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去世，享年58岁。

他留下三份遗嘱，但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上的安排。

当时，长子孙科34岁，次女孙婉29岁，而长女孙娫已经在1913年病逝于澳门。

在此之外，还有一个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的女儿，远在日本，尚不满十九岁。

父亲的去世，对这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各自后来走过的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在政治舞台上延续了父亲某种身份的人。

父亲去世时，他已经担任过广州市长，后来又出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与立法院长。

但孙科的政治生涯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是“国父之子”，却从未真正拥有独立于这个身份之外的政治根基。

1949年春天，孙科在行政院长任上辞去职务，从广州移居香港。

此后蒋介石败退台湾，没有通知他，台湾方面既不欢迎他，也不给他发放赴美的护照。

他在香港停留期间，寓所每天都有流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上门借贷，起初每人给十元港币，后来人数太多，改为五元，仍然络绎不绝。

后来，孙科去了欧洲，在法国住了两年，1952年转往美国，前后在海外流亡十六年。

在美国期间，孙科的生活并不宽裕，有记载说他一度买不起新书，以番薯度日。

直到1965年，他才应邀前往台湾，次年出任考试院院长，这时他已经74岁了。

考试院院长在当时的体制中是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职位，孙科在这个位子上坐到1973年去世，前后七年。

孙科晚年前往台湾，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归宿，不如说是一种安置，蒋介石需要“国父之子”在台北出现，孙科需要晚年有一个体面的落脚处。

孙科一生背负着孙中山之子的身份，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真正安放自己的位置。他的结局，是一个政治人物在时代更迭中被逐渐搁置的过程。

而孙中山先生长女孙娫的命运比孙科更短促。

她出生于1894年，是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途中留下的孩子。

1912年，她与孙科、孙婉一同赴美留学，就读于加州伯克利。

不到一年，她患上糖尿病，肾功能出现衰竭，不得不中断学业，由恋人伍澄宇陪同，聘医生和护士随行，从美国乘船经上海回到澳门，在母亲卢慕贞身边治疗。

当时孙中山正在筹划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仍然抽身回到澳门探望女儿。

但孙娫的病情没有好转，1913年6月25日在澳门去世，年仅十九岁。

孙中山后来被奉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而他的长女没有活到能够以“孙中山女儿”的身份被历史记住的年纪。

她被葬在澳门大西洋坟场，1932年迁葬到翠亨村附近的孙家墓地。她的一生几乎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留下的只是孙中山家庭在革命动荡中付出代价的一个侧影。

次女孙婉比姐姐多活了66年，她1896年出生在檀香山，与父亲同月同日生。

在美国留学期间，孙中山嘱托在哈佛读书的王伯秋关照她，两人后来结婚，生下一女一子。

但王伯秋在南京已有妻室，孙中山得知后态度明确：除非与原配离婚，否则不承认这桩婚姻。

最终，孙婉与王伯秋分手，两个孩子留给了男方，此事对孙婉的打击很深。

1921年，她回到澳门母亲身边，经孙科介绍，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戴恩赛结婚。

戴恩赛答应卢慕贞婚后长居澳门，两人在澳门孙公馆成婚，婚后生女戴成功、子戴永丰。孙中山为外孙女取名“成功”，为外孙取名“永丰”，都与自己当时的政治经历有关。

但安稳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戴恩赛后来出任驻巴西公使，孙婉随行，孩子托付给澳门的卢慕贞。抗战期间，戴恩赛的海关职务中断，八年没有固定收入，夫妇二人身体都出了问题。

1949年之后，他们移居澳门。儿子戴永丰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1952年在宿舍突然去世。戴恩赛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几年后也去世了。

孙婉在澳门又生活了二十多年，1979年病逝于镜湖医院。她在澳门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北京方面支付。

孙婉的一生，两次婚姻都没有走到圆满，晚年接连失去丈夫和儿子，最终在澳门平静离世。

她与父亲同一天生日，却从未真正走进父亲那个以革命为中心的世界。

孙中山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宫川富美子，生前并未公开承认，也未曾出现在他的遗嘱或家庭记录中。

宫川富美子1906年出生在日本横滨，她的名字“富美”在日语中与“文”同音，取自孙文的“文”。五岁时，她被送给横滨宫川梅吉家做养女，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里学做裁缝。

她的身世在很长时间里被周围的人刻意隐瞒，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才从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的生父是孙中山。

1977年，宫川富美子带着长子参观了台北的“国父纪念馆”；1980年，她又到南京拜谒了中山陵。1990年，她因肝癌在横滨去世，葬于真福寺。

她一生没有以孙中山女儿的身份向任何人提出过要求，也没有因此改变自己作为普通日本女性的生活轨迹。