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来电话，说家里的红薯开挖了，今年收成好，个头匀净，甜得很。末了她补一句：到时给你留一些，等晒成红薯干，我给你快递寄过来。
我说好。挂了电话，眼前就浮现出母亲蹲在院子里翻晒红薯干的样子，背微微驼着，手在竹匾里一根一根地翻，像在照看一群睡着的孩子。
我们那里管红薯叫苕。小时候家里苕多，田边地角都种，秋收的时候一担一担往回挑，屋里墙角堆成小山。
母亲把最好的挑出来下窖，说是留着冬天吃；有伤口、长得歪的另堆一处，这些多半就进了灶屋，蒸的蒸，煮的煮，剩下的一部分，就成了红薯干。
做红薯干是个慢活。头天晚上，母亲把苕洗净，大铁锅里添水，架起竹篦子，烧的是晒干的棉梗和芝麻秆。
柴火噼啪响着，甜气慢慢从锅盖缝里钻出来，满灶屋都是。我们兄妹几个围着灶台转，其实醉翁之意不在苕，在锅巴，在锅底那层焦黄的苕糖。
苕蒸到七八分熟就得起锅，太熟了切不成形。母亲不怕烫，两只手倒换着，趁热把皮撕掉，露出橙红橙红的肉。
然后一刀一刀切条，粗细全凭手上功夫。她切得极有耐心，砧板上哒、哒、哒地响，切好的条码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等着点名的兵。
第二天，母亲天不亮就起来，把苕条端出去，摊在两张大竹匾里。晒苕的日子，母亲的天就是天气预报。
她看电视只看一个节目，看完还要出门望天，望完了才放心。中午她顶着草帽出去翻一遍，下午太阳偏西又翻一遍，好让每一面都晒到。
要是傍晚天色不对，她赶忙把竹匾往屋檐下拖，一个人拽不动，就喊我们搭把手。
有一回半路落了雨点，她把外套脱下来盖在匾上，自己淋着往屋里跑，我们笑她，她也不恼，只说：淋坏了不要紧，苕干坏了就糟蹋了半个月的日头。
晒到半干的时候最好吃。外皮起了韧劲，芯子还是软的，咬一口，甜里带着苕的本味。这时候偷嘴的总是我们。
趁母亲在灶屋做饭，一个个踮着脚溜到竹匾边，抓两根就跑，躲在柴垛后面嚼。母亲其实看得见，只是喊一声：少吃点，晒干了才经放！话是这么说，手上从没真拦过谁。
晒透的红薯干硬实，收进布袋，挂在梁上。那是冬天的零嘴，也是我们上学的干粮。书包里揣几根，课间掏出来，掰一段含在嘴里，越嚼越甜，能甜到放学。
同村的孩子有的家里不做，母亲总是让我们分给要好的几个，她说过，吃食这个东西，越是分，越有。
后来我们一个个离了村子，先是去镇上读中学，再是去外地读书、安家。家里的苕田也渐渐少了，种苕费工，母亲一个人弄不动那么多了，只留屋后一小块地。
我们都劝她别折腾了，城里什么买不到，她说买的哪有自己晒的干净、放心。其实我知道，她不是舍不得那几个钱，是舍不得那几天日头底下蹲着、翻着、等着的日子。
人老了，手里得有点事做，做出来的东西有人惦记，日子才有奔头。
这些年，每年秋冬，母亲就开始张罗。挑苕、蒸苕、切条、翻晒，一样不落。她的手没有从前快了，切出来的条粗细不一，晒的火候也时常拿不准。
有一年赶上连阴天，一匾苕条眼看着长了白毛，她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第二天她又重新蒸了一锅。我说妈，超市里十块钱一大袋，您别费这个劲。她在电话里笑：袋子上印的红薯干，能跟我锅里的比？
前天收到快递寄来的袋子，沉甸甸一包。打开来，红薯干晒得金黄透亮，凑近闻，有一股混着柴火和阳光的味道。
我拿一根放进嘴里，慢慢嚼，还是那个嚼劲，还是那个甜。女儿凑过来问这是什么，我说是奶奶晒的，奶奶小时候，你爸爸就是这样一根一根偷着吃的。
她咬了一口，皱皱眉，说有点粘牙，可嚼着嚼着，又伸手拿了第二根。
我给母亲回了电话，说晒得好，比去年还好。她在那头声音一下子亮了：那明年多晒点！又说城里干，让我们少惦记家里。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把袋子口重新扎好。窗外也是秋阳，晒在身上，跟老家院子里的应该是一个温度。
我忽然想，母亲晒的哪里是红薯干，她是在竹匾里晒着日头，晒着牵挂，把这些年攒下的、说不出口的话，都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晒得干干的，好让它经放，好让它的甜，能一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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