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爸这辈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没事”。
我妈走那天他说，我查出白血病那天他也说。
可那天，我在医院走廊尽头，看见他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手里攥着一张检查单。
我抽过来看了一眼，姓名那栏写着我的名字。
下面那行字，让我三十四年的人生，碎了……
我爸林国栋，今年六十三，开了三十一年公交车，18路，从城东化肥厂到城西火车站，全程二十七站。
他这辈子，嘴里最常说的话只有三个字：我没事。
一九九八年夏天发大水，他开着车从积水里蹚过去，一块飞来的砖头砸碎了挡风玻璃，玻璃碴划开他的左手，血顺着方向盘往下淌。车上三十多个乘客吓得叫起来，他说：“我没事。”硬是单手把车开到终点站，才去的医院，缝了九针。那年我八岁，在医院走廊看见他的手裹得像个粽子，哭了。他用另一只手揉我的头发，说：“哭啥，爸没事。”
二〇一六年，我妈陈桂芳查出胰腺癌，从确诊到走，四十一天。最后一晚，她攥着我爸的手，断断续续说了好几句话，声音太轻，我一句也没听清。我只看见我爸一直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
她走以后，我爸一滴眼泪没掉。他给我妈擦了身子，换上她最爱的那件藏蓝外套。亲戚们劝他歇一歇，他说：“我没事。”第二天一早，他照旧去了车场，请的是丧假，可他还是去了，一个人坐在自己那辆车的驾驶座上，坐了一整天。
我那年二十六岁，我觉得我爸冷。
后来我结婚，生了儿子乐乐，日子过得忙，一年回娘家的次数数得清。每次回去，他都是那几句：吃了吗，工作累不累，我没事。
两年前，他摔了一跤，肋骨裂了，瞒着不说，是邻居告诉我的。我赶到家，他坐在沙发上，脸色发白，一只手按着肋下，还在笑：“没事，小毛病。”
我火了：“爸，你能不能有一次，跟我说句实话！疼就说疼！你一辈子这样，别人想帮你，都找不着地方！”
他愣了一下，低下头，用手背蹭了蹭裤腿，小声说：“我怕你担心。”
“你不说，我才更担心！”
他不吭声了。那天我走的时候，他送到楼下，站在老梧桐树底下，一直朝我挥手。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一个小小的、佝偻的黑点，心里堵得发慌。
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他哭。一次都没有。
他也有些怪事，是我那时候没往心里去的。比如每年腊月初八，是我的生日，我妈在世时，那天必煮一碗长寿面，再配一碗腊八粥，说我是腊八生的，福气大。我妈走后，我爸把这个规矩接了过去，雷打不动。可每到这天晚上吃完饭，他一定要去终点站，说是看看老同事，一待就是大半夜，回来时身上带着一股冷风的味道。
还有去年腊八，我们一家三口在他那儿吃饭，他手机“叮”地响了一声，他拿起来看了一眼，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把屏幕扣在桌面上，半天没说话。我问他谁发的，他说：“推销的。”
我没追问。
今年三月，我开始反复发烧，牙龈出血，爬三层楼都喘。公司体检，血常规出来，白细胞高得吓人。医生看着单子，让我立刻去血液科。
确诊那天，是三月十九号，下着小雨。急性髓系白血病，高危。主治医生姓李，四十来岁，戴着眼镜，说话很轻：“最好的办法是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得先找供者。”
我老公周凯坐在我旁边，手一直在抖。他是中学体育老师，一米八五的个子，那天在走廊里，把拳头抵着墙，抵了很久。
我没哭。我脑子里全是乐乐。他才五岁，晚上睡觉必须抱着我的胳膊。
我爸是下午三点多赶到的。他从公交车上直接下来，还穿着那件灰蓝色的制服外套，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里头是小米粥。他站在病房门口，喘着气，往里看。
我靠在床头，冲他笑了笑：“爸，我没事。”
他愣了一下。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把这三个字，还给他。
他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可他很快低下头，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拧开盖子，说：“趁热，喝点粥。”声音有点哑。
从那天起，他每天中午十一点准时出现在病房，风雨无阻。保温桶里的东西天天换：小米粥、鸡蛋羹、蒸排骨、山药炖鸡。他知道我化疗吐得厉害，什么都吃不下，就蹲在手机跟前学怎么做清淡又有营养的。有一次我随口说想喝老家那种酸辣汤，第二天他就端来了，醋放得刚刚好。他自己从不吃，就坐在床边的小凳上，看着我喝，说：“慢点，别烫着。”
他一天比一天瘦，我看得出来，可我一问，他就说：“我没事。”
化疗第二周，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早上起来，枕头上一层，梳子上一层。我坐在床边，看着镜子里那个斑斑秃秃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爸那天来得比平时早。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从包里掏出一个推子，是他在小区理发摊上花三十块钱买的。
“悦悦，”他说，“剃了吧，长得难看，还不如剃干净。”
我哭着点了头。
他拿着推子，手一直在抖。一下，两下，头发落在白色的塑料布上，一缕一缕，像下了一场黑色的雪。我闭着眼，感觉他粗糙的手指一遍一遍从我头皮上滑过去，很轻，很小心，像在摸一件易碎的东西。
剃完，他把自己的帽子摘了，对着病房的镜子，拿起推子，从自己头顶推了下去。
“爸！”
“凉快。”他头也不回，一边推一边说，“我这头发早就该剃了，你看，白的比黑的多，难看。”
推完，我爸站在镜子前，一个光头老头，和一个光头女儿，并排站着。他看着镜子里的我，咧开嘴，笑了。
“你看，”他说，“咱爷俩，一个样。”
我再也撑不住，伏在他肩上，哭得喘不上气。他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
“没事，没事，”他一遍一遍地说，“有爸在。”
第一个疗程，顺利缓解。可李医生说，必须尽快做移植，否则复发风险很高。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骨髓库查了一轮，没有合适的。剩下的办法，是找半相合的亲属：父母，子女。
我儿子才五岁，不行。周凯跟我没有血缘，也不行。
只剩我爸。
李医生翻着我的病历，说：“您父亲多大年龄？”
“六十三。”周凯说。
李医生皱了皱眉：“年龄偏大，不过可以先做高分辨配型，看看结果，再评估能不能做供者。”
周凯去跟我爸说的时候，我爸正蹲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着的烟，医院禁烟，他只是闻一闻。听周凯说完，他“腾”地站起来：“抽我的！我没事！我身体好得很！”
“爸，您先做个配型……”
“抽血是吧？现在去！”
那天下午，他自己去了配型室，抽了一管血，回来对我笑：“抽完了，一点都不疼。”
他把袖口卷下来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全凸着，抖得很轻，但我看见了。
结果要等五天。
这五天，他一次都没少来。第三天，他来得比平时早，坐在我床边，欲言又止，最后说：“悦悦，你小时候，有一回发高烧，我抱着你跑了三条街……”
“记得，我妈说过。”
“你那时候才六个月。”他笑了笑，笑得很勉强，“你那时候，长得可小了，一点点。”
我觉得他话里有点怪，可药物让我昏昏沉沉，没有力气追问。
第五天，是周四，结果出来了，配型中心通知家属去取报告。我爸说：“我去，你好好休息。”他拦着周凯，一个人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天是灰的，下午三点，走廊里有推车经过的声音。
一直到四点多，我爸还没回来。
我心里不安，扶着输液架，一步一步挪出病房。周凯去办手续了，不在。走廊很长，尽头是消防通道。
我走到拐角，听见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很低，很压抑，像是什么东西被捂在喉咙里，一下一下往外挤。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
走廊尽头，消防门边，我爸蹲在地上。
他背靠着墙，整个人缩成一团，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地颤。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攥得那么紧，指节都发白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哭。
我的腿一下子软了。
“爸？”
他猛地抬头。那张脸，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满脸是泪，眼睛红得吓人，嘴唇哆嗦着，看见我的那一刻，他像被雷劈了一样，慌慌张张想把那张纸往怀里藏，一边擦脸，一边挤出一个笑：
“悦悦……你怎么出来了……爸没事……爸没事……”
他的声音破成了好几截。
“爸，你手里是什么？”
“没什么，就是……就是个化验单……”
我蹲下来，伸手去拿。他死死攥着，不肯松。我们僵持了几秒，他的手，终于一点一点，松开了。
我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印着配型中心的抬头，一行一行的数字和字母，我看不懂。
可最下面，有一行加粗的字，我看懂了：
“结论：供者（林国栋）与受者（林悦）H LA单倍型不相合，遗传学亲缘关系不支持，建议核实。”
我盯着那一行字，眼前一阵一阵发黑，整个走廊像是倒转了过来。
走廊里静得能听见输液架轮子的吱呀声。
“爸……”我的声音在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他张了张嘴，眼泪又涌出来。
“悦悦，”他哑着嗓子，“爸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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