的冠冕是一脉相承的。
一般公众，甚至是学者都会默认三件精美的绿松石镶嵌象牙杯是饮器。但如果考虑到其与450件骨笄一起放置于木匣之中，这种共存与组合关系，如果仍认为其是饮器，则必须回答为何专门与妆容器物骨笄一起装于木匣之内？同时如果认为象牙杯也是妆容器物，又如何使用？
两件夔鋬象牙杯形制基本相同，杯身似觚，中腰微束，腹腔下部安有圆形底，身一侧近口、底处有上下对称的小圆孔，由此插入鋬榫。M5∶100杯底距口21.8厘米，通高30.3厘米。带流虎鋬杯（M5∶99）杯身呈圆筒形，上端有流，下腹部安装的底已残失，鋬靠杯身的一面，上下有对称的圆孔，其上应有榫，但已缺失。杯身高42厘米，杯底距口沿最高处34厘米。
三件象牙杯杯身一侧均有上下对称的小圆孔用于装榫以固定鋬手，器底均单独安装。如果盛装液体，榫孔及器底的密封性，以及装满液体后取放时鋬手的承重性都可能存在问题。而如果结合骨笄考量，象牙杯用于竖直插放骨笄，则十分方便。完整的夔形头笄通长22厘米，其他形制的骨笄通长13~18厘米，恰好插放于杯筒之内。如此可见三件象牙杯同样可归入妆容用具。
木匣之南的器物较为复杂，有几件器物需要仔细辨析。近年有学者研究认为穿孔石球（M5∶86）为权杖头，是“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卡约文化石锤“都出土于高级墓葬，晚期的可能已变成礼器”，第6层填土中的石锤（M5∶51）与卡约文化石锤斧类似，应受到北方文化因素影响。
第6层填土中标本49与79为器盖。2016年在陕西澄城县柳泉村九沟M4西周墓中发现一件与标本49同类器物，发掘者认为是玉印章。虽然许多学者就印面图形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基本都认为妇好墓标本49与九沟西周墓出土的一件同类器都是印章。被学者们论证为印章，除了有龙形钮外，最主要是十字界格四分的不同图形。但笔者认为，目前尚不能以“印章”为定论，主要原因是我们要充分考虑与该器物同出的器物组合关系。标本79体量稍大，其为器盖，应无争议。标本49体量较小，这也是被认为其为印章的潜在要素。但第6层填土中的石罐、石罍体量都很小，发掘者认为多是供把玩的“弄器”，笔者认为则有可能是盛装某种化妆类物质的专用器，只是有可能器体与器盖为不同材质，如漆木器等，埋藏三千余年后仅有无机质的石质器盖保存下来。
如此第6层填土内器物按功能不同至少可分成5组。
第1组，以骨笄为代表的大量装饰冠冕的器物，特别是许多小型的动物饰件可以直接插挂在冠冕之上。从骨笄数量及不同种类分析，近五百件骨笄应该足够装饰多件冠冕，以满足妇好在不同场合下使用。
第2组，以玉盘、石豆、小石罐、小石罍、器盖等为代表，这些器物可以盛放小件装饰品、化妆物品等。
第3组，以铜镜为代表，主要用于鉴容。
第4组，以弓形器、铜内玉援戈、铜镞、石权杖头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出行车马交通及军事护卫、仪仗等。
第5组，主要是陶埙，用于奏乐。
第5层玉戈与圭显然均为玉礼器。
第4层从器物摆放位置、组合关系分析，该层应该主要是戈、镞、箭箙（海贝可能是箭箙上的装饰）为代表的兵器，以及以弓形器、小铜泡装饰的笼头等车马器。该层器物显然主要呈现的是战争与交通器具。
第3层的石铲（M5∶3）形制与第7层刻有“妊冉（或释竹）入石”的石磬（M5∶316）形制基本一致，只是长度略有差别。之所以被认为是石磬，最主要是因“石”字字形如磬身，且穿孔两面有长期悬挂而形成的坠痕。而鸱鸮纹石磬（M5∶2）也为扁平长方形，近顶端有穿孔。单独把石铲与石磬放在一起，从功能上来说，实难理解。因而本文认为，二者均为石磬。
从臼孔内呈鲜艳的朱红色可推测第2层的玉臼主要用于研磨朱砂类红色颜料。另在椁室内有1件玉杵（M5∶596），发掘者认为二者虽出土位置不同，“但两者恰可配套，无疑是一套研磨朱砂的用具”。依据器物形制、使用痕迹及功能的角度推测，无疑是合理的。由此也可知，在墓室空间内，有些配套使用的器物可以分置于不同位置。朱砂在商周时期使用十分广泛，妇好墓报告中指出在棺内玉器上粘满了红色漆皮或朱砂。许多等级稍高的殷墟墓葬，都会在墓底铺撒朱砂，妇好墓更不例外。
第1层仅有1件陶爵。陶觚、爵配套组合随葬是殷墟王畿地区墓葬的最主要葬俗，墓葬无论等级高低，规模大小，一般都会随葬一套明器化的陶觚、爵。此层内埋1件陶爵表明即便是贵为王后等级的妇好，也同样遵从这一葬俗。只是与其他墓葬多放在墓葬二层台上、二层台内等距离墓主人较近的位置不同，埋藏这件陶爵已是整个葬仪的最后一个流程，陶爵距离木棺已达6.5米。且与其他墓葬中陶觚、爵成套陪葬不同，妇好墓中缺失陶觚。据此可以推测妇好葬仪虽然也遵守当时的葬俗，但对于王后来说，最普通的陶觚、爵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与其关系也是最疏远的。
从组合与功能上来说，以上8层器物分别为以玉簋为代表的宴飨祭祀器，以石牛、铜尊、铜斝等为代表的供奉之器，以骨笄、铜镜等为代表的妆容器具，以戈、圭等为代表的玉礼器，以铜戈、弓形器等为代表的战争与马车出行之器，以石磬为代表的乐器，以玉臼为代表的朱砂制作用器，以陶爵为代表的陶礼器。（表1）
表1 妇好墓墓室填土器物登记表
墓室填土内器物无疑具有共存关系。从以上分析可知，各层器物之间构成一种或多种组合关系，而每一层器物组合均表达一种情境。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填土内各层埋藏的器物看作一个组合，共同表达一种情境，即妇好逝后“升天”过程，宴飨之器表达了与亲人最后的离别之宴；武丁、子束泉、妊冉等所送器物，以及殉人、殉狗等代表亲友的送行与伴行的侍者；以妆容之器、车马器、兵器等代表妇好本人及其出行交通、护卫的场景，用陶埙等乐器演奏哀婉悠长之乐；用玉礼器沟通天地神灵；以弓形器、兵器等展现出行引导的仪仗；用石磬敲击警示、提醒之音；用朱砂净道、驱邪；用陶爵表现祭祀天地神灵的祼礼等。以食物祭祀开始（第八层），以鬯酒祭祀结束（第一层），首尾呼应，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礼仪过程。笔者认为，妇好墓填土分层埋放的器物完整地表达了妇好死后“升天”观念。
三
殷墟贵族墓一般均有棺与椁，用木板构筑的长方形椁室主要用于放置木棺与随葬品。严格意义上来说，椁室内、外随葬品的功能应有所不同。椁室内的随葬品主要是墓主人逝后在另一个世界的用品，而椁室之外的随葬品主要是用于丧葬礼仪。椁室之外的空间有椁室盖板以上的墓室，以及二层台上、二层台内，腰坑，壁龛等。
妇好墓有熟土二层台，台面距墓口深6.2米，宽约0.3米，高约1.3米。与很多其他贵族墓不同的是，妇好墓二层台上、二层台内均未放置随葬品。在妇好墓东、西两壁二层台以上有壁龛，龛内各殉一人。墓室中部有腰坑，内殉一人和一狗。
除了腰坑多用于殉狗（极少数殉人）外，妇好墓椁室以外的随葬品分层放置于墓室填土中，这与其他贵族墓区别明显。二层台台面是其他贵族墓放置随葬品（包括殉人、殉牲等）首选位置，也有极少数墓葬会放置于二层台内、填土中。与妇好墓相比，其他没有墓道的贵族墓，如花园庄东M54、郭家庄M160、大司空M303以及刘家庄北M1046等，在椁室以外放置的器物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殉人或殉牲；
其二，以铜戈、矛、镞等为代表的兵器；
其三，以铜车軎为代表的车马器；
其四，以石磬为代表的乐器；
其五，以陶觚、爵为主的陶器。
不难发现，与妇好墓填土器物相比，其他贵族墓只是放置了妇好墓填土器物的一种或几种，均没有妇好墓齐全，这可能是墓主不同身份等级的原因。但这些器物与妇好墓填土器物的功能基本一致，均表达了墓主死后“升天”的理念。
殷墟晚期，在王陵区之外发现多座“甲”字形和“中”字形大墓。但这些带墓道的大墓几乎全部被盗。从没有被毁坏的墓室及墓道填土来看，这些带墓道的贵族墓也不流行在墓室或墓道填土中放置器物，偶尔有些会在墓室填土内殉牲，但一般仍以二层台台面为主。如殷墟西区M93，在南二层台上有4件石磬，2件铜尊，1件铜觚和1件铜爵，另有铜戈、矛和陶器等，北二层台东部放有车马器，西部放有石磬，漆器及各种蚌饰。不过作为主墓道的南墓道情况略有不同，往往会在南墓道殉人，如殷墟西区M701，或放置器物，如铁三路M2118在南墓道内放置有车与铜烤炉等。
殷墟王陵大墓历经劫难，加之当年一些墓道与墓室因种种原因，未能发掘完整，如此已无法知晓墓室与墓道填土内遗存的全貌，但仅就已发掘部分仍可反映出作为商王的陵墓，其墓室与墓道填土内遗存远超王后妇好，大量的殉人、殉牲，以及用于出行升天的仪仗类器物是大宗。
M1004南墓道最北段与墓室相邻处“所放置之器物，是西北冈墓地中最重要的一处发现。器物的放置大致分为四层，下三层为武器，上一层为礼乐器”。最下一层距地表11.65~11.8米，器物多腐朽难识，从残损物推断可能有车、甲胄、盾等有机材质的器物；第二层距地表10.7米，放置141件铜盔、370件铜矛和70件铜戈，并有一个人头骨；第三层距地表9.6-9.85米，放置头向下、排列整齐的360件矛头；第四层距地表7.9米，这已高出椁室顶部1.6~1.8米，有1件石磬、1件玉棒形器和2件方鼎（牛鼎与鹿鼎）。
M1500墓室填土中分多层放置殉人头骨。另在南墓道靠近东壁、距地表6.72~6.84米夯土中，放置首尾相连、东西并列两排、头朝北的大理石龙、牛和虎各2件。
冯时认为，“（M1004）二鼎置于南墓道与墓室的交界处，这里正是墓主灵魂升天的起点”，而M1500墓“于象征升天通途的南墓道中摆有作为升天灵蹻的石龙、石牛和石虎，相同的石牛也放置于妇好墓椁顶上方的中央”，是“对墓主人于升天途中乃至入帝廷后饱食无忧的祈愿”。
实际上，除上述贵族、王后及王陵的墓葬外，殷墟一些平民墓中也会随葬以陶器为主的随葬品，多数放于二层台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椁室以外的遗存，其功能主要与墓主死后升天有关。但完整清晰表现升天历程的，目前仅见妇好墓。带墓道的高等级贵族墓，特别是王陵大墓，也应与妇好墓一样，但十分可惜多因后期毁坏，难见真容。而较妇好墓等级低的贵族墓，如花园庄东地M54、郭家庄M160等，其表现的层次不清、环节多有缺失，一方面可能与墓葬等级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这种表现的方式尚不流行。
作者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殷墟博物馆执行副馆长，主要从事夏商周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致力于洹北商城与殷墟都城布局、手工业考古、墓葬制度、社会礼制、社会结构等方面研究。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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